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美国式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将会把不少农民转化为农业雇工，压低农业就业机会，最终消灭中国农村社区，是一条既与中国历史也与中国现实相悖的道路。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小而精”农业现代化模式则是个维护真正的适度规模小家庭农场、提供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并可能逐步稳定、重建农村社区的道路。未来，它更可能会成为更高收益并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同样是“小而精”的绿色农业道路。
    一、 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模式：地多人少与人多地少
    农业经济学者速水优次郎（Yujiro Hayami）与其合作者拉坦（Vernon Ruttan）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做了大量的计量经济研究，用数据来比较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的不同农业现代化历史经历。他们搜集和计算的数据包括关于本文主题人地关系与现代化模式的数据，用小麦等量来比较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中的单位面积和单位劳动力产量演变，并计算出不同的单位劳动力的拖拉机使用量和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总体来说，他们的计量工作做得相当严谨，可信度较高，但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理论概念、和数据过分繁杂，没有清晰地突出人地关系方面的数据，更没有能够有针对性地阐释明白这些关键数据的含义（Hayami and Ruttan，1971：数据见附录A、B、C，309-347；Hayami and Ruttan，1985：数据见附录A，B，C，447-491）。之后，他们的数据曾被丹麦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Boserup，1983：401；亦见Boserup，1981：139）重新整理和总结。由于博氏长期以来特别关注人地关系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联（Boserup，1965；Boserup，1981），她特别突出了这方面的数据，但遗憾的是，她该篇论文论述的是全球各地有史以来不同时期的农业经济历史轮廓，处理议题太多，因此也没有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鲜明的、有针对性的概念（Boserup，1983：数据和整理见第401页；亦见Boserup，1981：139）。其后，“文化生态”理论家内汀（Robert McC. Netting）注意到博塞拉普整理出的数据的重要性，特地在其著作的导论中转引了整个表，正确地突出了小规模、相对高度劳动集约化的小家庭农场的重要性，但他关心的重点不是农业经济而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生态”，也没有能够清晰地说明那些数据的经济逻辑。（Netting，1993：数据见第25页）为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重新检视速水优次郎和拉坦（以下简称“速水—拉坦”）四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其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代表性模型。兹先把其关键数据表列为表1。为了更清晰地突出这些数据所包含的理论含义，讨论将先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然后才讨论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和印度的数据，并进入笔者添加的中国数据。
    表1略
    显而易见，美国经历代表的是一个地多人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表1所列出的1880年到1970年间的90年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特别丰富：1880年美国平均每一个男劳动力种地375亩（25公顷），日本则是15亩（1公顷），是25：1的比例。之后，美国主要是通过机械使用来进一步扩大每个劳动力所耕种的面积。1970年，其机械使用是日本的45倍，平均每一个男劳动力一台拖拉机，而日本则是45个男劳动力才一台。伴之而来的首先是每个劳动力所种面积的悬殊差别：到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则才30亩，是82.5：1的比例。美国农业那样的要素组合意味的是，平均每个劳动力产量（以小麦等数计算），亦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并在这期间显著提高，在1880年是日本的6.5倍，到1970年达到10倍的幅度。但其单位土地产量则较低，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我把这样的农业和其现代化道路称作“大而粗”的种植模式。
    反过来说，日本所代表的则是相对人多地少的模式。其平均每个劳动力所耕种面积在1880年是美国的1 / 25，到1970年则更只是其1 / 82.5。其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在1880年是美国的1 / 6.5，到1970年更只是其1 / 10。但是，其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美国的六倍，在1970年则达到其十倍。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来说，日本的模式是比较“劳动力密集”的，因此其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高，但因为劳动力的人均用地较少，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低。它是一个 “小而精”的农业现代化模式。
    在现代化的农业“资本”投入中，我们还需要清楚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投入。首先是机械，主要是拖拉机（可以称作“机械资本”），它是促使劳动力通过规模化而提高其人均产量的关键因素。上面已经看到，1970年美国单位劳动力使用的拖拉机量是日本的45倍（中国该年的960倍），这是因为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是机械化，其中关键是节省劳动力。它的前提条件是其地多人少的资源禀赋，即其作为“新大陆”得天独厚的基本国情。但这并不意味“现代化”必定是这样的规模化。日本反映的则更多是类似于中国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所依赖的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而更多是下面要分别讨论的尽可能提高地力、节省土地的化肥。至于中国，其人多地少的起点和日本相似，但进入现代，则要比日本更加苛刻：如表1所示，1970年其每个男劳动力耕种的平均面积才10亩，是日本的一半。时至2013年，中国仍然远没有达到日本在1970年便已达到的单位男劳动力的平均耕地面积，即30亩：中国今天如果（像表1那样不计算妇女劳动力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平均每个（男）劳动力15亩。（黄宗智，2010b：75，122）如果与美国相比，差异当然更加悬殊，其节省土地的激励只会比日本更加强烈。
