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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

http://www.newdu.com 2018/3/7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3年第4期 徐京波 参加讨论

    【摘 要】:消费主义开始向农村渗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互助关系。通过运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农业生产、住房建设、公共事务、红白喜丧等四个领域系统分析农村个体化过程。研究发现,消费主义对互助关系进行瓦解,建立在个人和民间实践基础上的“助”的理念和体系遭到破坏,乡村社会日趋个体化。传统互助团体开始走向衰落,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走向原子化,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
    【关键词】:消费主义;个体化;农村社会关系;互助关系
    一、农事活动:从“帮工”到“雇工”
    农事活动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活动过程。没有农业,也就无从谈起农民,农民及其组成的社会的许多性质和特点是由农业的特性决定。首先由于农业有着很强的季节性,“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因此农民便依次安排了四时节气,并以农时安排一年的生活,“抢春头”、“猫冬儿”都成了形象的例证。又如农取“辰”意正指出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又由于农业所导致的分工和强度差异,形成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的家庭模式[3]。以家庭为核心的独立生产模式有其灵活性的优点,但也有抵御风险、困难能力弱的缺点。因此在传统乡村的农事活动中互帮互助很普遍。在访谈过程中,对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小麦收获的场景,村民
    R11(注:字母代表姓,数字代表访谈序号,下同)对此场景也感触颇深:
    过去村里有句土话是“拔麦子,贴对子”。也就是说割麦子(“割麦子”在此统称麦子收获的整个过程)的时候和过年前忙活差不多。这时候光靠自己家的人根本忙不过来,如果出现连雨天,麦子会发霉烂在地里。为了抢收,邻里之间就会相互帮忙,不分白天黑夜的轮流收割。每年俺一般得去7、8家帮工,当然这7、8家的人也会帮俺家收割。相互之间也不要工钱,因为这几家关系处的都很好,不好的话也不会在一起帮忙。人嘛,就是一个情意。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一种没有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4]。因此,收割时期的合作,不是通过精心筹划、思考和选择而采取的行为,而是基于熟人之间的情感而做出的超功利的,指向某种不可选择的行动。当然这种“换工”也不是在全村范围的换工,而是在“7、8”家的小范围内进行互助,这是一种小群体行为。这种小群体行为为什么会在收割时期发生呢?首先是由于“收麦子”这一外部环境,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和天公不作美等特点迫使农民必须对自己的平常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适应环境的影响,而此时的情感发挥了纽带作用。这种情感意义上的劳动交换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等量交换,而是平日里的人情往来所构筑的社会支持网的重要体现[5]。Y村的“帮工”现象还体现在玉米种植与收割、生姜种植与收获、农田灌溉等方面。虽然,这些农事活动中发生的互助的性质完全是家庭分散经营中的暂时联合,但这一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活动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互助是必不可少的,是维持传统农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关键[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打工经济的出现,农民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明显增加,“时间”和“金钱”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Y村的情况也不例外,许多村民在居住地周围打工,并没有背井离乡,可以说过着一种“准上班族”的生活。这种现象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生活场景的缩影,由于并没有完全实现“离土又离乡”,因此许多村民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到了种植和收获的季节,许多仍然过着“准上班族”的生活,用自己打工挣来的薪金去雇人代理他从事农业活动。换言之,这是一种消费行为,花钱购买“劳动服务”。31岁的农村青年T13在访谈中谈到:今年俺种了3亩玉米,产了2000多斤。秋天掰玉米的时候,正好厂子里有一批大订单,为了赶任务,老板给俺们每天外加50块钱的加班费,加上俺每天100块钱的基本工资,收入还是很多的。所以那段时间俺也没时间回家收割,即使不加班每天基本工资100元,找个人帮着掰玉米才一天50,这样俺还剩50,玉米还掰完了。但是如果找邻居或亲戚帮忙的话,还要管饭,还得欠人家人情,不合算。俺这些年轻人对这些事情还是想的比较开,这与电视里的城里人雇保姆、家政没什么区别,就是一种市场交易。
    与传统互助模式不同,当代农事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这种行为追求的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上面访谈资料是在权衡了收益和支出成本之后做出“雇佣工人”帮助其秋收的决定。霍曼斯曾经指出,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行为,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行动时,不仅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大小,而且考虑获得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6]。当今的Y村村民认为“雇人”比“找帮工”对自己更有利,韦伯理想类型中的以利益为行动目标的工具理性发挥着直接支配作用。另外,访谈资料中的村民已经意识到了“雇工”与城市里的“雇保姆”和“请家政”相似,都是一种购买服务,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消费行为。当然这种消费理念的形成,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城市消费生活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媒体传播的消费信息将逐渐构建农村未来的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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