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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本文以全国27个省份的全要素工业电力消费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工业电力消费效率的诸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鉴于目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期，从省份的角度来观察工业用电效率，可以发现市场化程度、地区工业产业结构、电源结构、技术进步、地方政府的作用、煤炭消耗等因素都对工业电力消费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我们初步设定了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的数据指标选取是：非市场化程度（Inmark）用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占规模以上所有工业企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支配能力（Finance）用各省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这可以反映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0pen）用各省进出口总值占GDP比重衡量。工业结构（Stru）用各省份轻工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表示。规模经济（Scale）用各省工业企业的资产总值除以工业企业数表示，即单个企业的平均资产。技术进步（Tech）用各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来表示。电源结构（Power）用火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来衡量，反映地区能源禀赋的影响。发电煤耗（Coal）表示发电的煤炭价格的影响，用发一度电的耗煤来表示。以上数据来自2004-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计量结果及解释
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在表3，从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非市场化程度对工业用电效率的影响为负。这说明，由于能源的市场化改革滞后，市场机制在促进能源效率提高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充分显现，导致电力能源效率的低水平。
（2）地方政府对地方财政资源的控制能力对工业用电效率的影响为负。从影响系数来看，其对电力消费效率的影响系数最大，这说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地方利益的追求成为影响工业电力消费效率的最主要因素，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会放纵或支持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加剧能源消耗和能源低效率。
（3）对外开发程度与工业用电效率的影响为正，这显示由于世界能源价格的变化和高耗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丧失，地方工业电力消费效率面临越来越紧的国际约束，形成企业节能的压力，同时外资的进入通过技术扩散也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
（4）工业结构和企业规模与工业电力消费效率的系数值都为正，这说明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对用电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的计量检验发现，各省份的企业R&D支出都没有通过检验，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的工业节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微观企业激励机制，节能并没有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追求目标而只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5）地区电源结构与工业电力消费效率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各省电源结构中火电的比重上升将促进工业电力消费效率的提高。这是由于不同电源的电价水平差异造成的，由于不同电源的比价关系不尽合理，高耗能、高污染的火电仍然具有很强的低成本优势和能源供应比较优势，对保障地方电力稳定供应和能源效率仍具有主导作用，火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发展反而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并降低电力消费效率。
（6）发电煤耗揭示了火电成本与电力消费效率具有弱正向关系。发电煤耗的系数比预期要小很多，这反映了一个地区是否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不是决定电力消费效率的关键因素。这可能是因为政府管制下的电力价格部分地扭曲了发电成本变动对企业节能的激励，“市场煤”和“计划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力消费效率的提高，煤炭价格上涨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激励工业企业节约用电的动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工业电力消费效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别，但是由于各省份的技术效率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区域产业转移对提高工业电力消费效率的作用空间不大甚至可能是负面的。从长期来看，区域之间的电力能源效率具有趋同的趋势，但是对于中西部资源省份来说，关键是实现基于资源优势的内涵产业发展模式；对东部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来说，关键是突破能源效率提高的技术瓶颈和体制瓶颈。非市场化程度、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等制度因素对工业用电效率具有负面影响，这说明电力行业管理体制仍然实行计划体制、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政策，是导致粗放式能源消费的根本原因。影响电力消费效率提高的根本制约因素是体制而非资源，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电力能源效率改进的体制和机制。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紧的节能约束的情况下，形成市场化的节能长效机制的主要政策选择是：
第一，要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市场化的电力行业发展体制。为此，应整体推进电力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化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科学的煤电纵向价格传导机制和合理的不同电源比价关系，并强化对输配电价格的政府监管，让价格机制成为促进行业发展、供需平衡和节能减排的基础。电力管理体制应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电力发展中的权责不对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应该逐步取消对地方电力项目的集权式计划行政审批和对各省电价调整的严格控制权，实现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能根据地方资源、电力供需和经济发展状况灵活调控地方的电力发展。
第二，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体制，强化节能减排考核机制，并通过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形成内生性节能减排的行政体制，实现工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和节能导向的工业结构优化路径。东部地区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为保地方经济增长维持低电价或对高耗能产业实行补贴的扭曲性产业政策，将节能作为实现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促进节能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基于技术进步的低能耗产业结构体系。在中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设定产业投资的技术和环保标准，防止为发展经济盲目引进东部省份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出现高能耗产业的区域转移。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将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完善地方投资环境，克服制度短板，实现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
第三，进一步深化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能源资源和产业发展中的体制矛盾，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行政冲突，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割机制，并通过税收和金融政策改革形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开发机制和激励性节能减排政策体系。减少扭曲市场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建立基于市场化的能源结构优化机制。
第四，打破体制壁垒促进电力跨省跨区交易。中国电力资源禀赋和电力需求之间空间布局的不一致性决定了电力跨区跨省调度和交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跨区域输电仅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1%-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区域电力输送存在较高的壁垒。为此，需要尽快推进电力输配分开改革，实现调度独立，并协调发电与电网项目建设，消除跨省跨区交易的电网瓶颈；同时要促进省际之间、区域之间建立市场化电能交易机制，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促进不同区域的发电企业和用电大户之间的市场化电能合同交易以及共同投资的联合所有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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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要家，男，浙江财经大学政府管制研究院教授，博士（杭州 310018）；谢远祥，男，浙江财经大学政府管制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