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我参与过的工业发展及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学界总结出的“无工不富”思想指导下，各地纷纷上马工业发展项目，学界更是展开了一拨拨工业发展的讨论。我曾经参与了云南省的不少讨论和若干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我最早涉及工业的调研，是1980年代初参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昆明钢铁公司、昆明平板玻璃厂、昆明市冷作铆焊厂、昆明市电器仪表厂、昆明市摩托车厂等五家工业企业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调查，执笔《昆钢等五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情况调查》，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1984第5期。1992年11月我创办云南证券报，并以主编身份参与一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究试点和一些企业上市咨询。为更顺利参与云南工业发展等研究，1994年4月18日，我注册成立民办的云南企业发展咨询公司。2003年2月9日，我从张怀渝研究员手中接受民办的云南发展研究院，任法人代表、院长至今。
    一、把轻型汽车工业培育成云南新的支柱产业
    （一）轻型汽车工业可以培育成云南新的支柱产业
    云南省以“两烟”为支柱、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转变为以资源开发和深度加工为重点、以群体优化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所有云南学者的共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为突破口并进而形成支柱产业，人们寻找了好多年，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案。
    1989年2月，我参加云南省轻型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认为，到2000年，云南省將根据国家正式批准的“云贵川渝联合生产日本五十铃N系列轻型车”的要求，有可能实现总装车6万辆，驾驶室15万个，各种变型、专用、改装车等4万辆；年产值达到70亿元左右，约为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40%，年实现利税14亿元以上。
    会后，我研究了世界上发达国家无不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实际，依据汽车工业具有的产业链长、带动的产业链长，提供的就业岗位多，上交国家的利税丰厚等特点，写成《轻型汽车有可能成为云南省“两烟”之后的又一大支柱产业》（载《云南社科研究要报》1989年第6期，后收入赵俊臣《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二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版）；在报告中我建议：“云南轻型车引进五十铃生产技术后，必须走国际化道路，若能和五十铃公司合资生产，则是上策，应在谈判时争取”。我的文章报省委省政府后，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批示：“有一些观点和想法是好的。”
    此后，我又写成《云南轻型汽车工业发展成为全省骨干财源研究》，载《云南财政研究》1992年第11期，《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993年第2期，后收入赵俊臣《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二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版。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还认为，当时, 国内生产轻型汽车的厂家有 69 家, 真正有竞争能力的是北京、东北、 南京以及江西、重庆等地，相对于这些基地来看，云南五十铃项目具有资金投入大、建设速度快的优势。但是，云南决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夜郎自大，而应该认清形势，知己知彼，采取特殊的有效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遗憾的是我的重要建议未被采纳
    实践是复杂的！我当时提出重要建议未被采纳。
    一是我当时曾就云南五十铃项目提出上中下三种建议：上策是加入日本五十铃公司，成为其分公司；中策是加入韩国现代公司，当时正在和现代谈判；下策是加入一汽。结果没有采纳我们建议的上策，而是加入了一汽（据说与当时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是从吉林来的有关），变为了今天的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至今生产经营状况没有突破，错过了国内汽车与国外超级跨国公司合作与引进的大发展机遇，反而被没有列入国务院计划的江西省江铃轻型汽车超越。
