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30年，经济体制和开放程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本文从总需求的角度，提出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并从大国优势、开放优势、发展阶段优势和体制优势4个方面，分析这种模式的特点和可持续性。
    一、内需是总需求主体：大国优势
    从规模看，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总体上以内需为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也以内需为主。这是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这个根本国情所决定的。总需求分析有规范框架，有现成数据，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问题。
    （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标准分析框架中的内需和外需
    基于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需外需贡献的基准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包含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3个部分。整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增长之和，各个部分的增长占整体增长的比重就是其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这种方法以消费和投资表示内需，以净出口表示外需，逻辑关系清楚。例如，一国如果投资5亿元，消费5亿元，出口2亿元，国内总产出就是12亿元；但如同时还进口了2亿元，那么投资或消费中就有2亿元不是国内生产的，应剔除，即净出口为零，国内总产出就是10亿元。
    1.内需占总需求比重超过90%
    1978～2009年期间，按支出法计算，净出口所占比重虽然缓慢上升，但在比重最高的2007年，也仅占8.9%。投资和消费两项构成的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始终在90%以上。
    2.内需对增长的贡献超过80%
    按支出法计算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只有1990超过一半，达到50.4%，此外还有6年外需贡献在20%以上，但也有6年外需贡献为负数。总体看，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80%。
    （二）外需地位的扩展分析：贡献增加但仍然为辅
    用净出口衡量的出口贡献是“净外需”，虽然精确反映了GDP核算中的恒等关系，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贸易的重要意义。一个简单的反问是：一个完全无国际贸易的国家，与一个有大量进口和出口但两者相等、净出口为零的国家，外需的意义等价吗？显然不是。再看前面的例子，如果2亿元进口和2亿元出口不发生，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很可能既达不到各自5亿元的规模，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不同，因此从动态因果关系看，认为“外需贡献为零”是不恰当的。恒等关系只是增长结果的静态表达，反映不出增长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恒等式的隐含假设是总需求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外需的重要意义在下面部分分析，这里仅提出分析外需贡献的两个扩展思路。
    1.名义出口依存度和真实出口依存度
    多年来有不少观点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出口的地位和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指标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36.32%，可参见表3。但是在衡量外需对增长的贡献时，这个指标并不恰当，因为分子分母口径不同。出口额是类似于“总产值”或“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既包含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只有国内增加值计入我们的GDP，构成我们的增长，而转移价值的部分是不计入GDP中的。
    笔者在这里提出名义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GDP）和真实出口依存度（出口增加值／GDP）两个概念，认为在衡量外需的比重和贡献时，真实出口依存度更有意义。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研究，讨论了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值的不同含义及在考虑外贸依存度、外需收益等问题时应以出口增加值为依据的观点。计算真实出口依存度，需要剔除出口总值中的进口转移价值，由于获取相应数据困难，笔者用两种替代方法作过尝试。一是在加工贸易出口额中直接扣除加工贸易进口部分，这种方法的数据可靠，但缺点是未能扣除一般贸易中的进口转移价值，因此得到的数值虽然低于名义出口依存度，但高估了真实出口依存度，即使如此，真实出口依存度也仅为名义出口依存度的2/3左右，参见表3。另一种方法是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中的进口转移价值都进行扣除，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八种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平均为48.3%，据此计算，我国2007年的真实出口依存度为17.54%②。这个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覆盖全部出口商品。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真实出口依存度没有超过25%。
    2.其他估算方法
    还有学者用其他方法计算过出口对增长的真实贡献。沈利生、吴振宇(2003)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出口的比重和贡献进行测算，发现1997～2001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平均为14.1%，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在0.24到2.56个百分点之间波动。林毅夫、李永军(2001)建立了一个联立多方程模型，按其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GDP增长1个百分点，2000年在GDP增长8.56%中，出口贡献了2.8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2.8%。刘亚军(2010)使用这个思路并对其作了修正，按其计算，2000年外贸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5%，2007年达到了45.6%。Lau和陈锡康等(2007)根据2002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发现2002年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368美元。王直(2007)测算发现，1997年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重为48%，2002年上升为52%。
    隆国强(2000)提出，进行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需要考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差异。由于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就越低。如果仅考虑商品生产和商品出口的比例，结果就会不同。为了使数据有可比性，应该计算各国商品贸易额和国内商品生产总值（第一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按此方法计算，1997年我国商品贸易额和国内商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1%，低于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比如美国为75.3%，澳大利亚为116.8%，德国为60.4%，俄罗斯为64.4%。
