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土实践经验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1.2 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讨论阶段(2007-2009年)
    创刊伊始，《管理学报》在创刊词中便提出努力营建中国管理文化的倡议。2004年以来，该刊所刊发的数个有中国特色管理的理论均是以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的理论，故讨论热点很自然地转移到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上[9-10]。这一阶段的共识大抵有：“文化不仅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管理理论来说更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9]”
    但是在管理与文化讨论中出现一个重大歧路。由于有学者批判西方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过于激烈，引起不少学者担心管理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研究成为只能遵守不能质疑的意识形态，引发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讨论[11-12]。由此，这一阶段形成的讨论共识，即中国文化资源因素是中国管理学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虽然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绝不是意识形态。
    1.3 两种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讨论阶段(2010-2012年)
    在管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文化被定义为特殊性的知识因而引发了管理学中地方性知识的讨论[13]，这便由地方性知识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到本土性管理学理论的讨论。学者们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所涉及的理念定义、目的、方法、发展方向、研究范式设计、同西方主流理论的关系、同中国情境的关系、研究群体的心态与价值观、评价指挥棒与学术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14～16]。“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建构倡议最初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议纪要中提出。2010年由数10位管理学学者再次发起，引起了管理学实践属性的学术热议。讨论的范围包括：管理学实践的问题缘起、学术背景、内涵；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研究主体与评价主体；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与外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关系等[17-19]。这两次事关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技术问题的探讨，使“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群体系统地认识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问题的背景、发展历程、学界基本观点及已有积累，虽然还是“术”的层面上讨论，但却对于夯实理论建构的技术基础，攻克技术层面背后的哲学难题提供了阶段性成果。
    1.4 中国管理学建构的哲学基础讨论阶段(2013-至今)
    郭重庆[20]对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命题。“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即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纵观上述“管理学在中国”3个主题发展阶段，确实有“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唯独“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虽多有涉及，但却未深入根本。
    李平[21]曾于2013年发起了一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启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讨论，至今未艾[21～23]。讨论中最应该值得学界注意的是黄光国等[24]关于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过程的介绍，对于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建构有着直接借鉴意义。黄光国等[24]指出：“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的‘道’，任何一个学术运动，如果它的哲学被找出来了，就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本土心理学在台湾还只是摸索，可是在找到它的哲学基础之后，发展就会很顺利。”
    纵观以上4个阶段，从学术现象的分析到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讨论，进而全面讨论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最后落脚到学科建设的哲学基础，由浅及深，思路清晰，体现了学术活动主持者对学科发展的深刻理解和确实运作。然而，在哲学基础的讨论上，李平[21]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他主张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要素来建构中国本土管理学(如用道、阴阳、悟等)，激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23]，认为这是理论对理论的建构之路，是学者圈内的智力游戏，无关实践。如果这条理论建构之路行不通，那么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建构之路究竟是什么？那便是德鲁克之路，即管理实践研究创生管理理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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