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新的主要矛盾标识新的历史方位

    三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呈动态平衡之势
    从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给出明确判断以来，到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最新界定，历时一个甲子。在这一个甲子中，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运动过程中，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为载体共出现两个节点。
    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从两个方面做出判断：一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第一个节点出现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确定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节点出现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界定持续36年未变，其间在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重申，且党的十五大着重强调了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新一个甲子的开端，党的十九大报告即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
    我们观察，如果不考虑政治环境影响的第一个节点，那么从党的八大到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特征。这里所谓的动态平衡，即构成矛盾的双方在内容、数量等方面不断发生改变，但矛盾的性质、表现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表现为一种运动中的平衡。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社会矛盾的本质仍是供求之间的矛盾。从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可以看出，矛盾的一方一直立足于人民的需要，其本质是需求；矛盾的另一方，无论是农业国的现实、经济文化的状况，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本质是供给。
    其次，矛盾的核心仍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化解矛盾的渠道是促进发展，提供满足人民需要的供给，包括物质、文化产品和整个国家的全面均衡发展。
    再次，矛盾的双方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变化。可以看到每一个节点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暗含着时代的烙印：人民的需要从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到强调物质文化、美好生活，逐渐从宏观层面落到微观层面；而矛盾的另一端从发展的落后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逐渐从总量层面转到结构层面。
    最后，矛盾双方构成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向前运动。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界定的根本原因是旧的矛盾化解、新的矛盾产生。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分析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也就是说，此前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而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人民的关注点从此前物质文化的量转到生活的质，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受限于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两者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因此，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不仅要以静态的眼光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还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矛盾内部的构成，把握矛盾运动的规律和趋势。唯有如此，才能尽快攻克这对矛盾，把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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