    表4是上述各项研究成果的汇总，总体看，内需为主的判断能够成立。
    二、外需调整失衡和推动增长：开放优势
    从数额比例看，外需在我国总需求中居次要地位。但是与其他大国的相同发展阶段相比，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更为重要的是，外需在调节国内要素结构失衡、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可替代。外需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发展模式有别于其他大国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解释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一）外需是解释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动态看，对外贸易产生以下重要影响。第一，进口促进生产和消费。进口提供了本国短缺或不能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而这部分投资和消费在没有进口时不会发生。第二，出口扩大了市场和就业。商品出口的实质是利用国际市场拉动国内生产，否则这部分生产不会发生。第三，进出口影响国内要素结构及分配关系，资金短缺国家大量进口资金密集的产品，会降低因短缺造成的国内资金高成本；劳动富裕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会增加劳动使用，提高劳动者收入。第四，进出口商品中搭载的技术、创意、诀窍、管理等，对贸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竞争力和经济结构等都产生多方面重要影响。
    外需在我国的相对重要性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开放领域主要增长指标均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7.4%；吸收外资年均增长17.1%；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4%③。2007年与1985年相比，按1985年人民币和美元不变价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增长了6.7倍、15.2倍、22.1倍、18.8倍和14.4倍④（见图1）。二是我国名义出口依存度明显高于其他大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时外需的相应比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等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大国，名义出口依存度大约在11%～20%之间（江小涓，1993），我们持续多年高出这个水平。对外开放各项指标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其他可比国家的同类指标，表明开放是我国增长的重要源泉。没有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不可能保持长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外需调节国内失衡的作用突出
    我们虽然是大国，但要素结构失衡明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总量的份额，劳动力为23%，土地和淡水资源为7%～10%，油气储量为3.5%，投资和研发投入均不到1%。如此不匹配的要素结构，无法吸纳劳动力全部进入现代经济过程之中，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全部实现。外需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还通过调节要素失衡状况，拓展了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1.外需吸纳就业能力较强
    出口产业总体上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百万元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平均为6.37，而主要出口产业的这个指标要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扩大就业仍将是长期任务，外需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2.外需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沿海地区出口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是这些以往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的重要渠道。总体上看，劳动者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水平相对较高。调研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同一城市中外资企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我国劳动者报酬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但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的。比较不同类型的企业，工资水平最高的为外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是东道国相对最高的，去外资企业工作往往成为就业者的优先考虑。
    3.外需相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总体上看，我国的出口商品集中在资源节约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加工环节，出口最多的两类产品为电子通讯及计算机和纺织服装，都是劳动密集和相对节约资源、保持环境的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引进国外资源和资金密集的投入品，我们再投入大量劳动力加工出口的，符合国情。如与在国内经过棉花种植、纺织印染和服装加工3个环节后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选择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3倍的服装加工出口，因为这个环节主要是劳动密集，而棉花种植是土地密集，印染相对有污染。我国出口商品中，有一些资源能源消耗高和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据测算，最近几年，6类45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5%，出口总体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4.进口缓解国内资源约束
    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净进口达到1814亿美元，大大缓解了资源约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和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通过进口资源密集产品，我们还间接进口了不可贸易的短缺资源，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国内有专家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这些耕地资源替换出来，可用于种植其他更基础更高效的农作物⑤。对外贸易缓解了我国要素禀赋约束。
    5.我国获得外需的大部分收益
    这个方面误解不少，认为我们从出口中获益很少。理解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区别出口增加值和出口额，出口获益只能与我们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以前面的例子，如果仅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服装加工环节，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种植和纺织印染环节进口转移价值在内的服装出口总价格作为分母来计算我们的收益。如果以国内增加值计算的盈利率达到10%，
    但若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计算，盈利水平就会被不恰当地“摊薄”为3.3%，真实获利程度被大大低估。
