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三、对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效果的评价
    在经过60多年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后，我们基本可以对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作出客观评价，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比较成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为本地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超赶创造了条件在东亚模式地区，由于二战后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保证了工业化启动阶段粮食供应的自足，维持了工业化的低成本，有利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严格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拥有量限制使小农经济长期稳定，避免了土地过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既保障了农民就业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东亚模式地区二战后制定的土地制度虽然保守但符合区情，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多赢目标，为工业化起飞创造了条件。东亚模式的农地制度改革使本地区避免了非洲式的长期粮食短缺，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贫民窟恶性膨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东亚模式地区过剩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随之凸显。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审时度势，改变以前的以农促工战略，积极地推进以工补农战略，通过大量农业补贴和农业支持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通过把农民纳入国民年金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通过耕地重划和放松耕地限制鼓励耕地流转，鼓励企业到乡镇投资增加农民兼业机会，并通过新村运动，富美乡村建设全面改造了农村。这些战略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避免了东南亚各国那样过大的城乡差距和社会冲突，实现了均衡发展。由于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老人农业恶化，城乡差距重新扩大。为应对农业危机，东亚模式地区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转变粮食安全观念，合理降低粮食自给率标准，放松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限制，注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土地流转补贴、土地银行等方式鼓励耕地流转，积极鼓励企业法人、新农人加入农业经营。从效果看，粮食安全包袱最轻的中国台湾老人农业解决最好，粮食安全包袱重的日本、韩国还需继续努力。[5]
    （二）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在极端不利的人地条件下确保了现代化过程中粮食供应的安全，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包括：（1）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二战后东亚地区比较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为工业化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东亚工业化的粮食供应，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6]（2）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极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重工轻农不同，东亚地区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把粮食安全放在重要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支持（日本2000年农业产值占GDP的1.1%，但政府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到GDP的1.4%），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乡村建设运动。（3）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与西方的渐进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为先导不同，东亚模式基本遵循二元结构理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动力，以刘易斯拐点为契机，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4）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亚经济发展初期更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低效的农业领域更是如此，二战后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高额的农业补贴，耕地重划与新村运动都体现了东亚政府对农业的积极干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安全观念的转变，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视，逐步放松对土地利用、农业准入的限制，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鼓励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5）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成功关键在于其灵活性，能够根据时势的变迁不断调整农业发展目标，并根据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农业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
    当然，由于东亚特殊的人地关系，人口密度与规模，加上制度的路径依赖，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韩国和日本，由于粮食安全的约束，“三农问题”依然严峻。（1）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农民的恋土情节，以及政府的高农业补贴使兼业农民比例高，导致土地流转缓慢，农场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也影响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2）农场规模小使农民收入低，只能依靠政府的价格保护和农业补贴增加收入，导致大量年轻人逃离农村，老人农业蔓延，农村发展后继乏人。（3）韩国、日本山地广布，产权分散，导致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机械化推进缓慢，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弃耕。（4）过高的农业补贴导致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而超高的粮食价格也降低了居民生活水平。（5）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东亚模式地区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必然会严重冲击依赖于高度保护的本地农业。
    四、东亚农业现代化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由于相似的农情，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中国是大国，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3人，为东亚模式地区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数量为0.08公顷，相当于东亚模式地区的三倍，并且平原辽阔，农业发展总体条件比东亚模式地区优越。中国大陆地形多样，各地人口密度、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差很大，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的较大差异也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严峻，中国国情与东亚模式地区的较大差异决定了中
    国不能完全照搬东亚农业现代化经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从中国现代化的程度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城乡差距很大，老人农业非常普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问题都十分严峻，且二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与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情形相似，因此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农业改革依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应尽快转变粮食安全观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均主粮消费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转
    型提前到来，也预示着中国人口接近峰值，主粮总需求增长趋缓。当前美国有接近1∕3的耕地因供应过剩而休耕，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粮食增产潜力也很大，世界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购买更多粮食。中国粮食储备比例很高，相当于国民年消费的40%—50%，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8%。在现代社会，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实施粮食禁运造成人道危机基本不被允许，即使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也积极援助以减轻人道危机。中国人均耕地少，主粮种植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过高的粮食安全要求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粮食安全。因此，中国应学习东亚模式地区及时转变粮食安全观，在保证主粮基本自足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粮食自给率，以释放更多农地进行非粮、非农利用，提高耕地总体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