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十大亮点

    3 公共管理“元理论”研究扎实推进
    民主、正义等“元理论”历来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2017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持续关注国家、民主、正义、公平、信任等元理论问题。研究表明，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广泛和深厚的国家，更容易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以增强政治能力为中心构建民主体制，是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高度复杂化的时代，唯有承认信任与合作的同构性，赋予信任以合作意涵，才能走向良治。但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公平已构成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
    另有研究表明，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定位是现代行政区别于传统行政的关键，这应当是深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依据。流动性、不确定性增强的社会风险，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关注行政的显性结构、隐性结构及其互动和转化。从总体上把握公共行政体系，公共治理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建立合作制组织以替代官僚制组织，理顺中央与地方、执法权与收益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不仅是建构政治代表性的必要环节，而且是公民获得制度容纳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治理需要实现社会共治和合作治理，可以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协商、赋权、集体行动等多元治理工具逐步消解合法性危机。推行法治，在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完成社会治理转型以及实现公平正义，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因而，国家治理应该同时关注政治、经济和伦理目标，探寻国家公共制度与公共责任的伦理追求及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国家制度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合作治理要求政府必须具备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力、达成共识能力、建立信任能力、利益调节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工具运用能力，以及包括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行动能力在内的道德能力，因而，有必要重构道德制度以重塑政府道德能力。
    4 “放管服”勾勒行政改革研究重点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研究是2017年公共管理学界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放管服”，学术界普遍认为，需要通过“放”明确政府角色定位，通过“管”理顺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服”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很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创新政府服务的动力机制建设上，从重塑政府服务理念、优化服务程序和服务流程，到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均有涉及。
    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结合点，成为政府改革的热门话题。有研究表明，行政权力清单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改革旨在制约行政权，保护社会组织依法承接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产品生产。我国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定取得了重要进展，未来将在统一标准、提升规范等方面继续推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PPP模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有研究表明，超越特定必要条件、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移简单等同的做法，偏离了简政放权改革的方向。将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仅仅视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将使政府职能转移落入含金量低且不具实效的窠臼。还有研究认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在党政机构合署办公、法定机构试点、“多规合一”、涉外机构设置、政府行业监管模式等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但也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瓶颈制约。
    2017年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人事制度与公共管理结合起来研究。有学者认为，民主推荐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委任制”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创新发展和重大贡献。我国民主推荐制度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然与应然的对抗、起点与过程的扭曲，最终得到改革完善和调适修正，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合民主是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相互作用、有机互动构成的复合统一体，具有协商先行、票决跟进、协商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决定票决的实施及范围、协商解决内容的实质功能、票决具有形式合法性等重要特征。还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行政性分权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的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变化更重视制度化的权力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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