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

    四、红白喜丧:从“凑份子”到“随份子”
    在传统乡村，红白喜丧不仅是家庭的重要事件，也是一个村落的大事。婚礼和葬礼的内容也是十分繁多，包含着大量的社会习俗。本部分不过多的讨论这些礼仪内容，而是以红白喜丧中的宴席为切入点，阐述红白喜丧背后互助关系的变迁。在传统乡村社会，红白喜丧的宴席主要是村民相互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生活资料匮乏，宴席的内容更多的是通过“凑”的形式收集起来，关系近的可以不用还，关系远的记在账本上，日后偿还。传统的红白喜丧特别是结婚宴席，全村的人都会来吃饭，因为这是村里的节日，大家也不会算计随礼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少，对于事主来说，来的人越多越好。Y15，65岁，在访谈过程中谈到:
    以前的婚宴那叫个热闹，提前一个月就要准备，那时候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事主一般都会向大家借，有的借钱，有的借实物。大家也都愿意借，因为每家都会有自己解决不了的大事。而且谁家结婚，全村人基本上都去，大家也不算计礼金多少，只要你来事主就高兴，在婚宴上大家有说有笑。
    结婚的宴会为亲属提供了相聚的机会，除了巩固原有亲属关系和承认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以外，还可以调节社会关系［11］。这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是在婚宴材料的准备过程中，大家相互之间的借贷。二是，婚礼是全村人的重大节日，全村人都会赴宴。这既是邻里之间的社会义务，也是邻里之间的互动［12］。
    葬礼由于其突然性和事主要守丧等任务，几乎没有精力准备宴席。这时更体现出互助的重要性。与婚礼不同，葬礼体现的是一种低落的心情，不仅物质上需要邻里的帮助，心灵上也需要安抚。事主低落的状态使其无法完成庞大的葬礼仪式，因此，大量的事情都需要邻里、亲戚和朋友帮忙。可以说，葬礼使死亡这一最为个体性的事件变成了村里的一项公共事件，这种使人们因此而“聚在一起”的社会性礼仪帮助人们战胜死亡造成的削弱、瓦解、恐惧、失望等离心力，使受了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最有力量的重新统协，从而保持文化传统的持续和整个社会的整合［13］。
    当今我国许多农村的红白喜丧仪式开始简约化，宴席的形式也随之简单。酒店在红白喜事宴席中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喜宴的筹备中，事主将其以一种服务的形式承包给酒店，酒店按照市场规律索取报酬，从而完成交换。参与宴席准备活动的“帮忙人”变成了出席宴席的“嘉宾”。宴席前的准备材料变成了重重的礼金，礼金也变相成为参加婚宴的真正“入场券”，而请帖变成了一张形式“入场券”。这样使许多人挡在婚宴之外，过去全村人参与的热闹场面荡然无存。X14，47岁，由于中风偏瘫，家境困难，属于村里的低保户。他在谈到此问题时，感触颇深:村支书和俺是一个家族的，按理说结婚得去，也给俺请帖了。但是去的话俺得随礼啊，至少得随二百吧。人家是在县城的酒店里办的，一桌据说800多，一桌十个人，每人80块钱，俺和俺妻子去，不能白吃白喝吧。俺还得经常看病、吃药，又不能干活，所以俺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俺家不去人，随他一百块钱。等俺孩子结婚再随俺一百就好了。
    红白喜事的宴席，成为了村民“打小算盘”的舞台。“随礼的多少”和“去不去参加婚宴”成为了村民纠结的焦点。酒店宴席的价格直接决定着参加婚宴者礼金的额度，事主向酒店提供报酬，而最终的消费者不是事主，而是参加婚宴的村民，村民消费了明码标价的服务，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报酬，而参加婚宴的村民与酒店并不存在直接的消费关系，事主是连接两者消费的纽带，可以说这是一种由“中间人”介入的间接消费。总之，婚宴由“村民的节日”变成“简单的饭局”，由“情感交流”变成“精打细算”，村民不再是宴席的主角，酒店成为了婚宴的“舞台”。
    五、结 论
    消费主义开始向农村渗透，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享乐式消费等不合理消费形式在农村开始出现。这些现象不仅在改变和塑造着村民新的精神世界，操纵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14］，还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互助关系。许多村民开始告别村社团体，进入市场，通过交易、消费、买卖等现代性方式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传统互助团体开始走向衰落，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人际关系开始疏离，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15］。从而使农村失去了村民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使交往空间不断缩小，不断吞噬着村民的生活世界。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局内人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甚至没有感知到消费主义的存在。在消费主义无形的影响下，为了更好的消费，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财富，只顾忙于打工赚钱，认为消费可以获得一切。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了与其他村民的沟通和交流，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属家庭的小团体内活动。这些都使得村民进入公共领域的途径被堵塞，情感交流发生畸形，共识和理解都难以获得，甚至出现了信任危机，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
    参考文献：
    [1]陈 昕． 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42．
    ［2］ 布希亚． 物体系［M］． 林志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5．
    ［3］ 朱启臻． 农业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2．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32．
    ［5］ 卞国凤．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0．
    ［6］ 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97．
    ［8］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3，75．
    ［9］ 吴 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8．
    ［10］ 王 宁． 消费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7．
    ［11］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
    ［12］ 张敦福． 乡土中国的消费文化—费孝通早期著作考察［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4)．
    ［13］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 李安宅，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9．
    ［14］ 方 劲． 转型时期农村的消费主义倾向:困境与突破［J］． 甘肃理论学刊，2010，( 4)．
    ［15］ 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 社会科学，2009，( 7)．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