    实际上，“中国制造”的主要收益归我们。按照收入法统计的国民收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可以分为劳动报酬、税金、营业盈余和折旧4部分，这几块分别约占增加值的40%、20%、15%和25%，国内企业出口商品产生的增加值，这几部分全部归我们。即使外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我们也获得其中的大部分。以2007年为例，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32129.72亿元，其中利润为7527.38亿元，按中方在合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中的比重估算，中方约占有29%的投资收益，中方收益为2182.94亿元，外方实际所得利润为5344.44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17%，其余83%的增加值以劳动者报酬⑥、税收⑦和国内投资收益等形式主要在国内分配。外资企业还可能通过高价进口投入品、压低出口商品价格等方式获取利益，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降低了国内增值率，并不体现在现有GDP的分配中。今后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但同时要考虑能够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节约资源和节能环保，这是国情的长期要求。
    三、继续扩大内需外需：发展阶段优势
    较长时期内，我们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加快发展的时期，扩大内需空间较大。同时，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我们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外需仍将保持增长。这些阶段性特征是我们继续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
    （一）继续扩大内需和优化内需结构
    1.扩大内需有广阔空间
    从国情、发展阶段和体制特点看，我们有条件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内需，这方面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扩大内需受到诸多制约的情况很不相同。一是有能力。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财政赤字控制在GDP3%以内，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有操作余地。而美国金融体系是危机起源和重灾区，危机之前居民已经大量负债消费，应对危机主要靠政府大量发债，预计本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0%，财政货币两种手段都受到限制。二是有空间。我们的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促进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等，既能扩大当前就业和促进增长，又能形成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美国政府发债主要进入金融体系，拯救金融机构和补充流动性，这些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游荡，随时能进入市场推高价格，回收压力较大。三是有意愿。我国养老压力趋大，社会保障在较长时期内以保基本为主，因此相当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资机会，为未来提供收入。从更长时期看，我们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内需增长空间很大。
    2.优化内需结构
    在扩大总量的同时要优化内需结构。首先要扩大消费需求。过去10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还在下降，2006-2008年，最终消费率平均为49%，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3%-79%，发展中国家平均65%-70%；居民消费率平均为35.7%，低于全球平均61%、发展中国家平均60%的水平。消费率偏低，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有关，从国际经验看，较高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匹配，从我国发展阶段看，有必要保持适度较高的投资率。但消费率长期明显偏低，不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要求，也是不可持续的。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其次要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这是内需增长可持续的根本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够。长期下去造成投资和消费失衡，使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银行呆坏账增多等。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要着力于以下方面。要继续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吸纳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投资要多向民生、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倾斜，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和环境。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多吸纳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政府投资要多向民生、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倾斜，增加消费供给和多元化消费选择。
    （二）提高开放水平继续利用外需
    1.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
    出现经济危机，全球化既会调整更会发展，而且往往是危机最深领域全球化的跃升期。这是因为各国危机程度不同，深度危机国家的企业难以自保，需要危机较轻国家企业的投资重组。20世纪90年代拉美和亚洲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资产中外国资产的比重平均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许多国家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20世纪末IT泡沫破裂后，发达国家IT巨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IT产业的生产国际化、资产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球化的发展也必然推动贸易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贸易总额随经济涨落有起伏，但在世界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货物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1%上升到2008年的26.4%。
    可以预计，这次危机之后，国际贸易绝对数额还会增长，相对比例不会萎缩，全球化进程总体上不会逆转，有些方面还可能加速。很难设想出现美国不再进口而是自己制造劳动密集产品、资源生产国不再出口而是自己发展后续产业、中国不再进口资源类产品而是自给自足这种全球化向后退的景象，目前的基本分工格局难有大的改变。与此同时，跨国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业、资源业企业正在寻求被收购兼并，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全球化多方共赢，推动因素多元、持续和有力，虽有曲折和反复，但必将继续深入发展。
