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5-10页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形成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脉络；主要原则；
    以习近平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12年6月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习近平同志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提出“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2014年7月的中央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l1月，习近平同志强调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积极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经过近4O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形成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弄清它的形成背景、理论基础、形成脉络、基本原则和主要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理论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3O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在艰辛探索，曾试图“以苏联为鉴”，并最终走上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大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978年，中国GDP只有3650亿元，世界排名第15位；2010年，GDP达397983亿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GDP初步核算达676708亿元。连续3O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体量于世界举足轻重，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变量之一。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O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丰厚的现实基础。
    苏东剧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世界历史事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发展机遇。上世纪8O年代末9O年代初苏东剧变，一些人宣布“历史终结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人，面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消费主义”、“后工业”、“后现代”等新现象，也感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1]（P354）这一认识逐步凝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发展是第一要务”。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所带来的冲击，在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脆弱性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体系的生命力。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迈入新常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发展质量不高等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科学认识新成长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对策，已成为当前紧迫的理论需求，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新动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源。这些基本原理主要包括：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了非常清晰的表述，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P592）基于这一根本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直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有经济规律的研究。这些研究同样适合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主义经济。比如，马克思认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一条普遍规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3]（P541）第三，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以及收入分配原理的分析等等都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四，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如按劳分配思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等。恩格斯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P689）
    中华民族文化精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积淀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孙中山先生甚至提出“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的说法。儒家学说包含有深刻的经济思想。仁义二字，构成儒家经济思想的灵魂，认为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是一个物质产品生产和流转的过程，也是一个受道义制约的求道尽仁的精神活动过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富为源，国富为流。除了儒家经济思想外，其他学派也提出了重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堪称经典，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格甚至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水之趋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赞同老庄的“自发社会秩序”思想。[5]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养料，而后者的“特色”在根本上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历程经验教训的思想成果。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中国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把中国经济思想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源，还应该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有些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借鉴和利用。一些著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科学观点也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二者并没有明确边界，应考虑到经济体的差异。具体说来，市场对高收入经济体的主要功能是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等；但是市场功能的发挥也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上述功能的发挥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环境的培育方面提供帮助。[6]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奠基、开拓、丰富、发展和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是我们党不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结晶，政治经济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和理论争鸣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力图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一年的《论十大关系》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其中有七点是谈经济问题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反思。为着手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建议全党同志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并批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临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7]（P432）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主要在杭州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同志批评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根本差别，没有认识到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的有用性。他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8]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9]（P116）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打破将计划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位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路线方针。[1]（P252）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1]（P373）。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并非姓资和姓社的本质区别。[1]（P373）这些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
    十四大前夕，学术界和决策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有几种提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0]（P6）。这个提法立即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赞成。[11]（P1347）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局的光辉产物。科学发展观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建设的规律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在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了全新阐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篇章；在改革理论方面，进一步明晰了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强调凝聚改革动力，克服改革阻力，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12]（P30-3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和基本内容

    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思想理论体系日渐完善，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南。
    认清我们所处的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13]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美好生活奠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生产力发展对未来社会的意义时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52）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将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P53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4]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成为不争的事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机结合，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15]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促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表明我们市场经济性质的点睛之笔，绝对不能丢弃。[10]（P203）
    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制问题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所有制理论。党的十五大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质的飞跃，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原则，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16]
    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第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问题；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问题；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些重要命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哥达纳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应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起点，一步一步推进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强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十三大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的质的飞跃。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了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承认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并允许它们参与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分配原理，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一对核心关系。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这一理论和实践原则，勾画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清晰线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的认识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科学认识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有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17]（P77）因此，政府应该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7]（P77）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人民性的核心是人民的利益。“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14]2015年2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一出，立即引起热议和共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对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了系统的阐释。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近4O年改革开放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国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面向未来的新发展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质的飞跃。
    五大发展理念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遵循。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驱动力由要素、投资向创新的转变，把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培育新增长极，实现经济的总体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奉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获得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让全体人民共享发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激发改革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化同步”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经济发展已迈人新阶段，必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道路。要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路子；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要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在当前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开放策略，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会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18]2015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对外开放的重要理论论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N]．文汇报，2O16年2月26日．
    [6]谢鹏．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N]．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6月18日第6版．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3]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1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15]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O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口]．求是，2008，（24）．
    [16]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O14．
    [18]习近平．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期刊责任编辑：马秀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