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与农业安全

    摘要：自从上世纪80年代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以来，关于它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争论在全球范围内从未停止过。刨除情绪化的论断，事实上不论转基因技术是好是坏，它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于越来越广阔的农业生产领域。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客观的认识转基因技术，从而为其设计清晰合理的制度安排便显得尤为重要了。本文将围绕转基因技术与农产品食用安全和转基因技术与粮食供给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讨论。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安全
    一、转基因技术简介
    1.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主要异同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转基因就是通过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手段，将某些结构、功能清楚的生物基因人工分离和修饰后转移到其他物种，以改造该物种的遗传特性，达到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目的；或通过干扰、抑制或消除原有基因组中某个基因，去除生物体中不利的性状。
    在人类采用转基因技术以前，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转基因技术和传统技术的目的是相同的，前者是后者的深化，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
    目前转基因技术已经在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工业、医学等领域得到应用。在农业领域，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争议极大，却发展迅速的领导力量。
    2. 转基因技术的预期作用
    提高经济效益。第一，转基因作物的单产可能会大幅提高。第二，通过改善品种的各种性状，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提高销售价格。第三，减小对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依赖，降低成本。
    降低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农业生产中，大量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后，残留在自然环境里，对生态构成了严重威胁。而通过发展转基因技术，可以大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减轻环境污染程度。
    高效改良品种性状。传统育种尽管也是一个基因选择的过程，但只能对基因组进行整体操作，而且基因利用只能在同一物种内进行，改良品种性状受到限制。而转基因技术能对独特的优良基因进行操作，还能打破物种限制，基因的利用范围被大大扩大，从而大大突破常规育种所受的遗传资源限制。并且转基因技术的精确性大为提高，能够实现外源基因的直接植入，育种效率被极大的提高。
    二、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
    转基因技术在全球农作物种植领域的大规模普及可以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至少能够从侧面表明转基因作物存在优点，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转基因作物有没有负面评价？又是否安全呢？
    1. 转基因作物并不一定具备转基因技术的预期作用
    第一，转基因棉花长期收益不及普通棉花。200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过对481户中国棉农的调查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但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第二，转基因大豆单产低于普通大豆。2009年，巴西农民组织综合61个品种大豆的试验结果（40种转基因大豆与21种非转基因品种）显示，同样成本生产条件下非转基因大豆的平均产量比转基因高9%。在阿根廷同样如此，对于8200个大学为基础的不同品种大豆试验进行的检查发现，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产量比对应的非转基因大豆低6%至 10%。
    第三，转基因作物在中长期农药使用量增加。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从6-10年的时间跨度上来看，转基因作物导致农药使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研究显示，阿根廷转基因大豆施加的草甘膦的总量从1998年到2004年增加了56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使得1996年到2008年美国农药使用量增加了14.44万吨。
    2. 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致病
    第一，转基因玉米致癌。2012年，法新社宣布以卡昂大学教授吉勒·埃里克·塞拉利尼为首的法国科学家，经过对小白鼠长达两年实验发现，喂食美国孟山都公司名为NK603转基因玉米的老鼠，普遍患上肿瘤和多器官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
    第二，转基因大豆榨取的豆油可能致癌。2013年，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称：“我依据自身在粮食行业20年的工作经历，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3. 转基因作物破坏农业自主性
    核心专利受控于人。转基因作物性状不稳定，容易退化；终止技术能够杀死种子胚胎，农民的留种权事实上丧失；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容易对发达国家和垄断企业形成依赖。
    第一，印度转基因棉花失效。2010年，孟山都公开发布消息称，2009年在印度通过实地监测显示，公司的Bt棉品种未能抑制古吉拉特4个地区的害虫。此前，携带Cry1Ac基因的Bt棉作为一种棉铃虫虫害解决方法对外销售，但是，孟山都承认，害虫已经对抗虫蛋白产生抗体。
    第二，2009年，孟山都在南非推广的转基因玉米使得1230万亩土地几乎颗粒无收。
    尽管上面列出了很多例子，但其中的绝大多数结论都备受争议。从现有资料来看，不论褒贬，对转基因技术持强烈意见的群体主要分为“信仰类”和“利益类”。所谓的“信仰类”指的是对自然界形成的基因组合充满敬畏，转基因技术是挑战自然规则的，不应被采纳；反之则是对转基因技术充满信心，人为加速自然选择过程。所谓的“利益类”则是从己方的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出发，强烈支持或反对转基因作物。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球的科学界，都没有提供全面支持或反对的可靠证据。因此，在现阶段，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属于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
    三、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
    1. 美国不遗余力推广转基因作物
