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战略转型：东北振兴再出发——访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是引领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我省的改革发展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围绕新一轮全面振兴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站在全局看东北：
    发展短板　改革难点　开放前沿
    辽宁日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东北问题的？最近有什么印象？
    常修泽：我对东北重点关注始于1979年。那一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启动，我也刚刚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的结构问题进行调研，我被抽去并被分到东北结构调查组，做了比较系统的调查。2015年七八月，我带着几个博士生到吉林、辽宁进行了一次新的调研，深感东北问题之复杂、振兴东北之艰巨。
    辽宁日报：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地区发展历来高度重视，其中蕴含怎样深刻的考量？或者说应该如何从国家大局来审视东北的地位和意义？
    常修泽：从国家发展改革和开放大局来审视东北的战略地位，我有三个观点，即“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短板；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
    第一个，从发展来讲，东北是短板。为什么这么说呢？从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前些年东北的发展势头比较好。但是，对于前十年的成绩不能估计过高，潜伏的问题不能忽视。与现在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差异，前十年叫作“水涨船高”，现在叫作“水落石出”。
    2003年至2013年的“水涨船高”有三股“水涨”：第一股，是整个世界2003年以后增长不错，虽然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总的来讲，这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大稳定”时期。第二股，2003年以后全国来讲也是“水涨”，全国经济处于高速的涨势期。世界的“水涨”，中国的“水涨”，再加上在国家振兴东北这个大思路下，政府和企业对东北的投资大幅度上升，成为第三股“水”。针对第三股“水”，我到东北专门了解得到的数据是，2003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东北三省，不包括内蒙古，4212亿多。2014年多少钱？当年投资额46096亿，10倍都超过了。这是往里投“水”啊，这股“水”注进来以后，前十年东北“水涨船高”。
    但是，这种情况把东北深刻的矛盾掩盖下来了，包括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2014年特别是2015年上半年，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把它叫作“水落石出”。因为整个中国经济下行，世界经济放缓，投资力度也不像过去那么大，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正所谓“天下回落东北先落”。
    这里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按说不应该先落。但是，结果正相反，那就需要研究：第三股“水”那么大的投资，效果如何？不能说没有作用、没有意义，但这个思路行不行？能不能让它继续在新的十年中惯性运作？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引起了高层乃至全国人民的关注。总之，从发展来看，东北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短板，是高层的忧虑之处。
    第二个，从改革来讲，东北是难点。当下中国的改革没有不难的地方，没有不难的领域。但比较起来，东北最难。因为在1949年后东北谋划发展最早，没有经验可依，把当年苏联的模式最早移植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东北又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大本营”。时至今日，东北国有经济比重仍相当高，因而成为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
    第三个，从开放来讲，东北是前沿。从主流来说，和平是主题，战争不是主题；发展是主题，停滞不是主题。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东五盟，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毗邻俄罗斯、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之一。因此，要站在全球角度看待东北的战略问题。
    望闻问切诊东北：
    体制病　结构病　发展方式病
    辽宁日报：您认为新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有何深意？
    常修泽：我这样看，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理所当然是国家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2003年10月，振兴东北的战略性文件实施以来，不能说没有成绩，但问题不少，需要进行反思。我认为，在这一时期，治标未治本，采取的是“短平快”“现得利”的办法，有两个关没有闯，更谈不到闯过去，就是今天看到的“水落石出”的那两个“石头”：一个大石头是“结构”，“结构关”没有过；一个大石头是“体制”，“体制关”更没有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了。我认为思路需要做重大战略性调整，由“政策投入型”转向结构和体制的“闯关型”。
    辽宁日报：从治本层面来看，如果请您给东北把脉，您怎样开诊断书？
    常修泽：我认为东北现在的“病”是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综合征”。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原来的体制病、结构病“水落石出”，再叠加人口等多种问题，使得东北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尤其是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几大行业下行压力较大，整个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经济面临巨大困难。透过东北经济下行压力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在作怪。
