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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讨了本轮危机对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击，指出面对金融危机时显得茫然和无助的主流宏观经济学面临着四大危机：基本信念危机、方法论危机、“形式化”危机以及忽视金融的危机。文章进而认为，未来宏观经济学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重建危机经济学；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
一、本轮危机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击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革命与现代宏观经济学。尽管罗斯福对于凯恩斯的赤字财政信条将信将疑，但新政还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导致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但凯恩斯主义治下的战后繁荣，也就持续了30年，即所谓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经济体遭遇到严重的石油危机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个时候不灵了；更为糟糕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本身成为滞胀的罪魁祸首，正如今天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一样。于是出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实际经济周期(RBC)学派（或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向凯恩斯主义发难；不仅如此，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奥地利学派也加入到讨伐的阵营(Bell & Kristol，1981)。凯恩斯主义真有点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味道了。
面对挑战，传统凯恩斯主义开始修正，出现了新古典综合，萨缪尔森经济学就是典型的代表。后来又出现斯蒂格利茨的综合以及Woodford(2003)的综合，这些可以统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开始接受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方法，纳入理性预期，以及在价格粘性方面寻找更广泛的微观基础，逐步完善凯恩斯的理论。
尽管如此，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反革命，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回溯到1980年，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写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十分荒唐，以至于“在科研研讨会上，人们不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回事，与会者开始彼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毕竟，要承认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太丢脸了。巴罗在哈佛讲堂上也调侃道，《通论》之前的凯恩斯还是不错的，言外之意，《通论》是有问题的，他很不赞成。普雷斯科特更是宣称他的学生很想知道凯恩斯是谁，因为他从未在课堂上提到过这位大师。
从某个角度，新古典主义几乎主导了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不过，2007年夏天的次贷危机，又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第二次大危机出现了。在克鲁格曼看来，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经历了一段新古典主义的“黑暗时期”，如果回到传统的凯恩斯，或许就没事了。但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次危机是对整个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击，是经济学的“系统性失败”，是令经济学家们颜面扫地从而产生信任危机的“滑铁卢”。因此，对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应引起全面反思，而不能仅限于相互指责或简单的修修补补。
全面检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非本人能力所及，本文只是就当前学术界的争论以及个人长期以来的思考，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毋庸置疑，此次危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冲击将会持续很多年，而类似于本文的总结也将会在学术界不断地进行。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加入进来，共同反思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使之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的屠龙刀，而是能够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四大危机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最大危机，是它面对危机时显得那么的茫然和无助，以至于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毫不客气地质问：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危机）？
具体而言，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基本信念危机、方法论危机、“形式化”危机以及忽视金融的危机。
1.基本信念危机。所谓基本信念危机是指：经历了这场危机，人们意识到市场不再是那样完美无缺，市场理性是有限的，市场并不能搞定一切；这导致人们崇尚自由市场的信念面临挑战。
主流经济学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根深蒂固，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如此。尽管凯恩斯革命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论，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学派，还是相信市场是不会错的。市场失灵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盛行之时，市场化、自由化被放在了至高的位置。新古典学派更是将它奉为圭臬，成为新古典的灵魂。
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的推崇不遗余力。其中以有效市场假说最为著名。有效市场假说是指，在金融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若一个公司的信息是公开的，那么股票总是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盈利、经济前景等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冲击传导机制也暗含着市场是有效的。该理论认为，对外部冲击的传导主要是靠经济人的优化行为（比如跨期替代效应）来完成的。从这个角度，大萧条不过是一次大休假，而且都是自愿的。正是对市场的这种无条件信任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不过，过于信任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大萧条何以会产生，何以会有长期的大规模失业，同样，它也无法解释本轮的国际金融危机。