    2.继续稳定和扩大外需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都会继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机遇提高竞争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从外部获得大量优质资源，形成新的竞争能力。一要继续扩大外需，增加出口，增加劳动者就业和提高收入。同时，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并相应获得更多利益。二要引进短缺自然资源，我们这种需求长期存在，资源产出国的供给愿望也会长期存在，对此需要有长期的制度性安排，稳定产出国对中国长期需求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投资和吸收我们投资，不断扩大产出和供给能力。同时要通过有效的战略安排，努力保持价格合理稳定。三要促进更多要素跨境双向流动，增加国内要素持有者在海外的获利机会，增加国内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便利性有效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吸纳海外人力资本，我国有大量学有所成、干有所成的留学生，要利用好这个特殊有利条件。
    四、改革创新促进两种需求协调发展：体制优势
    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发展，体制改革创新是关键。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关系
    全球化条件下，各类要素特别是资金持有者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国内市场体系完善，资源配置能力强，同时要素在国内及跨境配置障碍少，是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增长的基本要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健全，内需外需关系就会发生扭曲，不仅国内资源配置效率低，还引起商品和要素的不合理跨境流动和低效配置，不良影响超出国境。例如，如果国内金融体系效率低，国内企业就可能更多地寻求外国投资，国内资金也可能更多地到海外投资，国内市场主体、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国内价格机制扭曲，某种资源定价过低，或者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完全体现在商品价格中时，不仅国内会过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导致外需不合理增长。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完善各类要素市场，是一项难度很大又必须加快推进的改革任务。
    （二）加快服务业改革开放
    扩大内需和外需，优化内需外需结构，都要求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重要原因是体制机制没有理顺，许多服务行业以公益性、自然垄断、文化传承等特性为理由，排斥竞争，缺乏活力，大大约束了服务提供。要加快服务业改革，特别要加快那些进入障碍多、活力不够的服务业改革，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降低成本和增加供给。对于具有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业，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要发展多种方式的服务提供组织和提供方式，在可能的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保障和改善供给。同时还要加快开放。国内优质服务资源大量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民间投资主要在低端，起补充作用。引进外资和国外人力、智力资源，能够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产业中很快形成中高端服务能力，增加供给和扩大消费。服务出口是我国外需新的重要增长点。最近几年，每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在600万左右，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适合这类就业者的岗位，劳动、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出口，将是重要的外需部分。粗略估计，改革开放可以使服务业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三）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长期持续扩大内需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往多年，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加快城镇化进程，能够释放出大量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务消费的需求、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的需求，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一个长期而且巨量的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镇化的推进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使这个过程能有效节约土地和保护环境，能够适应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应该有得力措施提高现有城市容积率，目前我国城市容积率明显低于日本、我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提升余地。再如要选择适当的城市规模，不同规模城市的就业机会、人均占地、单位土地产出率、环境和交通压力等有很大差别，要通过引导性的政策，在尊重个体选择和保持总体合理之间保持平衡。三是探索城乡两套保障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问题，把握好节约土地、保障城市“新”、“老”居民之间合理权益的关系。
    （四）深化企业改革
    未来较长时期，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会导致投资行为的高风险，形成大批竞争能力不强的过剩产能，扩大内需难以持续。“走出去”企业的高风险行为会蔓延到全球市场，而此时相应的获益方在国外，不是利益国内再分配，而是净流失。例如，以往出现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合资转制中想方设法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行为，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这种风险会伴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企业行为建立在市场约束的基础上，使内需外需扩张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可持续的基础上。
    （五）有效使用两种调控手段
    内需外需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出现突发性严重波动时，都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干预，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但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合理干预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正常”时期，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促进内需外需结构符合国情特点、符合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内需外需都很重要、各有特点又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应该“中性”对待两种需求，对商品、服务和要素的双向流动都给予平等地位，对面向国内和面向出口的两类企业，对扩大内需的进口和扩大外需的出口，对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应该平等对待，慎用偏向某一方面的支持或限制政策。市场机制在基础面上发挥作用，内需外需结构基本合理，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力就可以集中在战略领域和非常时期。
    总之，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由国情、发展阶段和全球化深入发展这些国内国际基本条件决定的。继续扩大内需和外需，改善结构，促进两种需求可持续和协调发展，是长期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