    第一个是体制病。在“国”“民”关系上，到底东北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包容发展？各自产权比例多大为合理？提“做大国有”是不是现在国有比重还不够大？这些问题未能理清。我调查的结论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而民营企业不发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我调查的结论是，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作用和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市场意识和氛围不浓。
    体制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当产能过剩严重时，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兼并发生。但是在东北，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尤其是“僵尸企业”无法顺利退出，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个是结构病。首先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一是消费需求减弱。我以辽宁省1993年至2013年20年间的数据为例，从三个层次来“砸核桃”剖析。第一层，从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由4.62%下降到3.73%；第二层，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总和）的比重，由80.02%下降到78.89%；第三层，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较多，由31.19%下降到17.15%。二是服务业“供给减弱”。据调查，2013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个百分点，而且供给方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此乃结构病之一。
    结构病之二，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三省二产比重过高，二产中重工业超高，其增加值占工业比重70%以上，尤其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等“原”字头比重过高，而新型工业发展滞后。
    第三个是发展方式病，拼资源、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技术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从东北的研发力量来看，有一定基础，但相关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这很耐人寻味，原因在于创新动力不足。据了解，2013年，东北地区研究与试验（R&D）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信息革命时代，知识经济发展不够。这些问题都需要冷静分析，实事求是地寻求结论。
    总而言之，东北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病”，而是“综合征”“并发症”，因此需要呼唤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
    三大建议兴东北：
    国企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　手臂延长战略
    辽宁日报：如您前面所讲，体制、结构、发展方式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不是一服药就能治得了的。对未来东北经济转型升级您有什么建议？
    常修泽：前十多年的东北振兴模式需要反思，新阶段的东北振兴战略需要转型。2015年8月，我在东北实地调查时了解到，目前一些理念很好，如坚持“三个有利于”，如坚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等，但是这些好理念并未真正得以贯彻。还有些流行思想和理念比较空泛。因此，要特别注意接东北“地气”。具体来说，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东北从体制上说，症结问题是国企问题。据地方政府统计，不包括央企在内，仅地方口径国企的比重就是50%多，当然三个省的情况不太一样，但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加上央企，国有比重更高）。这实际是东北振兴的真正难中之难。再加上人的问题，我调研的结果是，在东北，人的问题十分敏感，解决问题首先涉及到工人的妥善安置问题。怎么弄？建议国企改革突破的切入点从现在的“僵尸企业”做起，我了解的数据大约是几百家。但淘汰“僵尸企业”，也要做结构分析、区别对待。淘汰企业，尤其要把人安排好。此外，真要引进民营经济，光说不行，怎么改变投资环境？建议中央在东北设立“国企改革综合试验区”。搞是势在必行，但搞几个？搞多大？特别是搞到什么力度上？我觉得需要研究。
    第二，建议中央在东北设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我们面临更多的是体制性障碍。我到沈阳机床和新松机器人公司考察，这两个企业不错，是辽宁沈阳的两个“宝贝企业”。但是，沈阳机床的全球总部将由沈阳迁到上海，新松机器人听说也要迁到上海或深圳。这两个宝贝为什么走？主要是政策、行政体制束缚。东北地区的相关企业层层上报程序繁琐，申报审批很麻烦，而且很难，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按照全球最新的规则来开展工作的，比起东北来，办事速度快、效率高。这种体制是可以改变的。如何让好企业留在东北？建议中央在东北设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为给这些企业提供制度和政策的空间。当然，设立自贸区的战略意义比这更大。从全国配置来讲，现在四个自由贸易区，上海、天津、福建、广东，都是沿海，东部地区就缺东北，这个可以提出来。对此，我提出一点建议，希望国家在东北三省专门设立一家为东北地区振兴服务的自贸区，我想这样会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延伸推进。
    第三，吉林所创造的“手臂延长战略”值得借鉴。现在研究东北怎么开放，从条件来看，辽宁有沿海优势，吉林、黑龙江问题比较大，就是因为没有出海口。珲春的“手臂延长战略”这一开放思路蛮有启发性，我联想到别的地方，也可以搞“手臂延长战略”，就是借港口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