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自由市场是靠不住的，它还需要制度保障。Acemoglou(2009)强调，自由市场并不等同于毫无约束和管制的市场。之前，主流的逻辑与相关模型都表明，即便我们不能相信个人，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那些长期存在的大企业，它们可以自我监督，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声誉资本。这样一种观点忽视了两个重要的认识。首先，企业自身的监管多是由企业内部人员完成，但这些个人并不是风险的直接承担人，因此并不能过于信任企业的内部监管。其次，当这些企业由于自身监管不足和过度的风险行为而出现问题时，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这样的惩罚却往往遭遇许多困难，这种困难在此次危机中显得尤为突出。一些出问题的企业规模很大，并且拥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资源和技术，对这些企业的惩罚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使得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今后应该对企业的声誉有重新的认识，驰名商标、国际名牌未必不出问题。安然事件、雷曼兄弟等，都是前车之鉴。同时，对企业的评价也要更多地基于对其整体行为的考量，而不仅仅关注企业的价值。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所有权、合同效力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等，但制度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关于制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却并没有探究发达国家需要怎样的制度来保持经济的繁荣。此次危机让我们对于制度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主流经济学应更多地关注市场监督与管理的相关理论。在市场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在有效的市场管理下，机会主义行为才会演变成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动力。此外，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再次表明市场的理性是有限的，市场需要受到管束。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有政府来补充（尽管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次危机使得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乐观与自信遭受巨大的冲击。尽管如此，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不会有动摇，因为这是整个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乃至全球市场经济实践的基石。
2.方法论危机。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是均衡方法。而所谓方法论危机是指：均衡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线性化处理方法，忽略了时间与过程，取消了经济体系变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主流经济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类似大萧条与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1)均衡与过程。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说贯穿于整个经济学之中，比如微观的供求均衡，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动态市场结构的收敛均衡，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等等。没有均衡方法，主流经济学的很多模型就不知道怎么做了。DSGE也就不存在，因为DSGE本来就是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对于均衡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早就提出批评：市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产生市场均衡的一组相互协调的价格、质量和数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市场过程理论，它明确考虑到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所凭借的信息和预期的系统变化如何把他们引向假设的均衡“解”。
单纯的均衡解，几乎忽视了时间的存在，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有时候是对过程不够关注。这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考虑经济转型，这是指经济从转型开始时的非均衡（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原有均衡）走向转型结束后的新均衡。仅仅从模型角度，或许把价格搞对、机制搞对，资源就能有效配置，从而一切就能搞对。在实施休克疗法的时候，恐怕就是基于这样的均衡方法。不过，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忽略了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而事实上，有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弗里德曼曾反对采用医疗执照的方式对医生进行限制，因为越来越多的医生进来会使得那些庸医自然被淘汰从而医疗的质量会提高。如果我们只关注均衡的结果，那么弗里德曼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这个均衡是如何达到的呢，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如何实现均衡的呢？均衡的过程变得重要起来。要发现哪些医生很糟糕，就需要接受那些庸医治疗的患者告诉别人。但是，患者实际上在判断医术好坏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因此一个庸医可能在江湖混迹多年而不会被发现。一个均衡的结果不能与实现均衡的路径完全分割(Waters，2009)。
(2)单一均衡与多重均衡。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尽管也发展出一些多重均衡模型，但大多是单一均衡。而对于流动性陷阱导致通货紧缩，以及大萧条导致长期大规模失业等现象，则需要运用多重均衡或至少认为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不是处于均衡状态。然而，纳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标准的DSGE模型却是单一均衡模型，而不是多重均衡。