    二是培育某几个零配件的“小型巨人”。根据云南省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云南五十铃轻型汽车的零部件工业发展，搞“小而全”、“大而全”是行不通的。因此，应在有限目标指导下，执行“高起点大批量、广联合”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一定要把零配件工业的发展, 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实行统一规划，择优布点，分步实施，重点扶持的方针。但是，20几年过去了，至今不见云南省有哪些个零配件得到突出发展，更不要说成为了“小型巨人”，就象杭州万向节、福建福耀汽车玻璃那样。
    三是高薪聘请日本五十铃公司退休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定期不定期的来云南服务，做到凡是重大关键岗位，都要经日本专家把关，并且组织好我方相应人员的跟班学习。因为，那时大家已经看到日中两国汽车装配工艺有明显差距。后来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主持的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署援助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曾由当时外经贸部交流中心为项目代买3辆免进口关税日本原装丰田越野车，其中帮我们单位买的一辆第3天却被小偷团伙偷后倒卖到西藏，据破案的警察告知，西藏人最喜欢日本原装丰田越野车，性能确实的好，其他车都比不上。我建议的云南发展汽车要虚心向日本学习装配工艺，有很强的针对性。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见到云南乃至其他企业有大批日本专家、日本退休人员来服务。
    二、牵头组织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0年中期，我由于创办并主编《云南证券报》，受邀参与了昆百大、云南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昆明机床厂、云南维尼纶厂等上市论证与材料审评工作；牵头组织昆明重机厂等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案的研究。
    （一）我们力推的昆明重机厂改革的总目标至今仍没有实现
    昆明重型机器厂（昆重）始建于1958年，系原机械工业部重点骨干企业。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4年列为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1994年5月29日，应邀为昆重编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由我执笔写成《昆明重机厂坚持改革情况调查》、《昆明重机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收入我的《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二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我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当时关于昆明重机厂改革的总目标有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合作公司、跨国有限公司、和国际化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种方案，我和我的团队同事力推第四种方案，认为“是昆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方案。因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境的大型企业集团，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昆重是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产品畅销全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又是拥有12个产业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组建跨国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条件。同时，跨国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既保持了昆重的特色，又可事先规模经营；既可保持现有的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适用中兴设备的社会效益，又可通过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效益；既可发挥昆重在同行业中的优势，又可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网络与人才，特别是当时争取多年未果的进出口自营权。”
    关于改革的步骤，我们设计的分两步走，第一步，吸收国内社会资本，将象形委托法人制经营公司，改造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步，“吸收外资入股，或将部分国有股权出让给外商，让外商购买国有股权之一部份，既可以购买一个分公司，也可以购买一条生产线。这样，既可以把国有独资公司顺利改组成为国际公司，又保证国有资产不致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力推的昆明重机厂改革的总目标“组建国际化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至今过去了25年仍没有实现。
    （二）昆明机床厂上市研究
