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科学把握河南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约束 我省具有乡村面积大、农村人口多、乡村建制多、农业比重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特点。按照2018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我省要在现有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全国同步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从城乡、工农和区域大循环的视角,多维度把握目前所具备的条件和面临的约束,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城镇化处于加快发展阶段,但城镇化水平依然较低,半城镇化问题突出。近年来,我省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2016年我省城镇化率达到48.5%,2017年突破50%的临界点,城镇化由“极化”阶段转入了“极化”与“扩散”并重的发展阶段;但是,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广东、江苏、浙江三省70%的城镇化率差距更大。不仅如此,半城镇化问题十分突出。2016年我省户籍城镇化率仅31%,低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18个百分点,有2000万农民工还游移于城乡之间没有稳定下来。按照75%的城镇化峰值计,我省至少还要再转移2500万乡村人口,才能对农业规模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未来一个时期,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强化对农业农村的外部带动,仍是我省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产业门类齐全,但产业层次低,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不足。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根源就在于产业层次低。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2016年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89.4%,并逐步形成了产业门类完整、体量庞大的产业体系,但产业低端低效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从三次产业看,二产比重仍高于全国7.8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低于全国9.8个百分点。从行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高达44.5%,能源原材料产业占比38%,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只有20.8%。产业低端必然带来产业低效。2016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9.4万元/人和8.3万元/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二三产业提供的税收占其增加值比重仅为8.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3个百分点。低端低效产业带来的是较低的就业水平和结构。2016年我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61.6%,但是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7个百分点;2016年全省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7-8个月,月工资平均2900元,明显低于全国10个月和3275元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再加上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家庭很难在城市落户。
大宗农产品规模优势突出,但农产品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河南是一个粮食大省和农业大省,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规模优势突出。然而,由于农村人口转移不畅,农业依然维持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格局,城镇化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联动关系没有建立起来(见表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省工业化、城镇化率明显提高,但乡村户数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却不减反增,目前我省户均土地只有5.82亩,劳均耕地面积3.4亩;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1.66万元,仅为全员劳动生产率的27.4%,比2005年的30.6%还下降3.2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6.1%。农业仍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兼业化、副业化问题突出,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28.54%,农业发展动力不足。
农村人口出现低质化、老龄化趋势,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农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却普遍“转而不迁”,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小规模兼业农户对市场反应不敏感,没有能力和动力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造成农产品供需错配;二是农村人口“转而不迁”,弱化了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资源的流转意愿,农村产权市场的发育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使农村的资源要素难以有效地与城市工商资本对接;三是普遍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村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具有较高素质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谁来当村干部成了问题,造成村组织涣散,乡村治理明显受损。
农产品主产区发展水平低,城市化地区和重点生态区面临较好的条件和机遇。2014年颁布的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省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城市化地区空间面积占比较小,但地区发展水平高,农民收入水平高,距离中心城市近,城市市场的带动效应和要素的扩散效应都十分显著。重点生态区处于丘陵山区,县域、村镇农村人口密度低,绿色生态资源类型多,传统文化资源保存较好,虽然贫困问题突出,但绿色生态资源和特色农产品价值凸显、需求旺盛,对工商资本有吸引力。农产品主产区国土面积大、人口多、乡村数量多,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主要承担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生产任务。该类地区既没有城市化地区对接城市市场、要素的便利,也没有优质绿色生态资源的吸引力,因此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失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是我省乡村振兴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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