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李成 李育：扭曲、赶超与持续增长

    [原文标题]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增长——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扭曲是指对资源配置最优均衡状态的偏离，一般分为内生性扭曲和政策引致型扭曲。一定条件下，存在“良性扭曲”是可能的,本文给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解释：后发优势、次优原则、协调失败以及政治经济学视角。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证均表明，扭曲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逐步减弱；特别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减少和纠正扭曲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对于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即将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要旗帜鲜明地消除扭曲，切实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否则，在赶超的口号下，政策引致型的扭曲会频频发生，并导致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生游移和摇摆。减少和纠正扭曲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政府和市场边界的过程，这对所有经济体都是重大挑战；而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完全组合与微妙平衡，也正是人类在制度建设上孜孜以求的目标。
    [关键词]扭曲 赶超 政府与市场 可持续增长
    [作者简介]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李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项目总负责人为蔡昉。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
    【文摘】
    引言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什么时候会面临一个瓶颈，从而陷入所谓的增长陷阱（无论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国际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增长动力的持续性，因此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哪些因素导致了经济体的快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哪些因素还可以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哪些因素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人口红利），哪些曾经的积极因素现在变成了消极的阻碍因素（比如政府干预和隐性担保）？剖析这些问题，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面临增长瓶颈的情况下，如何顺利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选择“扭曲”这一视角，希望从一个侧面来回答上述问题。
    扭曲一般是指经济资源配置偏离经济人最大化其福利的状态，和市场不完善的含义颇为接近。换句话说，扭曲是指对资源配置最优均衡状态的偏离。从这个意义上看，扭曲可以说无所不在。所有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扭曲。而扭曲成因、程度、方式、效果则随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呈现较大差异。
    从成因上，扭曲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内生的扭曲，即由市场自身不完善、不发展所形成的扭曲；另一种是政策引致型扭曲，即由政府政策干预所带来的扭曲。前者是“天生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出现又往往是以前者为前提或“借口”的。
    从程度上，有所谓“守夜人”式的小政府，和“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等极端情况——现今大多数国家的扭曲情况则位于两者之间。
    从方式上，有较为间接的扭曲，着重于纠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如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其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为政府干预过多而破坏了原本就脆弱的市场机制。也有较为直接的、行政色彩较强的扭曲，着重于推进乃至主导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如通过国有企业直接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及选择性产业政策等。
    从效果上，扭曲的利弊得失往往同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当经济体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时，由于产业体系尚且稚嫩，市场机制亦不完备，加之来自先发达国家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往往需要某种高强度的政策扭曲来调动经济资源、培育国内产业和比较优势。而当经济体步入更高收入阶段后，随着产业体系和市场机制双双趋近成熟，过多的政策扭曲往往不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是通过“权力寻租”等机制改变激励与行为，会抑制创新和长期增长。
    综合文献发现，如果一般性地讨论扭曲，往往是强调扭曲的消极作用；如果是从政府作用维度，那么对待扭曲的态度则要宽容和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阐述扭曲对经济作用的机制，以及从经验上论证扭曲对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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