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军：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遗产

    “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这是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段话，而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可归入以上已故经济学家名单之列。
    7月31日，弗里德曼诞辰100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他对自己传奇一生所总结的那句话，“纯粹的偶然在我的一生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如果没有父母的移民、没有他们的结婚，他可能就不是美国公民；同样，如果没有他高二时候认真、负责的数学老师，他就不会对数学产生如痴如醉的兴趣和热爱；他的大学是罗格斯大学，他入学时，这所学校还只是一所小的私立学院，但他毕业时就变成了州立大学，并设立了能够供他继续攻读学位的奖学金；更加偶然的是，这个学校的经济学系的两位老师，一位伯恩斯是本校教师，教给了他精确、严谨和一丝不苟的治学和做人信念，另一位琼斯虽是来该校临时上课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但对他印象深刻，并将他推荐给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奈特教授，由此便开始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习。
    他个人认为，他在芝加哥大学一年强调理论的学习风格，加上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强调实证和制度影响的学习风格，恰恰造就了一种最优秀的学习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1941－1943），他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后两年（1943－1945）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这两项工作不仅使他认识到了理论和现实的差距，而且也为他日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从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用经济和统计方法处理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过头来看看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经济遗产，就更加清楚他所受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其个人不迷信权威的不懈探索精神，在发现与探索这些经济学理论时所扮演的积极的作用：
    （1）他有关消费的理论，大大突破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局限，从而确立了恒久收入消费理论，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消费理论的研究视角，而且也为他日后的货币理论奠定了扎实基础。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一个人或者家庭的消费只取决于这个人或者家庭的当年收入，至于这个收入对于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则取决于这个人、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符合逻辑吗？弗里德曼通过观测和实证研究发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消费不仅与当期的收入有关，而且更与他的长期收入也就是恒久收入相关。比如，一个富翁今年做生意赔钱，但他今年的消费可以完全不下降，因为他可能有积蓄在手，同样道理，一个小伙今年赚了很多的钱，但若明年甚至后年都会赚很少的钱，他会大手大脚地花掉今年的收入吗？很显然，他是不会的。就这样，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缺陷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以前若干年的收入变量，并赋予了不同收入变量以不同的权重，在他看来，距离现在的时间越远，它的权重就应该越小，反之则相反。结果，他的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不仅很好地贴近了现实，而且也更加符合人们长期和短期中非常不同的消费行为。
    更进一步，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当期收入的函数，所以，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并进而缓解经济波动。相反，按照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如果一年经济收入增加，并不能改变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样，短期的收入减少，也不会大幅减少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凯恩斯所谓的总需求理论、财政政策等的有效性在弗里德曼看来都会大打折扣。
    （2）他批判地继承了早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现金交易方程式理论、英国剑桥大学庇古的剑桥方式理论，系统地提出了新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需求理论，为现代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凯恩斯之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非常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如果它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同样，如果政府的开支是以引发货币或者银行信贷的形式进行的，那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为此，他说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货币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影响产量，但长期却不会对产量造成影响，因为长期的产出水平取决于一系列实际经济因素。
    凯恩斯认为，增加货币的供给，利率就会降低，似乎钱多了，利率就必然低，但弗里德曼认为，初期货币的供给增加可能会降低利率，但是人们在较低的货币使用成本下会倾向于增加开支，所以价格水平会上升，接着人们的借贷需求也会跟着上升，结果利率很可能是上升的，因此，他认为，利率并不是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好的指示器；同样，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他认为，货币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相反货币供给则会受到政策、货币当局的操纵而在短期内波动，因此，明智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数量，而不是让货币供给量大幅度波动，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3）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另外一个重要遗产恐怕就是其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及其所隐含的有限政府的观念。
    与凯恩斯所倡导的政府积极干预主义不同，弗里德曼认为，私有企业和个人是其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他们比谁都更加会关心与其交易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因此，政府的职责范围理应是保护他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执行；扶持竞争市场，而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揽。
    他还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化，因为权力分散是一种很好地限制权力的做法。如果公民不喜欢自己居住的这个地区的政策和措施，他完全可以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这种权力的分散就会使得各个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个体，也会使得个人成为自由的个体。他还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在个人或者个体的层次上保持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行为。如果任由一个集权的政府去推动个人或者个体层次上的行为，或者政府允诺由某些垄断企业去从事某些关键的国民经济之外的产业，很可能就会扼杀多样性和差别化的试验，并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弗里德曼一生长期坚持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先后发表了《独立职业活动的收入》（1940）、《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1956）、《稳定货币方案》（1959）、《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1963）、《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1963）、《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1969）、《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0）、《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1971）等经久不衰的名著。正是这些贡献，弗里德曼是公认的20世纪5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学的一代宗师，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凯恩斯主义”先锋，也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主义理论创立者，当然，最终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也在情理当中。《华盛顿邮报》这样评价道：“他是继凯恩斯之后，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如果说凯恩斯的精神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后半叶。”
    弗里德曼虽是美国经济学家，但一生来过中国三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见过面，还给予中国改革开放以很多有见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