【“三大体系”建设】中国政治学这十年

    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喜迎二十大系列讲座“中国这十年”举行第三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以“中国政治学这十年”为主题，结合自身关于世界政治和比较经济等方向的研究，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 
    一、中国政治学资源的外部性

    （一）政治学具有国家性
    中国政治学从引进到现在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学习引进的都是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政治学。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没有政治学，那时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它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从1980—2010年这30年，美国政治学在中国的影响最大，它的方法论是理性选择主义。
    梳理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的都是那个时代最强国家提供的思想和方法。就理论体系而言，不光是政治学还有社会科学两大主义，一个是社会中心主义，另一个是国家中心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理论总结，比如英国、美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商业集团，商业集团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在理论上形成了自然权利、契约论、自由主义、财产权等概念，也叫做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是德国提供的，德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皇帝和官僚集团的作用很重要，根据这一条经验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
    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从革命到解放再到现代化主要是政党推动的，因此，政党在后发国家的作用和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政党是一个社会集团的概念，但是在后发国家，例如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和建设者，而不是一个社会组织。
    （二）理论体系是由核心概念支撑的
    诸多概念矩阵支撑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体系，耳熟能详的有自由、民主、法治、治理、合法性，这些概念的流行会变成观念，观念会变成社会方式，约束着我们怎么思考、怎么认识世界。核心概念下面是方法论，即靠什么样的方法论研究这些概念和理论体系。方法论的背后是史观问题。从基佐到约翰·密尔，他们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这个制度主义看起来是客观的、中立的、静态的、法条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但事实是，为了支撑这样一个世界观或历史观，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二战以前流行的主要是制度主义，二战后出现了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新制度主义等。这些方法论看起来是非常科学的，但背后塑造的史观都是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政府。比如理性选择主义强调个人偏好，要求个人权利、选举权等。因此，福山在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响彻云霄的结论“历史终结论”，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最好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方法论与史观的关系。
    目前，中国政治学本身的方法论和史观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政治学正在解决这些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这场座谈会是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科发展的拐点。会议提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三大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以说，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谈不上“三大体系”，知识体系是根本。
    二、理论体系建构：政党中心主义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主要依靠商业集团的作用，资本主义、军事革命、扩张的民族性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还有欧洲文明的这些特征，导致了世界体系、世界秩序是强权不平等，这就是旧的世界秩序，是由社会中心主义建构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政党通过民主集中制把国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高组织化的国家。纵观历史，国家兴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意义上就是组织化程度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伟大的建设成就，最核心的原因是民主集中制，它的组织化程度要比以商业和贸易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更高，因此，这种组织化程度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所有的政党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要有强大的竞争力必须要做到适应性变迁和转型，所有的政党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革。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转型在世界政党中是非常突出的。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下，衍生出一个新概念——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源头是领导权，权力的中游是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下游有监察权，即纪检监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体系，是政党中心主义。
    三、基础概念的重述
    通过重新研究基础概念达到新理解，以适应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
    （一）民主问题
    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授权、民主意识可能是最发达的。什么是民主？林肯曾提出，民治、民有、民享。民治在美国乡镇自治中可能是真的，但在工业化社会，人民直接治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神话，因此必须要通过选举产生代表来治理。从古希腊罗马广场辩论投票选举，到后来的宗教生活都有选举，可以说选举是西方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可以称为享有政治权利。而民有是指人民享有经济权利，民享是指人民享有社会权利。此时问题就来了，有政治权利，即有选举权是否必然能享有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事实上，一些选举权较少的国家，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反而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将人类发展指数分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生活质量三个方面，中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是西方的民主。
    如果把民主理解为竞争性选举，接下来的问题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治理吗？能够治理好国家吗？在比较研究中，民主竞争性选举其实是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政党背后是阶级、宗教、民族，因此党争最后往往会导致教派斗争、民族分裂。我认为，可以有党争民主，但需要非常高的同质化条件。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但这种政治形式说到底是为了治理，为了民有民享，不能治理的民主往往被称之为“无效民主”，这是不值得追求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根植于它的历史文明，如果民主的形式与历史文明相冲突，则可能会导致民主的失败、民主的灾难。
    （二）法治问题
    在西方，有无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最高法院被认为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否有法治、是否是法治的一个根本象征。在我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谈到，中国从周开始形成礼，先秦开始形成礼法，如果没有礼法，一个朝代怎么能够稳定上百年。礼法约束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中国的法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西方法治主义的影响很大。
    （三）治理问题
    治理是民主化的一个配套概念，即政府和政党靠边站，让社会组织来治理。这个概念也在中国一度流行过。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非常好地把治理转化为国家治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社会，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而不是社会主导的治理，这正是治理这个概念的中国化。
    （四）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特定语境下的政治秩序观。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历史语境，分属两种政治逻辑。西方最悠久的一个政治传统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且一直是把“法律至上”作为法治最基本的内涵。从韦伯式合法性理论，到李普塞特的合法性理论，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政体理论，都是基于二元对立之下的社会对国家的衡量，形成自由行动、个体责任传统，并据此而度量国家满足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信仰。
    在现代性政治中，有很多共同的要素已经建制性地存在于世界政治之中，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也已经被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抹杀或磨灭了各自的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更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逻辑，而用基于完全不同政治逻辑而产生的政治概念来衡量中国政治。