    昆明机床厂上市研究，是由交通银行总行专家承担，由于人手不够，受交通银行昆明支行行长郑孝仁推荐，我和我的同事有幸参与了研究，并承担了三个子报告的撰写。
    作为云南省第一批上市的工业公司，昆明机床厂上市具有示范的意义。
    公司前身是筹建于1936年、成立于1939年9月9日的中央机器厂，1953年1月更名为昆明机床厂，1993年10月19日正式注册成立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批九家股份制规范化试点企业。
    三、参与工业兴滇强市强县战略的讨论
    （一）参与工业兴滇强市战略的讨论
    进入21世纪初，云南经济学界围绕工业兴滇强市强县战略，进行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我和我的团队同事也没有置身事外，积极参与了进去。争论当然是件好事，理越辩越明。我写了《关于昆明工业强市战略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首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网2004-6-14，后收入我主编的《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我主要就以下争论问题发表了看法：
    1．工业强市或是其它产业强市？
    长期以来，昆明强市是依靠工业或者其它产业，曾经历过几次理论、规划与政策的争论。我以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规律表明，城市起源于社会分工，发展于商贸，腾飞于工业。没有工业的发展，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都是没有前途的。历史文化、商贸、旅游等，都不能脱离城市工业而独立发展；而工业的大发展，必然带动历史文化、商贸、旅游的大发展。
    2．是“小而全”的全面工业化或者是突出特色的重点工业化？
    曾经，有种观点主张昆明作为省会城市应该走全面工业化道路；另有的学者分别主张不同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我以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城市工业发展什么、限制什么和禁止什么，是应该由自己具有的优势来确定，必须以市场的需求和能力为依据，突出自己城市的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转”。为此，就要集中人、财、物、产、供、销等力量，做强做大若干有特色的重点工业产业，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集中效应。
    3．是全面新型工业化或是新型工业和传统工业并举？
    有段时间，国内热炒新型工业化，云南不少学者照搬也热炒昆明新型工业化。我以为，新型工业化应该作为昆明工业发展的方向。但是期望昆明市所有工业都新型工业化，所有工业尽快或在短时期内实现新型工业化，则是不现实的。即使到了云南省乃至全国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传统工业及其传统工业产品仍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生存发展的空间。
    4．在工业强市中政府是当运动员或是当调控者和服务者？
    许多学者对政府在工业强市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主观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从大白菜到粮食、从票证到取消票证、从计划到放弃计划的事实证明，政府放开了大白菜，大白菜供给由短缺到十分充足；政府放开了粮食，粮食出现了结构相对过剩；政府取消了票证，
    
    
    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商品变着法推销。原因何在呢？就在政府充当运动员，当经济主体，就只有政府一个积极性，这个积极性是十分有限的；政府放弃了当经济主体、当运动员的职能，社会上千万人民群众义不容辞地当起了经济主体和运动员的职能，积极性空前调动起来了，社会产品因而也才极大地涌现了出来。
    （二）县域要确立城市工业经济的原料基地与加工车间的发展战略
    我以为，县域要确立城市工业经济的原料基地与加工车间的发展战略，原稿写于2002年9月，又在2003年11月25—26日昆明市市政协“昆明工业强市战略研讨会”上演讲。
    1．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云南县域应确立中心城市工业经济的原料基地与加工车间的发展战略，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它的实施不但可以适应全国全省工业化发展的规律，而且必将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云南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打破县域经济缓慢发展的“瓶颈”与关键链条，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县域干部人民进行了不懈努力；自20世纪1980年代中期开始，科研部门与专家们纷纷为县域发展出谋划策，例如禄劝县在全省率先进行系统工程分析战略，有的县制定了农、林、牧、副、渔、花、菜、果协助调发展战略，有的县制定并实施了旅游开发战略，有的县制定了赶超战略等等。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战略或大或小都产生了一定作用，但至今没有发现象烤烟栽培那样的成效。而烤烟栽培的经验说到底，就是成为了中心城市实力雄厚的工业经济的原料基地与初加工车间。可以预料，只要县域经济中有那么3—5个、7—8个象烤烟那样的城市工业的原料基地，何愁县域经济不快速发展呢？！