与单一均衡相关的还有代表性经济人，如单一家庭代表着整个经济中的消费、储蓄与劳动供给决定。显然，所有的家庭并不都是一样的，这里没有考虑到不同质的经济人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复杂性以及多重均衡。
单一均衡的存在还和模型的实际处理有关。当我们对一个模型线性化，并加上一个随机扰动的时候，一个不幸的副产品是，这个线性化模型要么呈现出一种很强的稳定形态，要么呈现出一种毫不留情的爆炸性形态。在这些模型中，不存在“有限的不稳定性”(bounded instability)。DSGE的专家们看到经济在过去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过不受限制的爆发性局面，从而认为，在线性化模型中可以把这个情况排除掉。经过这样的处理，剩下的情况就是，在外生随机冲击之后，经济会很灵敏地回到确定性的稳态。这样一来，就没有L形的衰退，没有大萧条，经济回到了单一均衡。尽管非线性模型早就有人提出，但还没有能进入主流，因为非线性更难处理。
3.“形式化”危机。形式化(formalization)有时被看作是一件科学的外衣。其实，数学、模型、形式化本身并没有过错。如果不进行抽象与简化，一门学科就难以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想象一下，1∶1的地图又有什么价值呢？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抽象与简化。为了有用，模型应该是可处理的并易于掌控，但这要求大量的省略与简化，从而牺牲了模型把握重要现象的能力。简单、美与复杂的现实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需要寻找平衡，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存在着形式化的危机，那主要是指，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把模型做得漂亮上，而忽视了它的实用性功能；理论模型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前者根本无法指导后者，有时甚至是误导后者。换句话说，越来越形式化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尽管看起来更加“科学”了，但实际上并不好用，脱离了经济学“经世济用”的初衷，离工程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1)原教旨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分歧。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数理化”、“模型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人们相信抽象模型胜过相信具体的现实。这就是主流经济学中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他们坚信模型是最重要的，认为政策总是要从现有最好的模型中得出来，而数据则要通过模型来进行过滤。如果观察数据与理论模型不相符，那么这些观察数据就应该被忽略或抛弃。另外一派是所谓现实主义者(Realists)，他们意识到模型的局限性，并且乐于有这样的劳动分工：即研究者们来改进模型，而由政策制定者来决策。他们知道，抽象的模型一定是忽略了一些（甚至是很重要的）细节；他们确信，有用证据的获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通过测试与改进模型。他们认为，研究者需要考虑到模型有时候会出错（在其预测与实际的判断相差很大的时候），而政策应该来源于这两类证据（直接经验与模型结论），不应该有所偏颇。
面对危机中的救市计划，这两派有很大分歧。基于模型的原教旨主义者信奉一套规则，反对救市计划；基于经验的现实主义者信奉相机抉择，支持救市计划。在雷曼兄弟倒闭问题上，原教旨主义者按照习惯思维，认为破产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而雷曼的倒闭与强制出售贝尔斯登没有什么不同，于是赞成雷曼倒闭，这可能犯了大错。因为这回的雷曼倒闭引起全球性的市场恐慌，这是抽象模型所无法揭示的；而处在一线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却凭着经验能感觉到，原教旨主义者应该倾听现实主义者的声音(Romer，2008)。
(2)“看上去很美”的主流模型。不少学者（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主）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认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学真的是非常实用的。而最近30年，尽管经济学家们宣称宏观经济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对于政策实践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样的结论，未免让人感到震惊继而沮丧。Mankiw(2006)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货币政策方面。根据两位诺奖获得者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意见，自然应该是遵循政策规则，但实践中，格林斯潘却感到执行政策规则的困难。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新经济繁荣，恐怕不是得益于他采取了什么政策规则，反而是得益于他的相机抉择。尽管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但显然，政策的动态一致性，在美国的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就是说，实际经济周期学说的光芒还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照到实践中。另一个是关于财政政策的。小布什打算减税，之前让大家算一下，减税对于就业的影响。这时候，曼昆就用了一个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来测算。令他感慨万千的是，这里的模型不过是克莱因、莫迪利安尼他们所创建的、用了差不多20年的模型。是没有新模型吗？不是，是没有“好用”的新模型。
出现这种状况，问题不在于政策部门对于经济学最新进展的无知，相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总统顾问委员会也吸引了一流大学的研究人才。问题在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解释世界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它还不能像工程学那样对政策实践发生实际的作用。Romer(2008)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到，美联储依照主流模型进行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其政策决策却相对正确。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决策没有完全按照模型预测来进行。
DSGE的教父萨金特也说，“我发现那些支持刺激方案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忽略了我们在过去60年中所学到的宏观经济学。”这一评论表明政策操作与经济理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不过，萨金特是希望运用DSGE模型来指导政策操作。但实际上，DSGE模型很难解释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环境。
