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十大亮点

    7 探索领域性治理的中国方案
    2017年的中国公共管理在领域性研究方面继续深化，除了反腐败、养老、信访、行政执法、扶贫、智库等传统的领域性研究不断推进之外，还在社会组织、绩效管理、环境治理三个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突破。
    社会组织。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呈现为“调适性合作”的特点。“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协会服务能力及水平取决于行业市场结构，竞争使协会出现碎片化，降低了协会会员密度和代表性。因此，应对协会进行分类改革，调整政会关系，建立适宜的竞争体制。
    绩效管理。研究表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总体性问题”，需要将政府绩效的中国特色融入我国绩效评估过程。不同绩效管理工具对政府绩效有不同影响，有必要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构建指标评估与公众评价相结合的复合型评估模式。财政收入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引入纳税人满意度，以提高公共财政的公信力，未来应探讨建立由人大主导、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协同、独立第三方实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
    环境治理。研究认为，区域环境的整体性和公共性要求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有所作为，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特性可能导致其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因而，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性治理应该转向政府、公众、企业、环保组织等合作治理，需要从协同参与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机制；通过环境治理的大部制改革、实施环境政策审计提升国家环境治理能力；同时，也需要推进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治理海洋污染问题。
    8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在诸多领域具有独到之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仍是可供挖掘的宝库。2017年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表现是，从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出发，发现传统行政文化中值得弘扬的内容，以深化当代公共管理研究，促进本土化行政理论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政策观，道家的自然主义政策观、儒家的中和主义政策观、法家的权治主义政策观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思想，政策科学的本土化需要从这些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另有学者研究了明代巡按御史机制的反腐功能，认为巡按御史职责与职级、选拔程序与方法、内部纠劾与权力制衡等为其实现反腐功能提供了运行要件，但其成效受到巡按御史任职者能力、品德等因素的影响。
    还有学者反思了中国古代的“禁榷制度”，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强力干预和操控的产物，也是历代王朝工商业政策和财政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禁榷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凭借公权力和行政特权，将以食盐为代表的一系列国民经济中重要物资的生产经营权力收归国有，在这些行业和领域里最大限度地集中官方权力、限制民间权利，从而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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