    2．工业化发展的规律
    我曾把云南县域工业比喻成“孤岛”工业，指出这种以“孤岛”为特征的原有城市工业由于全省工业水平低，配套不全，企业家奇缺等原因，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落马。例如原被称为云南“五朵金花”的兰花冰箱、山茶彩电、白玫洗衣机、茶花汽车、春花自行车等、建厂时起点并不低，有的在设备和技术上甚至超过了目前已形成跨国经营的海尔冰箱、长虹彩电，但是由于众多原因而不得不先后凋谢，根本不可能希望他们能够带动市属乃至于省属县域经济发展。再说，这些“孤岛”工业也与县域经济无关，得不到广大县域亿农业为主题的经济支持。
    而县域确立中心城市工业经济的原料基地与加工车间战略，适应了全省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原料基地和加工车间可以兼顾效率和就业；原料基地和加工车间可以打破县域经济的现有封闭，带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云南烤烟栽培经验证明，农民只有栽培了产值高的烤烟等经济作物，并且成为城市实力雄厚的烟草企业的原料基地，不但源源不断地得到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品种扶持，而且因稳定收购而获得较高的现金收入，一举打破了长期来封闭的粮食种植的恶性循环。
    3．县域要眼睛向外，千方百计地成为他们的某个零部件加工车间或分公司
    即使是县域经济如果要上新的机械加工类项目，必须眼光向外，瞄准全国乃至国际大集团，千方百计地成为他们的某个零部件加工车间或分公司，以充分利用其全国乃至国际一流技术、驰名品牌、现有市场、雄厚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三）官渡区工业发展规划
    2005年12月21日上午，赵俊臣主持并执笔完成《官渡区区域工业发展规划》，通过专家组会议评审。官渡区区域是云南省乡镇工业发展最发达的区域。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凡是那些为大工业配套的乡镇工业发展的一片兴旺，而那些自成体系、单打独斗的企业又生气活力的不多，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
    四、调研两个工业企业扭亏案例
    2000年代初，我曾经研究过云南生物药厂和禄丰钢铁厂这两个国有工业企业因经营不善频临倒闭、省内救不活，而被省外企业托管，兼并重组成功的案例。写成的调研报告《四川民营德胜集团成功重组禄丰钢铁厂的案例分析》、《云南省生物制药厂由深圳市生物谷公司托管到“联姻”的案例分析》，刊发于我主编的《云南经济发展报告2002—2003》，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一）四川民营德胜集团成功重组禄丰钢铁厂的案例分析
    1．省内为什么救不活禄丰钢铁厂？禄丰钢铁厂原是一个中型国有企业，长期来存在着国有企业固有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产品单一、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无市场竞争力等弊端，自1990年代后连年亏损，省州两级财政曾多次“输血”也“救不活”，不得已于2000年6月依法破产。
    当时，我曾听到省内有不同议论：一是可以发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大协作”精神，让省内国有企业帮助救活，但是当时找不到愿意接手者。省内最大的国有昆明钢铁公司经考察后觉得不值得而不愿意接手。在自主独立的经济利益面前，那些个高调的口号并不起作用。二是选派一个或几个能干的企业家进驻帮助救活，问题是省内找不到这样的企业家。三是不少学者建议在禄钢重建生机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是当时就是建立不了，甚至连一个有力的监管都建立不起来。四是一个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收购重组，面子很难看。现实是残酷的，市场是无情的。
    2．民营的四川德胜集团是之所以能够成功重组禄钢并使其扭亏为盈，最关键的是体制顺、机制活。他们接手后，完全地、彻底地打破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体制：一是重建了董事会，聘请了经理；二是按岗定责，大大精简了人员，如管理人员从过去的310人减为75人；三是打破过去名曰按劳分配实为“大锅饭”的分配体系，真正实行以效益为中心的分配制度；四是重建诚信的企业信用；五是投巨资技改；六是进行环境污染治理。这些招数，并不新奇，但是招招管用，而这恰恰是过去国有体制下不可能做到的。
    （二）托管是怎样解决生物制药厂的自主经营的问题？
    1．一托就灵
    云南省畜牧局所属云南省生物制药厂成立于1958年，是以生产兽药为主的国有企业，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底全厂累计亏损1000多万元。1998年4月份被深圳三戍公司（后改为深圳市生物谷科技有限公司）按合同托管后，根据托管合同规定，托管方选派有大中型医药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的6位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和一位博士后进驻生物制药厂，分别负责生物制药厂的生产技术及管理工作，利用公司在资金、市场网络以及经营经验方面的优势，改进管理，大展经营手脚。此外，托管方还为企业理顺和拓展了公共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干部群众皆大欢喜。
