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中国城镇化要走怎样的道路？

    2012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并未形成一条清晰的城镇化实施路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民的生活，都令世界瞩目。但是在农村，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最关键的是赚钱难，现代化的市民生活，距离农民还很遥远。
    毫无疑问，中国农民不想祖祖辈辈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部分中国农民都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享受城市为个人带来的便利、福利以及社会身份 。
    农民变成市民，无非是有两条路，一是允许农民进城，并配合一系列的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二是建设小城镇，让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对现在的一些思想和体制做出突破。
    先说第一条路，农民进城。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现在让农民进城会导致“拉美化”。“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原则并没有错（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但这些学者对社会形势有误判，因为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已经出现了“工业化领先、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比如深圳，深圳常住人口1500多万，但具有深圳户籍的只有230万，上海2300多万人口，其中900多万是外来人员，占总人口数的40%。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拉美化”呢？所谓“拉美化”，是骤然增加的城市人口没有就业岗位，没有房子，只能居住在棚户区，形成了城市的贫民窟，可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里，很大一部分农村外来人员有工作、有住房，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市民化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变成城市人呢？
    农民进城，还涉及到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如果让农民进城，就应该是完全地进城，不能是身在城市，脚在农村。所以应该允许农民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带到城市里，包括把自己的房产变现，退出农村，脱离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土地应该是“耕者有其田”，而不是“居住者有其田”，一个耕种大户有能力耕种几百亩上千亩的土地，可是现在不能种，因为没有那么多土地流转到他手中；有的农村人已经没有耕种能力了，他的那份承包地只能撂荒，这是对土地的浪费，也是对人力的浪费。
    再说第二条路，建设小城镇，让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这条路要突破的，一是长官意志，二是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
    在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长官意志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在征地问题上，过去征地时给农民的补偿很少，只是年产值的15到30倍，非常不合理。那么现在提高了补偿，增加到150倍，是不是就合理了呢？实际也不合理，因为决定补偿多少的，不是市场，而是县长、市长。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发展状况不一样，把征地补偿调得很高，看起来给了农民很大的利益，可是那些偏僻的地方，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有人去投资吗？
    中国既然是想建立市场经济，就应该尊重平等交易的原则，而不是由长官下令，说多少就是多少。在建设小城镇时，最忌讳的就是政府强制实施，应该以“惠而不费，劳而无怨”为原则，根据百姓的需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用经济杠杆来推进工作，而不能用行政强制。
    建设小城镇，一定会涉及到土地流转。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和一些专家的观点不同，我不愿恭维现在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是所谓“18亿亩红线”的规定。在历史上，我们的粮食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耕地不足。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显然不是因为耕地少、粮食不够造成的。现实的例子更多，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土地都不多，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生饥荒；朝鲜的耕地不少，却饥荒不断。这说明粮食问题和土地多少是两回事。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是商业社会，为什么我们的思维还滞留在农耕社会呢？
    我想，让农民变成市民，既是农民的需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如果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废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的土地自由流转，突破那些类似“保护耕地”的陈腐的条条框框，解决了农民问题，那我们的经济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国家经济将会继续高速发展，起码二三十年内不会有问题。
    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形式比较多样，比较有影响的城镇化模式有几种：一是成都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城郊型模式；二是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三是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乡镇政府主导乡镇的发展；四是广州模式，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五是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而建设小城镇。我觉得前三种模式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没有尊重市场规律，是比较危险的倾向。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城镇化作为追求政绩的目标之一，政府权力大力介入所谓的城镇化，不顾农民切身利益，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强行赶上楼房。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时，政府并未解决这些人的工作，也并未解决必要的医疗等社会保障，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城镇化建设不妨以乡镇和“大破落村”为重点，因为县城以上的城市，本身已经有了自我扩张的能力。在这方面，台湾“县市并行”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有高雄县、高雄市，在这种模式下，“县”负责发展各乡镇，“市”则只负责发展市区，这种模式能够保证各乡镇的发展不再受县域经济的制约。
    大破落村是指，农村有很多历史上形成的规模较大的村庄，人口在3000至5000之间，占地1000到1500亩，这样的村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虽然随着人口迁移，设施落后，面貌破落，但很难自然消失。大村子常常是一个小地域的中心，如果对这样的村子稍加整理，拓宽街道，让周围的小村庄向它靠拢，就可以形成小的城镇。我想，这样的大村子，只要把街道整理好，那么街道两边很快就会出现商铺，村里很快就会有固定的税收，破落的房屋也会自然重建，宅基地和房产随之增值。至于那些搬迁一空的小村，政府可以买下来进行土地开发或者复耕。
    以大自然村为中心发展小城镇，国家投资不多，只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比如学校、医院以及水暖电等，就可以建成了。人口集中后，自然会产生各种就业岗位，比如成立集市，村域经济会变得多样化。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节省投资，不用重新规划新城区；二是改善生存环境的效果明显，小村庄的人口并入后，可以共享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总之，一条好的城镇化道路首先需要在中央层面有清晰的思路；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在思维和体制上进行有效突破，最关键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中国的现实规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镇化之前，首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这是好的城镇化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原董事长，现任该集团监事会监事长。2003年5月，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名逮捕了他，酿成名噪一时的“孙大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