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土实践经验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3.2 管理学是追求群体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理论
    即使是从普适性退到一定群体范围内的规律研究，Elster[31]也认为，理论对这一群体现象的解释也不同于科学主义严格的因果律。他指出，如果研究发现群体间存在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就已经可以认定两个事物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即非个体的，又非统一体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群体概率性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因与果双方的结构都无法精确到个体，因此，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它经常发生，但不必然发生[31]。管理学研究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因果机制。由此，管理学研究能够达到的层次就是从具体可察的管理现象着眼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达到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去追求科学主义层次的严谨性和逻辑性。
    管理学是基于经验的学问，它是群体经验中的因果机制，经验的增殖具有模糊性，所以经验的规律具有概率性，管理学不能追求严格公理体系与逻辑系统，无法进行科学主义式的精确预测。此外，管理学研究具有群体性，只能研究一个群体内管理因果机制，超越群体，则这种因果机制失效。正因为如此，经常有管理学者发现管理学理论跨文化失效的现象。
    4 历史性、经验性的生活世界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对象
    黄光国等[21]在建构本土心理学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重视，即“要做文化分析，一定要把两个东西切割开，即文化系统和社会文化互动。最先把某种文化思想整理出来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是文化系统，文化系统被提出之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对文化系统重新诠释，那些诠释就是社会文化互动。”
    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中的一组概念：理念(论)世界与生活世界。文化系统即理念世界，社会文化互动即生活世界。所谓理念世界，也就是文化系统。以中国为例，是指诸子百家及后世理论家创立的各类学术体系，以儒释道3家为主。之所以是理念世界，一是有经典作为载体，二是有忠实于文化系统的信徒，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西方，西方也有自己的理念世界。
    所谓生活世界，有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原初自明性的世界，是一切事物都自明地呈现出来的世界。个人在未有科学知识之前，便不断地在认识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并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组合以及反应。这是一种前逻辑、前技术性和前工具性的存有论境域，其丰富性植根于个人直接经验的生活感受[35]。可见，生活世界是民族文化的制度化、礼仪化、程序化、习俗化，构成了每个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的先在环境，即民族性的整体生存经验总和。这个整体经验是其内化的文化系统与外在情境遭遇的产物，贯穿着每个个体的民族文化特征，含有价值法则和意义结构，内有其个人的价值观、意向、动机。这也是管理学研究的人学基础。
    理论建构始于问题，而问题的发现来源于实践经验。那么当个体带着自己的经验法则进入管理中，那么他的工作是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首先，在问题的发现上，经验决定着问题的发现。现在的经验层次决定问题的发现层次，人类层次的经验，决定着普适性问题的发现；行业层面的经验决定着行业发展态势中的问题；组织战略层面的经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发展问题。其次，问题的内容与经验人的价值偏好、思维能力有着密切关系，长期的实践经验与思考关注都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在问题的解决环节，正如前文所述，代表性机制、联想性机制和取舍性机制是搜寻以往的经验，形成新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机制。理论建构始于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是在于经验资源的丰富与内部规律关系的建立。
    5 中西经验的互诠是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方法论
    黄光国等[21]认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科学哲学的问题，不懂科学哲学根本没办法有真正的突破。”笔者深为赞同这一学术卓见，这一经验其实同样适用于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的发展，需要解决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的问题。这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群体提出了哲学方法的要求。然而管理学者的哲学素养是贫困的，其表现主要是管理学者用以研究本土问题的哲学观点大多还停留在实在论框架内，还在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分析文化现象。实在论源于柏拉图二分法，假设存在真“有”，哲学的使命是认识真“有”，这一领域早已为科学接管。
    当代西方哲学早已从实在论发展到对人造物如语言、意识流的分析上，即从所谓建构的实在的分析上，进入到现象学与解释学时代。能用现象学的研究态度与方法进行中西文化经验上的互诠，是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提出的必然要求。用现象学方法进行描述与分析文化经验，可以获得不同文明经验间本等式的对话和跨文化的经验交流沟通，可以让不同文明对话更加顺畅。以例论证。耿宁[36]在对中国心学进行研究后说：“在两千多年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孟子关于同情的具体例证也可以为西方人直接理解和领悟，这真是非常奇妙。孟子在这里似乎说出了某种普遍人性的东西。”这个“同情的具体例证”，指的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与“齐宣王以羊易牛”两个典故。正是基于存在跨文化的普遍人类的文化经验的认知与信念，激发他用现象学方式来澄清阳明心学的哲学意义，并将它引介给欧洲哲学界的热情。耿宁[36]不是用现象学的既有理论裁决阳明心学，其分析评断的依据是共同的文化经验。在耿宁这里，中西理论交流的基础是共同文化经验。管理学是经验的学问，只要有文化自信，平等地与其他文明对话，自觉借鉴其他文明的经验，自然就能扩大中国管理学理论视野，加速推动自身的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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