    那么，托管为什么这么“灵”？首先，托管后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与云南省内党政机关不构成隶属关系的经营班子成了真正的自主经营者。其次，托管后的企业领导班子有效地避开了云南省管理国有企业的“一厂一策”的束缚。
    2．托管并不能真正解决被托管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
    1999年下半，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曾就深圳市生物谷科技有限公司托管云南省生物制药厂案例进行了研究，认为托管只是个过渡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被托管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建议尽快由托管“试婚”迈向现代企业制度。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觉得，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成由深圳生物谷科技公司控股、有云南省国资局和愿意投资的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是一条首选的方案。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可以避免许多因不规范运作而出现的意想不到的麻烦；二是可以迅速筹措到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巨额资本金；三是可以享受各股东监督的优越性；四是可以非常方便地吸引国内外著名的制约公司入股，顺利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管理乃至市场。
    五、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调整问题研究                          
    1986年9月我应邀出席“云南省三线建设研究会年会”，提交论文《对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的探讨》；后又写成《关于三线军工企业调整问题的讨论》，载《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12期。
    （一）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的必要性
    所谓三线建设，是指布局于中西部特别是西南深山沟里军工企业。从1960年代开始大规模建设，几经周折和风雨，共建成了包括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等企业和研究所、试验场、矿山地质等在内的企事业群体。但是，由于源于战争的估计和极左的思想指导，特别是林彪“进山、分散、钻洞”的错误方针，三线建设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所带来的后遗症极其严重；改革开放后中央判定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决定裁减军队军费，军品生产任务削减，三线建设随之调整。各企业放下军工架子，转产民品，绞尽脑汁找米下锅，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困难。
    而且，各企业布局于深山，违背企业生存规律，远离大中城市，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生活不便；企业员工大都从东部沿海大城市抽调而来，家庭成员分局两地，难以安心，有的外流，留下的纷纷盼着出山进城。
    （二）指导思想
    我当时设计的指导思想 ：一是把军工这只“老虎”由过去的“困虎在山”，果断“放虎出山进城”，否则将有可能使生产任务不足的“饿虎”变成“死虎”；二是打破军工“特殊感、优越感”，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甚至完全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三是打破军工“神秘感”和封闭的生产体系，有军工生产任务必须保密，民用生产不用保密。
    （三）若干对策
    当时，政府部门已经对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采取了不少积极对策，我都是同意的，我还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模糊认识和错误做法，进行了研究。例如，我针对那种对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持消极态度，如当时有的城市认为三线军工企业出山进城将和本地企业展开竞争，不利于本地企业发展；有的制定苛刻政策“卡、压”，如原昆明有个乳胶研究所是云南开发橡胶资源急需的，曾想进昆明，但是由于搬迁选址被刁难而长期不得解决，只好搬迁到外省去了。又如有个企业因交不起每人8000元的城市落户费而不得不放弃原定搬迁至昆明市的计划。事过几年，这些城市终于认识到工业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可以带动就业、可以增加城市GDP，可以增加税收等等，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以致于出现因招商引资的互相竞争行为。
    
    
    六、总结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选择“公司+农户”模式实现规模经营