    第二种现代农业投入是化肥，与机械的性质有一定的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地力。另外，它的使用也和劳动力投入有一定的关联：譬如，每茬作物可以比较粗放地依赖机械或自动化来施用，但也可以更精密地手工施用，或手工配合机械来施用。它可以仅施肥一次，但也可以施肥两次或三次。同时，不同作物的化肥需要量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蔬菜所需用肥料（化肥）和劳动力都要比粮食高得多，水果基本同理。（Huang and Gao，2013：Figure 5； 亦见黄宗智、高原，2013：图5）日本1970年的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美国的430％，所反映的正是节省土地的激励，与美国以节省劳动力为主的模式完全不同。日本按亩使用化肥量比美国精密，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其高值农作物在所有农作物中所占比例要比美国高得多。这个道理和中国近年来兴起的高值“新农业”产品是一样的：它们普遍使用比粮食要高出甚多的化肥量，而且施肥比较精细，反映的正是“小而精”、与美国“大而粗”的农业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它是（非机械）“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模式。1970年，中国每公顷的化肥投入量已经超过美国，今天则达到将近日本1970年的幅度（345公斤/公顷——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表3-4，7-1）。（近三十年来蔬菜的化肥和种子投入与粮食的不同，见Huang and Gao，2013：48-49；亦见黄宗智、高原，2013：第37页）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个人们常常忽视的道理。正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 AnthonyWrigley）说明，农业说到底是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不同于使用“无机的矿物能源”（inorganic，mineral-based energy）的现代工业“产业”。一个劳动力通过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产的能源扩大到八倍，但远远不到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煤炭所能产生的能源的幅度。（Wrigley，1988：77）这里，我们需要补充说明，其实“地力”——这个来自中国厚重农学传统的概念和用词——也是主要依靠有机能源的。即便借助机械和化肥与科学选种，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仍然会受到地力的限制，其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较有限，比不上机械能源可以大幅提高。因此，在给定的人地比例下，农业生产量的可能扩大幅度比较有限，与无机能源的机械生产十分不同。与工业相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破其制约。这是农业与工业间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但今天经济学界则普遍倾向不加区别地使用来自“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广泛地把农业当作一个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分析，以为它可以和机械世界那样几乎无限度地大规模扩增产量。（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第1卷，三卷本“总序”）
    实际上，人力和地力远远不可与机器时代的以百匹、几百匹马力计算的拖拉机或汽车相提并论。美国那样的模式，通过使用拖拉机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克服人力的局限，但并不能克服“地力”的局限，因为作物生产是生物生产，最多只能达到几倍的增幅（譬如，用更多肥料，或从一茬到两茬、三茬一年），和现代使用无机能源的工业十分不同。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做到十倍于日本的单位劳动力产量（以及今天的几百倍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产量——下文还要讨论），靠的不仅是机械，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大量土地，多至日本和中国目前不能想象的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的土地。没有美国那样的土地相对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配合再多的拖拉机也不可能做到美国那样的劳动生产率。（详细论证见黄宗智，待刊：第1卷，三卷本 “总序”）说到底，人地比例资源禀赋及其约束乃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以上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大农业现代化模式是比较突出的“极端”（而中国则比日本还要人口密集、还要极端），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表1还纳入了速水—拉坦所搜集的欧洲其它几个国家的数据，按照其土地/劳动力不同比例顺序排列——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显而易见，那些国家在土地/劳动力的资源禀赋上，是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英格兰最接近美国，其19世纪后期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和美国相差无几（但到1970年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人地比例的不同，其劳均耕地面积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德国要低于英格兰，但是虽然如此，1970年德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是日本的六倍。显然，与日本和中国相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地比例资源禀赋总体上要宽松得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相对地多人少的模式。
    表1也显示，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方面，与日本相差无几的是印度。印度在1970年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是和日本一样的：30亩（2公顷），但印度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远远滞后于日本，1970年仍然基本尚未使用机械和化肥（平均2600个男劳动力才一台拖拉机），在这方面比中国还要落后（中国该年是每960个男劳动力一台大、中型拖拉机，或四台小拖拉机）。我在别的著作中已经说明，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而且得益于其人口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进入低增长状态，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蓬勃工业化过程中，在拖拉机、化肥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过程中，其农业人口基本稳定，而不是像中国（和印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现代投入所带来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被人口（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的扩增（而耕地没有多大扩展的情况下）和农业的进一步内卷化所销蚀掉。1952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增加了约三倍，但人口增加了2 / 3，而由于集体制度下动员的妇女劳动力和农闲时的水利工程等劳动力投入，每亩劳动力的投入其实增加得更多，达到三倍到四倍的幅度。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按日收益长期停滞不前。（黄宗智，2010b：5；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