    美国是把转基因作物最早产业化的国家，也是转基因技术最重要的来源地。在强有力的科技和资金支持下，美国转基因作物发展迅猛，并向世界各地扩张。针对转基因作物和技术，美国鲜有限制类政策，以促进型为主。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在公共研究投资方面，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计划，每年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资金多达数百美元。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美国长期采用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适用相同管理方法的政策。直至2001年，美国才出台了“转基因食品管理草案”，强制性要求制造商必须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确认其与传统食品具有同等安全性。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最详细最完整的国家，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完备的法律规定。
    2. 欧盟谨慎对待转基因作物，鼓励发展转基因技术
    欧盟在1996-1998年陆续批准了九种转基因作物进行小规模商品化种植。此后，由于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争议，欧盟收紧了政策，变得更为小心谨慎。1997年，欧盟出台了《新食品法》强制转基因产品贴加特殊标签。一些针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管理指令也应运而生，例如欧盟委员会关于含有转基因生物体由转基因生物体生产的上市产品通知的97/35/EC指令，关于向环境谨慎释放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记性办法、含转基因生物物质食品及饲料产品追溯管理的2001/18/EC指令。2010年，欧盟委员会同意欧盟各成员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引进转基因农作物，同时公布了转基因农作物使用的新规定。新规定不仅要求食品或饲料中含有0.9%以上的转基因农作物时，产品标签必须注明，也对转基因农作物与传统生态农作物的混种规定了安全间距，以避免转基因作物混入传统生态作物。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上，2010年欧盟仅为8.2万公顷，远远低于美国的66.8百万公顷、巴西的25.4百万公顷、阿根廷的22.8百万公顷，仅占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总额的不足0.06%。
    虽然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态度十分谨慎，但却鼓励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欧盟的第六个科研计划框架中，把“生命科学、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基因组技术和生物技术”置于七个重点发展领域之首。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欧盟专利公约》曾规定有关动植物品种的生物技术不授予欧洲专利，而1998年欧盟公布的《关于生物技术发展的法律保护指令》将生物技术专利的范围放宽至动植物，转基因农作物被授予专利技术的障碍得以突破。
    3. 中国被动地向转基因作物开放市场
    相较于美国和欧盟，中国在处置转基因作物问题上显得比较被动。主观上，中国与欧盟相同，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以谨慎为主。例如：早在1996年我国就已经颁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2001年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12年则发布了酝酿良久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但是客观上分析，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谋划比较被动。这主要体现在技术和粮食供应两个层面。技术上，严格地讲，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颁布之后，我国才将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列入国家层面。而切实地向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发力投资研究则更晚。时至今日，我国种子企业依然分散、羸弱、研发能力严重不足，难望美国种业巨头公司的项背。因此，可预计的未来，在转基因技术方面我国会继续被美国长期引领。粮食供应方面，以大豆为首的转基因作物已不可逆转的侵入了中国市场，此外，主粮进口量也有上升趋势，长期维持紧平衡状态难言乐观。依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6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达到3.5百万公顷，占当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2.4%。
    四、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1. 在现有体制框架内通过转基因作物提高农产品产量
    食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困扰我国的重大民生问题，在毒奶粉、重金属超标、非法添加剂等事件屡屡发生的大背景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似乎变得无足轻重。换言之，即便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威胁，那也可能并不严重于现存的食品安全事故。因此，在短期内，通过发挥转基因作物产量高、环境友好等特点来补充目前的农业生产体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如果长期采用这种被动的应对措施，而非追根溯源，从本质上下手，那么我国主粮紧平衡状态被打破——被迫大面积种植外商提供的转基因种子——从育种到加工全产业链失控的情形可能逐一发生。
    2. 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农业生产力，并依靠增强民族种业实现增产增收
    以行政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粮食战略调整、振兴民族种业这四个方面为抓手，做好农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并有序实施。首先，粮食战略调整。承认我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将长期上升的事实，政策引导层面，应放弃大而全的农产品保护方针，转向保主粮战略。其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体讲，一是要破除唯GDP论，让懂农业的官员管理农业，并为其提供广阔的晋升空间；二是要通过机构改革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将政策法规落入实处。再次，以城镇化为契机，推进农村土地改革。稳定、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建立人地分离机制，并彻底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最后，振兴民族种业。我们主张通过适度开放的形式，加强国内外种子企业的竞争力度，在市场竞争中培育民族种业。淘汰一大批只关注渠道、不搞研发、肆意侵权、同质类强的小企业。
    五、总结
    现阶段，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属于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其背后的博弈更多集中在经济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层面。对我国而言，围绕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同样更多的属于表象，问题的实质是现有的农业生产制度安排和传统种子企业是否能够支持我国的粮食平衡态势。因此，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农业生产力，如何通过适度竞争倒逼种子企业快速成长才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