    四、政治学方法论：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
    中国的政治学就是我们所说从晚清民国到2010年，中国有政治学，但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论的政治学，而使用外来的方法论、理论。这几年，中国有了自己的方法论的，比如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通过田野政治学完成了中国政治学的下沉，在田野政治学出台前，中国政治学谈论的是阶级、政党、民族、国家这些大概念，但有了田野政治学之后，基层民主、乡村治理等概念逐渐增多，大量的、多年大规模的乡村田野调查积累了非常庞大的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则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的概念。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寻找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中华历史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政治学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大传统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小传统的迭代升级，其中，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政治史研究特别发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就是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清史研究在中国独树一帜。
    历史政治学有三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历史的空间化。历史本体论，就是历史属性问题。布罗代尔说，历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面向，一个政治面向。欧洲史直到17世纪都是社会史，不是政治史。而中国历史从先秦开始就是政治史，我们说夏商周，夏我们知道得很少，商周是部落化、封建化的历史，社会史的面向很强。但到秦以后中国的历史就是完完整整的政治史，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社会史的现象。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属性是政治史。中国是大一统，一开始就是政治秩序如何得到维护、如何得到治理的问题，这和西方的政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历史连续性而言，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历史一旦发生，发生越早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越为深远。最后是历史的空间化，今天的政治生活其实是历史累积的结果。比如自由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的关键要素和欧洲文明高度重合，欧洲文明中的代议制、个人权利、法治、国家与社会对立、选举制等，都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达。
    有历史政治学之后，政治学的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正在重新得到解释。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后，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才成为可能。
    五、国际问题研究的增长点
    政治学是一个大概念，我们不能不讲国际问题研究的增长点，这里简单梳理一下最近出现的一些概念。
    （一）世界政治学
    世界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它的研究切入点是政治思潮。我给世界政治学一个定义是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政治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即“政治思潮诱发的”和“国内制度变迁”。政治思潮是政治理论，国内制度变迁是比较政治以及国内政治变迁后产生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因此，世界政治学至少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三者的结合。
    世界政治学的意义是什么？中国走到今天，所有的行为，哪怕是双边行为也是世界性的。传统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西方的，是以大国为核心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不能解释世界政治问题。世界政治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联动性、同频性和共生性。比如这次的俄乌冲突就是一个推动世界政治研究的非常好的例子。 如果按照国际关系来讲，俄罗斯是在改变地缘政治，但如果按照世界政治来讲，这个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秩序，俄罗斯是在反抗既有的霸权主义秩序。所以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国家安全学和全球治理学
    国家安全学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实质化。有了国家安全学之后，国际政治回到了国家的本源问题，最传统的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在国际政治上称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下面还有一个方向叫做国际政治经济学，它研究对象主要是全球治理问题。
    （三）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提出让比较政治学与外交学落地。中国的比较政治起步很晚，一起步就跟着美国的民主转型学来研究比较政治，认为比较政治就是国家转型，对区域国别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结构置之不理。 但是如果一旦深入到国家的社会结构，比较政治研究将完全不一样。比如民主问题，我们都知道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说，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什么？亨廷顿曾说，在世袭制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改革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制不过是强化了古老的社会结构。所以有人提出了封建制民主的概念，这就是区域国别研究，而不是简单的跟着民主转型学、转型范式来研究不同的国家。
    六、“政治学门类”的成型
    如今，政治学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治学门类。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经过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面向各省市学位委征求意见。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学科目录调整变化最大的就是政治学门类，中共党史党建和纪检监察学成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交叉学科，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富起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改变是经济学，将经济学分为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强起来的时候政治学变化最大，一个国家强起来政法类人才至关重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国的时候，政治学类的人才更加稀缺，更加宝贵，也更加必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据“中国这十年”系列讲座第三场“中国政治学这十年”发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