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科斯：科斯可以完全避开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张五常早年师从科斯，被认为是解释科斯理论及科斯定理最权威的人，科斯去世后，张五常数次撰文回忆科斯。以下是今天《东方早报》刊发的张五常文章《罗纳德?哈里?科斯》，在文章中张五常畅谈他如何将科斯的理论引荐、升华并最终“推销”到中国：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〇，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〇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〇〇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作者：张五常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