    我只所以总结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云南工业选择“公司+农户”模式实现规模经营，针对性在于反驳一些对于农村家庭经营责任制的非难。
    （一）梳理“小农户不能实现规模经营”
    为反驳一些对于农村家庭经营责任制的非难，随着农村家庭经营责任制的出现与推广，国内理论界有的人往往用“小农户不能实现规模经营”做论据来否定农户选择。为反驳这一非难，我在《云南省农户家庭核桃种植是怎样实现规模经营的？》（载赵俊臣主编《云南民族地区农户土地林地承包权流转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年月版）中他们观点梳理成以下五种:
    一是农地零碎说，即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制使土地碎片化。如王永祥（1991年）认为，农村联产承包制以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耕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耕地是一种有限的非再生的资源，加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耕地不断被分割，越分越细，而且，耕地一经分配，就固定下来了，不能自由流动，形成了一种规模狭小的，平均化的僵化的农业生产格局。这种格局限制了水利排灌设施的使用，不利于现代化技术装备的采用和推广，降低了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的综合效率。
    二是小规模不经济说。如姚咏涵（2002年）认为，现存的以农户家庭为主的经营机制，每个农户生产规模太小，劳动力相对分散，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农产品生产成本难以降低，造成了土地使用的细碎化和规模不经济，降低了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土地资源浪费。
    三是小农户难以进入市场说。如林民书（2007年）认为，家庭承包制把土地按人口平均承包给各个农户分散经营，是一种小生产的作业方式，限制了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使得家庭农业生产难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出现了农户分散小规模经营和大市场的矛盾。
    四是小农户难以采用先进技术说。如侯征、白永秀（1989年）、张宇贤、尹龙植（1990年）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制使得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地块零碎，无力容纳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手段和设备，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五是小农户难以规避风险说。如刘用场（2005年）认为，在进入市场过程中，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济对市场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难以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容易造成农业利益的过度流失，加大了农业市场风险。
    （二）云南烟草的成功之路之一是“烟草公司+农户”模式
    云南烟草之所以能够成功，经验很多，其中之一是把原料烟作为“第一车间”来抓。对此，先后有省委书记普朝柱，“亚洲烟王”的褚时健、学者朱应庚、熊清华、黄求燕、李良生等加以论证。
    （三）蔗糖工业的规模经营更是“糖厂+农户”模式
    改革开放来，学界不少人批评小农户小生产，呼吁规模经营。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却说明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其例证就是云南省蔗糖产业的发展。作为全国第二大产糖省，云南省常年甘蔗种植面积450万亩，蔗糖产量200万吨以上，其中带动种植甘蔗的农户600万，全部是家庭经营，而且实现了规模经营。
    1．云南农户家庭种植甘蔗是怎样实现规模经营的
    我在主持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南民族地区农户土地林地承包权流转研究——以云南省为例》，曾提交《云南农户家庭种植甘蔗是怎样实现规模经营的》（载赵俊臣编著《云南民族地区农户土地林地承包权流转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分析了云南省蔗糖产业的发展实现规模经营的奥秘。
    作为全国第二大产糖省，云南省常年甘蔗种植面积450万亩，蔗糖产量200万吨以上，其中带动种植甘蔗的农户600万，全部是家庭经营，而且实现了规模经营。
    采取订单农业，订种植面积、订种植时间、订产量、订品种、订价格，订田块、订砍收时间，一定三年不变。制糖企业根椐任务和自已的生产能力与村民小组签订原料蔗产购合同，制糖企业为蔗农提供种苗、肥料、农药、地膜、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服务，由村民小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提供原料蔗，避免甘蔗产量大起大落，挫伤企业和蔗农积极性，保证企业和蔗农的利益。通过企业与蔗农建立契约关系，使蔗农、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完善蔗区管理，运用法律手段和市场经济法规，形成一个共建、共管、共用、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机制。
