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全面小康：考察及前瞻

    摘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14亿人口全面小康，意味着中国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意味着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将因小康目标的实现，进一步体现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走通先富共富之路应掌握以下五项基本原则：一是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二是承认各要素的贡献，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三是在“倒U曲线”前半段适当允许、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应主动施加调节遏制“两极分化”；四是以“阳光化、鼓干劲、促和谐、扶弱者”为要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构建分配制度体系；五是以改革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动态优化。走向“共同富裕”，必须下决心攻坚克难。“积小胜为大胜”，直至经济社会转轨的最终完成和“共同富裕”愿景成真。
    关键词：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减贫事业；收入分配；直接税
    引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其后的发展实践和举世瞩目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这一构想及其顶层设计规划的高水准。在“三步走”的前两步（即国内经济总量在1980—2000年间“翻两番”）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中央又在横跨半个世纪（50年）时间段的“第三步”上，明确提出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其中，既包括2020年中国人均GDP比2010年翻番的总量人均化目标任务，也包括“十三五”开局时农村的七千万贫困人口要通过“精准扶贫”在2020年全部脱贫等结构性社会政策“托底”目标任务。
    伴随“三步走”和全面小康进程的推进，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中的广大社会成员，将走上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致富之路。邓小平坚定地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致富的过程不可能是所有人齐头并进，必须开明、务实地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部分地区、部分人的“先富”是为了更好地带动所有地区、所有人跟进的“共富”过程。邓小平在“先富共富”框架思路这一重大问题上明确、简洁的表述，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本文将基于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框架，结合2020年全面小康的实现和进一步推进“共富”的前瞻，试作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条理化分析。
    一、允许“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作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将从本原层面决定性地引出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依此思想指引，在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的经济体如中国，必然应该顺乎逻辑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大力和卓有成效地解放生产力，也必定应当顺乎逻辑地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推动、鼓励人民群众、社会成员进入收入逐步提高的致富过程。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包含的基本逻辑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却走过了曲折的探索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已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地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即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由此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呢？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这一思路的重要指导意义，已充分体现和积极落实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令全球瞩目的超常规发展成就中，中国居民收入提升所形成的中产阶层群体的绝对规模，一般认为现已达到4亿人以上，居全球第一。但同时，对于邓小平“先富共富”的思路，近些年社会上、网络上却有一些误解，认为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人先富，却没有重视共富。
    客观地了解、分析邓小平的这一思路，需要如实地摆明如下认识框架和进一步廓清其中关键性的基本逻辑和战略思维要点。
    第一，在总体思路框架中，邓小平追求的战略目标在其归宿上，是确切无疑地与“三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体化的共同富裕。他所指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整个发展中前半段所“允许”的过程现象。邓小平对“共富”的追求及其认定，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而且把这一点提到了最高的位置：这属于他说过多次要搞清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表示过这种意见：如果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不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那就失败了；中国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会发生“要闹革命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邓小平理论”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对应的其实就是以允许“部分先富”而必须走向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富”战略设计框架。
    第二，在实现战略性目标的路径和演变过程中，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为摆脱贫穷，不可能让拥有十几亿人口、区域差异悬殊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二元经济体——中国，齐头并进地一起脱贫而同时走向富裕。作为务实、高明的改革战略家，他牢牢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并说明在发展中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拨乱反正”后的“实事求是”，也完全符合经济学分析认识中所形成的“倒U曲线”（亦称“库兹涅茨曲线”）等的学理分析。
    第三，在由“先富”走向“共富”的政府作为和时段把握方面，邓小平有明确的认识与意见。他的看法是：“先富共富”的“倒U曲线”我们并不能坐待其自然而然形成，领导决策和政府能动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在历史性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十分鲜明地强调：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必须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事关大局。而且他还具体地把这一个大动作的时点，摆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后来，恰是在这一时点到来前，1999年夏，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其后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倾斜支持的先声）。邓小平在深圳时曾表示，赞成该市每年按固定比例从财政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贫困地区开发“造血”型项目基金的做法。在《邓小平年谱》中记载的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态度再鲜明不过地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我们应当了解、澄清的邓小平关于“先富共富”的基本思路、核心观点。本来如此清晰，怎么会有不时出现的网上误解？不能不说，这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收入分配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心态的变化、网络时代和“精神快餐”时代人们诉求表达的情绪化特点等都有关系。而通观现实，虽然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和不容忽视的矛盾纠结，但是我国这些年作为重大事项着力推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共财政对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如数千万套房屋的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房建设），中央和省市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以精准扶贫措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实施个人所得税动态优化的改革等等，都是在做邓小平给予高度重视的“促进共富”“解决问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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