4.忽视金融的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危机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它不能解释当前的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有三点：长期以来由“两分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学对于金融研究的缺失；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代的宏观环境导致对于金融动荡与危机问题的漠视；以及忽视金融化引起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可能引发危机的作用渠道。
(1)从“两分法”到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距离。“两分法”是指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是截然分开甚至是没有实质关联的两个部分，其早期渊源是萨伊的学说。萨伊认为，商品总是为商品所购买，货币在其间所起的是瞬间的交换媒介作用，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其后，虽然金融大发展且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但坚持两分法的还是大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典型的现代版本的两分法。该理论强调，周期的解释因素都可以从实体经济中去寻找（如技术冲击、劳动的跨期替代等），在这里，货币因素被彻底剔除了。
与之相应的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与金融学研究之间的相互隔离。熊彼特曾这样描述1870年至1914年（及以后）经济学的状况：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熊彼特，1954）。而今天，处在“隔离车厢”中的是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
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距离从金融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战后初期，金融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侧重于金融与统计分析，以向传统的制度性金融挑战。但这些努力并不为经济学家们所赞赏，马可维茨的轶事表明了这一点。哈里·马可维茨因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答辩委员之一的弗里德曼认为他的资产组合理论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因而不能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张晓晶，1998）。
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金融理论的大发展，金融经济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这丝毫不表明它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都是强调经济人的理性，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学说与金融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却有很大不同（尽管它们也有相似之处）。在《新帕尔格雷夫辞典：货币与金融》卷中，有萨金特等人的一组文章是关于理性预期的，同样也有另外一组文章是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有趣的是，除了一篇短文总结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理性预期并将这一术语运用到金融中去之外，这两组文章竟没有相互索引。可以说金融经济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不同于一般的宏观经济学。
正因为如此，Summers(1985)提出著名的“番茄酱经济学”(ketchup economics)。他指出：有一个可能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经济学领域：番茄酱经济学。有两类研究者关心番茄酱经济学。一类是一般经济学家(general economists)，他们把对番茄酱市场的研究看作是更广阔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另一类由处在番茄酱部门的番茄酱经济学家组成，他们关注的是番茄酱市场上是否存在多余的套利机会。他们指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差异产生的偏差，两夸托瓶装的番茄酱的售价总是一夸托瓶装番茄酱售价的两倍。金融经济学家就像这里的番茄酱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不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套利机会。事实上，期权定价模型与MM定理就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期权定价模型表明，一个期权的价格可以由一只股票和一只债券的价格来计算，这就好比是一大瓶番茄酱的价值可以由两小瓶番茄酱来计算。MM定理表明，一个公司的总价值（即公司股票与债券价值总和）独立于二者之间的比例，就好比一定量番茄酱的价格与它是由两小瓶来出售还是以一大瓶来出售的方式无关。
番茄酱经济学尽管在其逻辑框架内是完善的，但却忽视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整个金融资产的价格水平。而这恰恰是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尽管CAPM将股票价格水平及其变动与人们的消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不再是只比较资产之间的价格，而且考虑到资产价格总水平以及将它和这些资产给人们的生活所提供的价值联系起来，但总体上，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还未能有根本的好转。
(2)主流模型对金融以及金融危机的忽视。关于危机的种种微观机制大都已经揭示出来，比如说，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不对称信息及其后果、行为经济学、异质性经济人、协调失败等等，但从宏观层面上，还缺乏一个能够将以上因素均纳入其中的模型。流行的DSGE模型是有微观基础的，不过这种微观基础很难与信贷周期与金融误配置相一致。很多模型中没有金融资产，是因为考虑到：第一，在强有效市场假说下，金融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的可获得信息；第二，不存在协调失败的问题，因为具有前瞻性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与总体经济的模型是一致的；第三，由于跨期预算约束总是成立，也就不存在无力偿还的情况。缺少对金融变量的考虑恰好满足了这些模型的线性或线性化的性质，当遇到实际的或货币的冲击时，这些模型就会产生形式良好的、最终趋向于单一均衡的经济周期。所有的模型都那么精巧，但它们对于理解金融危机何以会出现以及如何演进没有任何作用。Wyplosz(2009)指出，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只是一个余兴表演，从来不是主角，因此可以将它处理成外生的，或者以一种非常初级的方式纳入模型。当然有些例外。比如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不过，这个模型只是概括了信贷周期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而不是解释金融危机本身。总的来说，一个成熟的金融部门很难在可用的宏观模型中发现。因为，尽管如《通论》所揭示的，金融在整个经济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整个宏观经济学的重点仍是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的粘性，以及在一个金融变量不存在或无关紧要的环境中政策的作用。
