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摘要：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后发地位与赶超战略使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大局。但该地区根据时势变迁灵活地调整了农业发展政策，有效化解了农业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顺利实现了经济赶超目标。中国大陆与东亚模式地区农情相似，应认真借鉴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与时俱进地调整僵化的粮食安全观，改革保守的农地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并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当前的老人农业危机，加快农业的现代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后发地位与赶超战略使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大局。但该地区根据时势变迁灵活地调整了农业发展政策，有效化解了农业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顺利实现了经济赶超目标。中国大陆与东亚模式地区农情相似，应认真借鉴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与时俱进地调整僵化的粮食安全观，改革保守的农地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并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当前的老人农业危机，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为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内在冲突；与时俱进；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9—0070—08
    特殊的人地结构与保守的农地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基础，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老人农业蔓延，伪城市化人口急剧膨胀，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希望以此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扭转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但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遭遇转型瓶颈，导致新农村建设效果递减，老人农业继续恶化，严重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然而，老人农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东亚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经过长期努力，东亚模式地区已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作为与他们农情相似的近邻，中国应认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以早日化解老人农业危机，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特殊性与发展目标冲突
    本文所说的东亚模式地区特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顺利实现现代化赶超的东亚经济体，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情况与中国大陆基本相似，因此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与大陆基本相同。东亚模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结构、人口密度与规模、后发赶超特点，使其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目标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别，导致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问题，无法采用先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东亚特殊的区情。
    （一）东亚农业发展面临特殊的人地结构由于封建时代发达的农耕经济，长期的文明历史，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普遍比较高，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3人，韩国为495人，日本为335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国为119人，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明显过高。而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26公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基本均为0.03公顷，相对应德国为0.15公顷，法国为0.28公顷，美国为0.53公顷，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偏小。由于东亚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均耕地过少，丘陵、山地比例过高，导致土地细碎分割，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二）东亚现代化特殊的后发赶超战略与先发的欧美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掠夺、不等价国际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不同，后发的东亚只能主要通过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同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差异很大，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率提高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使农业部门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东亚人口过密也使农业部门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既阻碍了东亚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抑制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城乡差距更大。
    （三）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过度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是传统东亚社会动乱之源，因此，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扶植大批自耕农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防止土地兼并，东亚模式地区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最高面积限制和转让限制，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化利用，也限制企业法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应该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土地政策是对东亚近代社会革命的反映，在人口严重过剩，社会保障严重匮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发达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权、严格限制耕地流转为农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农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大量自耕农的形成也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流转限制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农业发展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等有限目标不同，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赶超战略与土地制度使东亚农业发展目标多重。东亚农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由于东亚人口过密，人均耕地少，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导致本地区粮食供应长期紧张，随着二战后东亚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冷战背景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利用。东亚农业的第二个发展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战后东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加上战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比较低，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东亚农业的第三个发展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这在经济起飞后才重点考虑，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实现。
    （五）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赶超战略决定了他们农业发展目标的多重性，但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冲突。首先，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冲突，要实现前一个目标，政府就必须坚持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土地流转与兼并，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政府就应该鼓励土地流转，扩大农场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兼顾了农民就业与粮食安全，但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还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缓农业现代化转型，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传统农业衰落、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必然影响粮食安全。再次，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严禁耕地的非农利用，鼓励主粮种植，但东亚农场规模过小，主粮种植缺乏比较优势，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主粮种植面积，允许部分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这必然降低粮食自给率。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后发赶超战略使他们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兼顾着多重目标，但由于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他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