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二）应积极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观的调整将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创造契机，我们应重新审视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保护的合理性，缩小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进一步将基本农田集中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提高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新释放的耕地，政府应优先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放弃对城市用地的垄断，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允许农用地以市场化方式非农化，这对于降低工业化成本和房价，促进农民的城市化和耕地流转，减轻留守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也应放松耕地利用限制，除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外，政府应允许其他地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老人农业的蔓延，农地流转已具备条件，政府30多年前制定的农地政策已成为土地流转的桎梏。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时代，这种所有制防止了土地过度兼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在老人农业时代，这种土地制度已成为耕地流转的障碍，应尽快调整。考虑到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我们可以采取折衷方式，选定一些地区做试点，在沿海发达地区、华中耕地抛荒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效果谨慎推广。只有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我们才能加速耕地流转，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吸引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仅农地制度改革还不够，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区、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作，需要改造，但成本很高，并且中国农地产权过度分散，导致流转成本过高，产生反公地悲剧，二者都影响农地流转。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但在内地很多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沦为形象工程，急需的农田水利、电气、防涝抗旱设施，农业机械辅道建设都很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导致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这些地区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进行耕地整理，人口大量外流也使这些地区缺乏土地整理意愿，必须借助外力。中央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地整理，需要引进中国台湾，日本的土地银行制度，以土地银行为平台，与农民协定土地长期流转或买断的价格，然后吸收社会资本投资，进行先期开发，使耕地连成一片，适合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在出租新整理耕地后土地银行可以利用租金继续滚动开发，整理出更多耕地。通过土地银行，政府有效化解了反公地悲剧，实现了资源整合，满足了耕地整理庞大的资金需求。
    （四）应逐步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阶段，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已很大，2012年各级政府的农业支出已达到12286.6亿元，但无论是占农民收入比还是占GDP比重都与东亚模式地区有很大差距，并且很多农业支出跑冒滴漏严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合理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加耕地整理、农机购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技开发与
    推广、农民教育、现代农业发展补贴，减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扩大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范围，提高主粮收购价格，对耕地流转进行补贴。只有将农业补贴进一步集中到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态化上，我们才能有效增强农业竞争力，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和农民增收。此外，中国应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这不仅关涉到社会公平、内需的扩大，也影响到土地流转，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有限，政府可以先允许农村子女入城老人和无子女老人将宅基地、承包地永久流转换取养老金。
    （五）应大力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当前中国乡村衰败，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除城乡二元体制、农业自身生产率进步慢外，农民组织性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农场可能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农民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变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从东亚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成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对于组织农民，争取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非常重要，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社则对于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起到推动作用。尽管当前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很多，但质量堪忧，在小农经济、兼业农业盛行的情况下，农民之间缺乏内在利益联系，很多只是简单的购销关系，有些甚至连购销关系都没有，只是为套取国家政策补贴而成立。因此，尽快建立维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民协作的农民协会，培育健康的农民合作社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非常重要。
    （六）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政策最终必须通过合适的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尽管中国农民数量依然庞大，但主要由老农民和传统农业大户组成，无法承担起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任，随着老农民的逐渐离世，传统农业大户由于知识结构陈旧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急需新型农民来完成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从当前看，要避免日本、韩国式老人农业的恶化，中国必须三管齐下，一是通过建立农民学院对农村专业大户进行培训，以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农民学院主要依托地方高校建立，也鼓励私人投资，政府补贴。二是放宽法人组织涉农限制，鼓励工商资本、民间资本经营农业，特别是在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休闲业、现代农业领域，形成示范效应。三是鼓励大学生加入新农人行列，由于大学生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容易接受新知识，合作性强，应该是未来新农民的重要来源，政府可以学习日本、韩国经验免除涉农专业学生学费，对毕业后愿意务农的大学生进行培训，顺利结业后为他们提供优惠的创业、生活补贴。只有三管齐下，我们才能为中国农业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化解老人农业危机，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陈 兵.二战后日本农业产业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以相关立法为中心的解说[J].农业经济问题，2014，（4）： 94-101.
    [2]蔡天星等.现代台湾农业发展模式的历史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1）：129-137.
    [3]卢荣善.经济学视角：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07，（2）：95-112. [4]牛山敬二（日）.日本农业与农村的现状及危机[J].中国农史，2012，（1）：73-87.
    [5]潘伟光等.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13，（9）：44-49.
    [6]刘军花.从传统到现代——台湾农业现代化转型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11，（2）：147-149.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湖州  3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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