忽视金融也和过去20多年宏观环境的影响有关。尽管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频发，但与金融市场相关的问题却变得没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出现了所谓的大稳定。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况，导致经济环境的改善，产出、通胀甚至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下降。正如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有人借用，认为经济不稳定的终结标志着（经济）历史的终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本轮次贷危机甚至是报复性地宣告，危机没有终结，（以研究周期波动为主旨的）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终结。
除了上述理论与现实原因之外，对于金融的忽视也存在一些技术处理上的问题。尽管我们希望主流模型中应考虑诸如不对称信息、异质性经济人、杠杆周期、银行资产负债表等因素，但处理起来很困难。比如，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特征就很难与线性或线性化的模型相一致。
(3)忽视金融化对于分配的影响。主流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于金融研究是缺失的，对于分配的研究也是缺失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边际生产率理论解释了各生产要素都能分配到自己的贡献额，即“各得其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关于收入分配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研究一度“消失”。而忽略了收入分配，对于理解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就会很困难。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这次危机是一次小概率事件，但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这次危机是可预测的：由于经济趋向于金融化的发展，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劳动报酬却未能相应提高，从而出现无分享的增长，这是导致危机可能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Palley，2009)。
图1显示，200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1959年的2.7倍，增长了170%，而2005年的劳动报酬却是1959年的1.5倍，只增长了50%。这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图2与之有很好的对应。在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显著扩大的80年代初，恰恰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开始，而这也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完全吻合。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现历史何其相似！在大萧条之前，也发生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报酬增长的不同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而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曼彻斯特，1974）。也正因为如此，大萧条之前，贫富差距达到顶峰，只是经过罗斯福新政，贫富差距才有大幅度缩小。
从这个角度，说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危机的一个根源也并不为过，尤其当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业的过度膨胀或金融化相关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图1美国劳动生产率指数与产业工人单位小时报酬指数
资料来源：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图21917～2006年的美国收入分配
注：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资料来源于Saez(2008)。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未来
发展了数百年的经济学不可能在这次危机中就轰然倒下。经济学曾经历过多次的繁荣与萧条；历次大的经济危机总是会带来经济学本身的危机，同时也带来经济学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认为危机会推动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为过。那么，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在哪里？我以为，应主要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推进；
1.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经济学的分分合合由来已久。经历了这次大危机，现在又到了重新进行宏观经济学整合的时候了。不过，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调和，而应该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比如，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学分析应该引入内在一致的跨期一般均衡基础的看法已被广为接受。这样，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与长期分析就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一致性框架中进行。
宏观经济学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DSGE模型，这是宏观经济学新的工作母机，为央行所广泛使用。也因为如此，有人称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布谷鸟经济学。布谷鸟有寄生的特点，即把自己的卵放在别的鸟巢里，然后由别的鸟将其养大。而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使得新凯恩斯主义不过徒有凯恩斯的标签，但实际上却抛弃了凯恩斯的根本思想，比如对不确定性的重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不稳定的观点，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动物精神等。由新古典的方法论所武装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种形式而已。
显然，我们期待的新的整合要超越这样的一种调和，而是更大胆、更具有批判精神地吸纳更多所谓非主流的思想，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阶层划分与利益冲突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如卡莱茨基等）关于分配影响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过程的思想，后凯恩斯主义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以及重新重视分析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与动物精神的洞见。
