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债务杠杆与金融开放

    经济平衡包含供需匹配、结构合理、分配有序、金融稳健等多方面。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平衡只能是短暂非稳态，由于技术、偏好、体制的动态变化不断派生出结构调整的压力，结构性矛盾的缓释是长期不变的经济主题。20世纪60年代，韩国通过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迅速从贫弱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而后依赖于高债务驱动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强劲的工业国。历次危机后，韩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复苏韧性，较好地实现了增长与分配的平衡，于1995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追赶型经济体的典范。然而，在1997年和2008年危机时点，韩国也暴露出结构性问题：结构改革滞后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投资型增长累积了过剩产能和过高债务杠杆，金融开放的自由放任缺乏有效审慎监管。
    1963—1993：高增长表象下的结构失衡埋下风险隐患
    自朴正熙执政（1963—1979）开始，韩国摒弃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行政手段构建一元化经济政策管理体制。企业集团获得税费优惠和补贴，积极响应政治圈“输出振兴”动员，发展出口代工产业，70年代实施重化工业化政策，扩大制造业投资。出口导向、引进外资与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人口红利释放等因素共同启动了韩国经济的高增长。
    两次石油危机和重化工过度投资使韩国陷入严重滞胀，1980年和1981年的通膨率分别达到28.7%和21.35%。阶层矛盾激化、创新受抑制、税负过重等经济结构弊端暴露。金斗焕政府（1980—1987）采取通货紧缩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干预，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企业集团自主性得以提高，却与政治圈存在政治资金交易，延期了结构调整和债务清理。卢泰愚执政时期（1988—1993），经济全球化深入推动国际贸易新秩序形成。单纯的出口导向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维持高增长的风险成本也不断加大，迫切需要“有为政府”推动改革。然而卢泰愚将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不想承担改革风险的官僚圈，改革时机再次被贻误。
    1993—1997：高债务杠杆和金融自由化引致内生性脆弱
    从韩国经济比重看，以政府、官僚主导的大企业集团财阀占主体地位。1995年，韩国工业增加值的41%和GDP的16%集中在前30家企业集团手中。在数量型高增长时期，这些企业集团主动适应出口导向战略，为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转型期，长期过度投资积累的诸多顽疾拖累了经济的可持续性。
    金泳三执政时期（1993—1997），韩国政府推行金融实名制。1993年颁布的《金融制度自由化计划》放弃了对利率、货币和资本流动的金融管制。为达到OECD成员国的要求，韩国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提高外资在国内股市的投资上限，而商业银行的短期离岸贷款未受到限制，在国内外市场存在较大利差情况下解除了资本管制，导致外债规模急剧上升，从1994年的898亿美元上升到了1997年9月的1775亿美元，短期债务水平一度超过外汇储备的300%，远远超出偿债能力和外汇储备承载力，这成为货币系统和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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