    2．云南省政府采取有利措施扶持农户甘蔗种植并实现规模化经营
    一是以实施大规模中低产田地改造；
    二是全面进行新一代甘蔗品种的改良与更新。
    三是组织千名专业科技人员深入甘蔗生产第一线，推广普及甘蔗高产高糖节本新技术，提高生产水平，切实实现甘蔗增长方式的改变。
    四是积极探索发展现代甘蔗农业之路。一方面，现代甘蔗农业是蔗糖产业发展必由之路，将利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大力发展甘蔗机械化，在目前已成熟的甘蔗整地、开沟、培土施肥、植保的基础上，突破甘蔗收购机械关，
    五是积极开展甘蔗种植保险。
    七、研究云南咖啡“大资源，小产业，低价值，弱品牌、濒危机”的困境
    经各方努力，云南省多年来稳居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咖啡豆生产基地、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逐步形成了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发展格局，已成为独具特色的“云系”农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云南咖啡长期来客观存在着“大资源，小产业，低价值，弱品牌、濒危机”的状况，怎样走出这种尴尬困局？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1997年12月30日向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报送《用全新的思路发展云南咖啡产业》；2010年写成《雀巢咖啡云南基地“资本+农户”模式何以成功？》，首发《经济学消息报》2010年4月30日；2019年写成《云南咖啡怎样走出“大资源，小产业，低价值，弱品牌、濒危机”的困境》
    （一）云南咖啡加工业“小、散、弱、危”的主要表现
    一是加工企业不少，实力不强。2017年云南有咖啡企业 1000 家左右，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2家，省级龙头企业10家，而精深加工能力才5万吨；二是云南从事加工、收购的企业仍以个人为主，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很少；三是云南咖啡初加工环节还处于“来料加工”阶段，或者基地自建的初加工环节。在加工工艺和技术方面，又是最基础的初加工，只是为下游提供咖啡生豆原料。
    二是省内产咖啡豆价格世界最低，成品销售价格更不高。咖啡市场有一个种植、加工、销售价格反常现象，即上游种植环节生豆的价值约为17.1元/公斤，中游深加工环节烘焙豆的价值约为83元/公斤，下游流通环节的价值则暴增至1567元/公斤，三个环节利益分配占比分别为1%、6%和93%，提供土地、人力以及咖啡豆的上游环节，几乎成了免费劳动力。而在国内外市场上，云南咖啡豆价格更是低得可怜，国外生豆收购商从云南以低于国际咖啡价格20美分以上的价格收购，然后到国外中转、贴标或加工后返销中国，称为“进口”！至于成品咖啡市场价格，云南咖啡也是最低。
    三是省内品牌弱小，形象不高。长期来，云南自己一直自信并宣传的“云南小粒咖啡”优质，与国际收购市场的低价形成了不小的反差。至于成品市场，云南除“后谷咖啡”号称本土咖啡“中国第一民族品牌”具备一定的品牌实力外，其余的咖啡品牌小而散，缺乏品牌形象。云南占据中国近90%的咖啡产量，但国际份额仅为1.7%，主要为星巴克、雀巢、麦氏、卡夫等国际品牌供货，只能作为速溶咖啡原料，以最低价格卖出，至今未形成高价格高认知度自有品牌。即使是后谷咖啡，离国际驰名品牌仍有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公司屡屡出现的资金链危机对公司和品牌影响不小。
    四是产业标准化体系亟待完善。至今，我国尚没有建立起咖啡产业标准化体系。目前云南咖啡产业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加工，尚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境地、政府处于质量技术监管缺位状态，执行标准各从其志，导致原料产地认证、产业生产经营资格认证、产品质量认证混乱，产业发展“失章失志”现象突出。
    （二）省内整合不通，在于缺乏真正有实力的大企业和有作为的企业家
    智库专家曾提出过不少立足省内自我搞活的建议，方式与途径是以现有企业为主，通过力量整合，例如资产联合重组、企业兼并、股份制改造、承包、租赁，吸引资金、技术，培植龙头企业，建立企业集团，狠抓原料基地，创出优质名牌等。
    我经过研究认为，这种自我搞活的方案已走不通：一是国内加工技术高的在云南，云南加工技术又远远落后于国际，目前尚生产不出与雀巢、麦氏等相媲美、并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依靠国内力量无法把加工质量搞上去；二是省内各咖啡加工企业尚未形成可以挂帅的龙头；三是现在以各地政府为主导的种植区，近期内难以成为省内拟成立的咖啡集团的原料车间，而人工捏和方案也难以操作；四是缺乏能在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心应手的优秀企业家；五是咖啡属竞争性行业，而且国内市场主要是青年一代，而青年一代对咖啡的期望是质量高的国际名牌。
    实践反复证明，在成熟的国际竞争市场，时至今日，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在于与跨国著名公司合作，即使是华为手机也采购了相当大比例的国际零配件。就我省咖啡企业来看，已经走过的并无实力的盲目扩张再一次证明，国际市场拼的是领先技术、高水平人才、雄厚资金、消费者认可，而这些，恰恰是国内企业不具有、跨国公司才有的强项。