2.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理性经济人假说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均衡概念也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然而，经济现实的种种，特别是金融动荡、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理性经济人假说。理性经济人假说有两个核心思想：一个是，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犯错误，即便有时候会导致泡沫，那也是理性泡沫；另一个是，市场参与者只具有经济动机，也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或个人效用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为了使之更加科学化，其研究框架和规范都集中在假设人们只有经济动机而且完全理性时的经济运行。理性经济人假设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以及便于处理，但如果将经济动机与理性进行不同组合（见表1），我们发现，具有经济动机与完全理性所占的比重只有四分之一。可见，如果仅凭理性经济人假设，很多经济现象是无法得到解释的。
表1经济动机与理性的不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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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机／完全理性 经济动机／不完全理性 非经济动机／完全理性非经济动机／不完全理性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思想来自Akerlof & Shiller(2009)。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强调要重拾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也有翻译成血气冲动，我认为这更确切）的提法。即人有时候难免有不理智或理智控制不住情感的时候，做出一些非常之举或令日后后悔的事情来。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的意思是“心灵的”或“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是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它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Akerlof & Shiller，2009)。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就是要在宏观经济学中纳入动物精神，以及运用更多的行为经济学甚至心理学的成果，丰富对于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理解。
3.重建危机经济学。前面我们分析了为什么主流宏观经济学未能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甚至在其分析框架中就直接取消了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重建危机经济学非常有必要。如果说，主流教科书只是分析正常状态下的市场运行，那么，现在就要把危机经济学的分析也“常态化”，要将危机看作是经济周期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克鲁格曼看来，未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要回归凯恩斯，回归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即可。但今天看来，随着金融的高度发展，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以及金融对于经济影响的日益增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发，使得仅仅回到凯恩斯是远远不够了。危机经济学的重建可以基于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但应该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未来是要把金融经济学关于摩擦以及泡沫形成的看法融入到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DSGE模型以及货币模型中。要把金融经济学、宏观与货币经济学融合到一起，来创造出纳入了金融摩擦的新的工作母机模型，这将是未来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一步，典型的如金融加速因子分析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8)。此外，还需要把主流信息经济学解释范式与强调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奥地利学派理论、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历史学派思想、明斯基的金融资本主义与金融不稳定假说等都结合起来，对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学关系提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理论解释。其实在金融经济学还并未特别发达之前，就曾经出现过同时在经济学领域与金融学领域均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些经济学大家，如阿罗、德布鲁、莫迪利安尼、萨缪尔森、托宾等。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这样努力打通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学者出现。
重建危机经济学还意味着要改进经济学的方法。我们看到20世纪的经济学模型基本依赖于19世纪的物理学。我们期待，21世纪的经济学模型可以在20世纪的物理学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4.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经济学原本就是经世济用，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游戏。但发展到今天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更像一门科学了，但离实际的操作价值却是越来越远。在形式化危机中，我们提到DSGE模型在实际作用上可能还不如30年前的结构性宏观模型。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些重要的投行和学术研究机构关于宏观经济的预测，也更倾向于一些简单的结构性宏观模型，原因在于这些模型好用，结果也更可靠。因此，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象牙塔，考虑到它对于政策实践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经济学的很多假设要更加贴近现实，比如，金融不再是面纱，理性经济人也有不理性的时候，市场需要制度保障等等。惟其如此，抽象的模型才能更好地与复杂的现实之间形成良好的映射。从这个角度，未来的宏观经济学应该从科学向工程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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