    我和彭玉生已经详细论证，中国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即人口增长率的减低、人们伴随收入增加的食品结构转型（从8：1：1的粮食：蔬菜水果：肉鱼逐步转向城市中上收入群以及台湾地区的4：3：3模式）而转入更多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业生产、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打工——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才开始得到缓解。农业从低值粮食生产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菜果、肉禽鱼生产，从而形成了“小而精”“新农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其产值在三十年中达到之前的六倍，年增长率约6％，远远超过历史上其它的农业革命（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一百年中年增长率充其量才0.7％ ［100年才番了一番］，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年增长率才约2％～3％）。（黄宗智，2010b：第5章；亦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
    在同一时期中，印度也经历了性质相同的变化，只是没有中国那么快速。另外，由于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中国没有经历与印度相同程度的农业劳动力的“无产化”（如今45％的印度农业劳动力是无地雇农，中国的则才约3％），而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农业现代化进程（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但在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约束所导致的农业滞后发展以及“小而精”模式方面则和印度基本相似。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有一定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同样源自中国平均分配土地的承包制度。日本的无地农业雇工今天已经达到农业劳动力的20％以上，而中国则一直维持着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农业模式（仅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但是，在“小而精”而不是美国式的“大而粗”特征上，则和日本基本相似。最后，与类似于日本的农业变迁历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由于他们的特殊历史条件（更早的农业现代化，虽然是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实施的）以及中国和印度更沉重的人口负担，也要滞后几十年。（详见黄宗智，2010b：6-8）
    这一切所说明的基本道理是，我们不能混淆使用无机能源的机器时代的工业产业和前机器时代使用有机能源的农业。后者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地关系以及人力和地力的自然约束，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其劳动力既可能是相对稀缺的，也可能是相对过剩、多余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而后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最佳配置。农业的人地关系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配置来决定的。它对后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出发前提很不一样。
    由于人地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农业经济历史展示的不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设想的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两种由于人地关系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导致的迥异的发展模式。当然，机器时代的拖拉机扩大了人力的可能扩增幅度——美国的高度机械化农业中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几千亩地便是例证。但是，那样的扩增幅度的前提条件是地多人少，对于其相反的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绝对不可以根据现代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而误以为，中国农业可以简单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便走上美国模式的道路。事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绝对不是美国地多人少的那种“大而粗”的模式，而是日本率先展示那样的人多地少“小而精”的现代化模式。
    以上所说的事实和道理说到底其实是个常识性的认识，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霸权话语（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2a：61-65，68-70）的支配下，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乃是一门比较“硬”的“科学”，以为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专家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当然也特别宣扬那样的观点。结果是，在科学话语威势的压抑之下，许多人都以为经济是不可以用常识性的真实感来评价的，而是必须由专家们来谈论和解释的。殊不知，所谓的专家们的认识多深深受到不符实际的抽象形式化理论的主宰，把经济想象为一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样基本逻辑的（工业）经济，普遍忽视农业的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今天，这种态度和误识影响非常深远，已经存在于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它是国人相当广泛错误地认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规模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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