    （三）建议推广雀巢咖啡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我同意人们总结的雀巢咖啡的秘诀在于“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具有推广价值。
    上世纪1980年代起，雀巢法国研究中心开始着手研制适合云南种植的咖啡品种。1992年小粒咖啡被雀巢农业部引进云南，1998年从普洱市开始大面积种植。 1990年雀巢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合资厂开始运营，随后又建了多家工厂。雀巢进入云南后与当地政府、农民共同创造出“基地+农户”的成功发展模式。目前，思茅是雀巢公司小粒种咖啡（最高品质咖啡）主要供应基地之一。当地少数民族朴实的农民学会了自觉按照雀巢农艺师的教授，严格履行雀巢的要求，从拒绝剥落式采摘和机械化采摘，一粒粒手工采摘开始，咖啡经过了脱皮、发酵、清洗、浸泡、晾晒、脱壳、分级等步骤之后，坚持把最上乘的咖啡豆卖给雀巢—这家手把手教会他们种植咖啡的雀巢。在叹服这种成功模式后，我写出《雀巢咖啡云南基地“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何以成功？》，
    
    
    首发《经济学消息报》2010年4月30日。
    为了营造这个基地，雀巢已经在此奋斗了21年。承诺：按照美国现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同时雀巢提供技术人员、种苗甚至免息农具贷款，并特别承诺不拥有土地，
    现在，当地农民都把所种咖啡叫做“雀巢咖啡”，是因为他们种的咖啡苗是雀巢公司培育的，种植咖啡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雀巢的技术人员传授的，对咖啡质量和市场价格的知识是从雀巢学到的，他们收获的咖啡豆也是卖给雀巢的，而且价格合理，使当地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凡是到当地考场，就可以听到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种雀巢咖啡的住瓦房，种粮食的住茅屋。”
    更让人们惊讶不已的是，思茅少数民族朴实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关注纽约现货市场行情的农民。雀巢收购站每天把纽约市场的牌价公布出来，有的农民还学会自己上网查询交易网站的价格，学会根据波动看走势，分析什么时候卖咖啡更合算。尽管雀巢的收购要求极为苛刻，但是农民还是愿意把最好的咖啡卖给雀巢，除了价格因素，还因为雀巢的服务和信誉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四）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要用全新的思路
    1997年12月30日向中国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报告《用全新的思路发展云南咖啡产业》，认为云南咖啡发展，必须摈弃传统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采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全新思路。这个全新思路可以简要地归纳为“调整良田种植，推广雀巢模式，拍卖加工企业，组建上市公司”。
    一是不失时机地调整云南热区粮、蔗、茶面积，推广咖啡种植，把咖啡发展成为云南又一个重要产业。由于全省粮食连续5年增产，到年底预计库存将超过40亿公斤，当然这主要是包括热区在内的边远地区粮食库存，而热区由于远离昆明等中心城市，运输成本过高，加上质量问题，因而在昆明市场竞争不过东北大米、江浙大米。在这样情况下，热区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已显得十分紧迫。甘蔗、茶叶的情况与粮食类似，而且甘蔗种植还有个生态问题。二是引进国际著名咖啡公司，改造省内现有咖啡加工企业、非雀巢合作咖啡种植园。三是组建上市的云南咖啡集团公司，以解决资金短缺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问题。
    （五）建议昆明打造世界最大咖啡科技产业园
    2010年，我与我的研究生郭元园合作写成《昆明打造世界最大咖啡科技产业园研究》，原载昆明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咨询建议》2010年7月23日第二期。报告报省政府后，当时的省长和分管副省长分别给予肯定性批示。
    我们认为，为解决云南现有的咖啡企业存在规模小、技术落后、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市场竞争力差、缺乏强有力的龙头企业，是掣肘云南咖啡产业发展的四大瓶颈，建议在昆明打造世界最大咖啡科技产业园势在必行，时机已经成熟。而在昆明打造世界最大咖啡科技产业园，就是整合全省咖啡企业实力的一着必须要走、不能回避的棋局。
    我们设计的最大咖啡科技产业园，包括咖啡深加工园区、咖啡加工配套园区．咖啡检验检疫中心、咖啡加工设备制造中心、以“无水港”为特征的咖啡物流中心，咖啡研究院，与咖啡学院等。
    昆明打造世界最大咖啡产业园，要遵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鼓励竞争”的原则。为此，就不能是只有一家企业垄断，要广纳省内外和国内外咖啡企业参与。当然，下大力引进世界五大咖啡巨头入驻园区，更是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