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芒：农村人口的地域分布与职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广大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社区发生了分化，传统的社区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农业、农民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乡村工业发展迅速，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乡村到发达地区的民工潮波澜起伏。这些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但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区经济基础落后，低素质的劳动人口众多，且富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人口数量和质量分布的地域差异明显，导致适应农村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地域结构，以及最优人口分布尚未形成，劳动人口与社区地域结构之间，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突出。由于人口是社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地域空间则是社区活动的载体，所以如果农村人口在城乡社区中合理流动与分布对城乡经济发展就有了双向的互利作用：一方面城乡社区的发展可以为人口的合理流动与分布提供适宜的地域空间，丰富的物质基础和优化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城乡社区间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又可以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为城乡社区的发展配置适宜的劳动力要素。因此，研究农村人口分布与城乡社区发展的关系及规律性，对于科学地制定我国新城乡社区规划，组织社区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新农村社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城乡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人口在城乡社区间的流动与迁移，从而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人口地域分布
    影响农村社区人口分布的原因主要有经济、政策、行政干预、自然环境及文化习俗等社区发展因素，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经济越是发展，人口在社区间的流动或迁移就越明显地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尤其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分布决定着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流量和流向。尤其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方式不同，人口分布的特点和人口迁移与流动的趋势也不相同。在社会流动和人口迁徙上，传统的农村社区阶层与社会组织系统既比较固定又松散，因此农村社区间的社会流量较少，流动速度较慢，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接触量及社会互动强度与频度较城市为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民工潮，由乡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则逐渐增多，流动速度也随之加快，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相反，城市社区间社会流动无论是流量和速度与农村社区间的社会流动相比，都显得更加平稳有序，而更多地带有理性的选择。在人口迁徙方向上，一般总是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或其他非农产业。总之，社会经济发展快速的社区，常常是人口迁入增多与劳动力流动频繁的社区，而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社区，则是人口封闭或是人才流失的地区。我们研究社区发展与农村人口地域分布的关系，可以重点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考虑。
    二十多年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我国农村社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的家庭经济逐渐走向专业化与社会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社区结构和经济活动日益呈现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原先以单一的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工、商兼营的综合经济，一些农村地区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向集体经济集约化管理转化。具体表现在农村市场活跃，社区集镇繁荣，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非农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与迁移。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必然改变了传统的人口布局。一方面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来看，社区经济的多元化加速了社区内部功能的分化，社区内不同地域单元之间的联系的加强，生产布局的变化，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吸引，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地区差异，都必然使社区间的人口分布，包括人口数量、质量的地域分布，人口的职业、行业的社会分布发生新的变化。以血缘和地缘的聚合力量长期形成的农村社区的封闭系统被打破，社区居民社会交往和流动日益频繁，农村人口不仅多分布在农村经济发达的社区，而且逐渐向乡镇经济繁荣的小城镇社区聚积。可以说，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可能的人口容量和人口密度。另一方面，从农村社区空间布局来看，社区重心不断向交通便捷、经济发达、信息灵敏的地区转移，使这一地区成为乡镇工业、城镇布局、人口聚积的重要发展带。同时，以村落为主的均质的社区结构发生了分化，基层社区的空间范围明显扩大，农村地区由单一性社区分化为县城、中心镇、中心村、自然村等具有不同职能、不同地域范围的社区类型。这些变化使得人口在社区间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分布由分散式分布向集中分布转变，呈现出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此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初级劳动力市场异常活跃，城市的生活方式，由其是优于乡村的发展机遇和工资待遇，构成了对农民的巨大引力。由此，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这无疑对传统的农村人口分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使农村社区人口逐渐向城市社区积聚，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也为农村吸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由此可见，在较大范围内，城乡社区经济布局的延伸和扩展方向，大致决定了人口分布的延伸和扩展方向。
    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为农村人口的合理分布提供了物质的基础和人文的环境。而农村社区人口分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着巨大影响。社区的人口过疏或过密都对生产不利，无论是劳动力短缺或是劳动力过剩都必然要涉及到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波动，也会影响社区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农村社区人口分布密度适宜，劳动力配置合理，对社区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是可以促进社区生产力的合理分布，加快社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二是有利于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证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社区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四是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五是有利于发展健康、文明的社区文化事业，促进社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社区的经济活动方式加速了人口在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从而改变了农村人口的职业分化 
    经济活动简单，劳动密集程度高、自给自足性强是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的一大特点。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从客观上说，农业自身的一些特点会造成某一社区经济活动简单的局面，这是因为农业与自然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其制约，即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二是从主观上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在农业政策的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多种经营和多业并举，造成了许多农村社区产业结构单一，农林牧副渔业得不到协调发展。这种经济活动简单的农业社区，不仅社会阶层结构简单，而且职业结构也相当单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固守着土地，既没有流动的内在动力，又没有流动的外部机缘。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乡村工业化的推进，农村社区原先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经济结构和传统单一的以种植业为主体的农村就业模式已逐渐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职业结构。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日益增多，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相对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在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的驱动下，社区的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化，并向专门化方向发展，使农村社区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复杂，导致农民职业阶层分化成多种，具体情况如下表：
    

职业阶层名称	农业劳动者	农民工	雇工	农民知识分子	个体劳动     者、工商户	私营企业主	乡镇企业     管理者	农村     管理者
该阶层占     农民总数的%	55-57	24	4	1.5-2	5	0.1-0.2	3	6

    农村社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区职业人口的再分布。首先从社区的功能看，传统的农村社区功能主要是生产功能，而现代的农村社区，尤其是小城镇社区越来越重视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多层次、多方位的共同发展的模式。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社区人口职业结构的改变，也必然引起了社区职业人口的流动与再分布，以及其他人口群体构成的改变。其次从社区居民的生活看，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的基础已不仅仅完全靠农业为支柱，而有了其他形式的经济收入来源，包括商业、运输业、工业和其他非农活动。农民向非农转移，农户家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逐年增大，社区成员的职业由此分化为农、工、商、贸多业并我国以大中城市规模扩展、乡村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吸引了千百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乡镇、到公司企业、到城市社区打工就业，使农民的职业阶层结构呈现出外向性分化的特征。以工业化、现代化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民的传统职业分化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分化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步履维艰，但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到城市勤劳致富奔小康的期盼，以及对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预期，都为农民的职业流动与分化聚集了动力源泉。由农民到农民工的职业转变，使传统的农村社区人口职业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带来农村劳动组织方式、农民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农民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家庭功能，甚至产业结构的大变化，致使农民的阶层分化呈多样化的职业类型。
    政府应在政策和措施上加以引导、调控，使农村人口的地域分布和职业结构在城乡社区以及各产业中的分布比例更加合理
    综上所述，农村社区传统经济结构的解体，以及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使农民的地域分布和职业结构由单一向多元迅速发展，表明了农民流动的区域呈多向性、多元性的趋势，他们可进入的职业领域越来越宽广，且越来越突破传统的非农领域。此外，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倾向日益明显，农民向大中城市、小城镇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与迁移，使农民快速完成了自身的职业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人口地域分布与职业结构的分化重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如农村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秩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角色转变大大滞后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职业转变，直接影响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角色定位。上述状况亟需政府在政策和措施上加以引导、调控，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劳动力管理模式，规范城乡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使农民的地域分布有利于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科学配置，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职业结构在城乡各产业中的分布比例更加合理，使完成职业转变的农民工尽快融入工人阶层，完成市民的社会角色定位。合理的职业布局与社会角色定位，不仅使城乡社区的人力资源配置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能够促进城乡社区经济社会持续、有效和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