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尼赫鲁的雄心与五年计划后遗症——印度漫笔之一

    
    
    印度前两个五年计划只保证了社会内部政治稳定和社会重建，但没能促使经济获得长足进步，教训深刻。在未能解决普遍的赤贫问题、未能提高穷人的发展能力之前，单纯推动重工业，对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极为有限。
    印度 1947 年独立时，人均期望寿命仅 32 岁，只及发达国家一半，而人口还在以至少每年 500万的速度猛增。印度虽然未曾直接卷入二战，但消费能力受到巨大冲击，农业水平极为低下，完全没有能力为 3.6 亿人口提供充足粮食。当时苏联已连续完成了好几个五年计划，并且认为这是实现工业化的核心手段。很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施行五年计划。如此背景下，政治上中立、经济上倾向社会主义的尼赫鲁总理毫不犹豫地为印度选择了五年计划。
    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谈不上激进，所有政策都倾向于在农业上下工夫。印度农业很大程度受到每年季风的影响，典型的靠天吃饭。五十年代初，季风对印度不太友好，总是迟到少雨。但不管怎样，等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印度粮食产量硬是从每年 5200 万吨增至 6500 万吨，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结束，尼赫鲁已在筹划“二五”计划。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是他所理想的经济模式。严格地说，“一五”计划主要遵循哈罗德-多马模型，注重各种投资比例均衡，小心翼翼维持经济平衡发展。印度私营企业本来就强大，掌握了大部分经济资源。所以“一五”计划充分考虑印度现实，保护私企动力。这种模式看起来稳妥，却不够有力，很难实现尼赫鲁把印度迅速导向繁荣富强的政治理想。
    尼赫鲁强调，“没有经济独立，印度的政治自由就很难得到巩固。没有重工业，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有保护它的自由和独立的力量。”所以“二五”计划野心大了很多，投资也比上次多三倍，政府希望通过牺牲农业的短期利益来全力扶持重工业。农业不再是五年计划核心，但尼赫鲁还是希望粮食产量能在“二五期间”增至 8000 万吨。更重要的是，尼赫鲁希望印度能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举实现重工业化，赶上苏联的脚步。
    尼赫鲁之所以对“建立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那么有信心，是因为有个非常信任的伙伴——首席经济顾问马哈拉诺比斯教授。马氏是印度乃至全世界统计学泰斗，研究计划经济已有多年。他对抽样调查极有研究，对由于调查人员和调查设计上的误差有独特见解，并组织了印度全国的抽样调查。尼赫鲁相信，通过马氏族的精心规划，一定能让印度经济沿着计划模式跳跃式发展。
    马哈拉诺比斯的计划经济方案后来又被称为“马哈拉诺比斯模式”，主要特征是：重工业绝对优先，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注重社会公平，实行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内向型经济、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马哈拉诺比斯明确表示，应遵循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把生产资料分为“用于再生产的资料”和“用于消费的资料”。他主张在计划经济时代，投资将明显向前者倾斜，从而帮助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
    探究印度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必须研究马哈拉诺比斯的思想。而研究马哈拉诺比斯，则又必须回到印度东部孟加拉地区的文化土壤。因为他自己就曾表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孟加拉地区的宗教社会组织“梵社”（Brahmo Samaj）。他祖上两代与同为梵社核心的泰戈尔家族交情至深，还把自己的住宅作为梵社的聚会点。
    孟加拉地区是印度最早被英国征服的土地，最早诞生反殖民思想。19 世纪初，孟加拉思想家罗易发起了反传统、反殖民的宗教组织“梵社”，在社会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坚持一神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一夫多妻、殉葬、童婚等制度。他们还批评种姓，反对“禁止高种姓印度教徒出海”的戒律，呼吁言论自由、扩大公民权利。19 世纪末，工人运动在印度兴起。梵社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推动工人运动。此外，梵社还致力于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贱民教育等。
    马哈拉诺比斯从小在梵社的氛围里长大，深受熏染，与许多后来的反殖民领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在他创设的印度统计学院，更是发扬了孟加拉的教育传统，成了印度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人才的主要来源基地。
    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仓促上马，执行时遭遇到严重的粮食恐慌和资金困难，外汇资金短缺尤为突出。整个社会经济都向重工业倾斜，农业被忽略，马哈拉诺比斯早就预期到这些困难。只是他坚持己见，认为这种短期困难会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而缓解。由于农业生产的停滞，印度开始大量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粮食都以信贷方式从美国进口，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不断加强。
    “二五”计划结束时，印度多处水力发电的大坝都开始建了起来，煤炭产量不断增加，东北地区铁路网也有极大扩张。算一下总账，计划增长率 4.5%，实际增长率 4.27%。但再看看其他方面，“二五”计划所遗留的后遗症可能更多。“一五”计划并没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二五”同样如此。而且随着人口快速增长，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工业拉动的一点经济增长，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变得无甚意义。
    在“二五”计划结束后，尼赫鲁顺着马哈拉诺比斯的思路继续推行“三五”计划，要生产更多的钢、铁、煤及水泥、化肥、自行车，反过来向西方国家倾销。为此，印度进一步向西方借债，同时推行对西方投资的官僚式管理。但尼赫鲁在 1964 年病逝，没能看到“三五”计划完成。
    早在施行“二五”时期，就有许多经济学家对马氏方案提出质疑。时过境迁，现在印度已开放多年，对当年经济发展模式归纳和总结不再是敏感话题。总体而言，目前主流经济学界并不赞同马氏模式，批评他忽略了资金约束和社会总体发展目标。在未能解决普遍的赤贫问题、未能提高穷人的发展能力之前，单纯推动重工业，对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极为有限。虽然马哈拉诺比斯是个注重文化的统计学家，但他过于看重统计工具和计划经济模式，立功心切而忽略了平衡发展的经济规律，终究没能使得印度在建国初期就实现有效的经济积累和经济起飞。
    印度前两个五年计划只保证了社会内部政治稳定和社会重建，但没能促使经济获得长足进步，教训深刻。
    原稿刊于 上海证券报/2015 年/11 月/18 日/第 A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