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路径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周绍东（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过程，在理论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多条探索路径，这包括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的探索路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为主线的探索路径，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探索路径。既有路径局限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框架范围内，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行为决策之间缺乏现实中介。基于此，本文明确区分了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有机体三大范畴的区别，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路，并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叙述起点、分析主线、理论来源和学科框架等若干问题。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探索路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
    引言
    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些限制。”[1]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奋勇前进，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发轫于毛泽东，继承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创新，在理论上提炼和总结了大量实践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路径。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2]本文从现有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出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主要路径，并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路。
    一、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的探索路径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苏联是第一个进行系统性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国家。1951年，苏联出版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次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讨。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在早期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其理论主张和实践做法都大量复制苏联经验。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极其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这其中，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光辉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这类理论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沿用“苏联范式”的“二分法”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形成并列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包括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刘诗白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类研究成果大都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科学预言为基础，在逻辑上和史实中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部分，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涉及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等问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第二类成果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立成书，不再强调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前后联系，而是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国别性。在结构上，这类成果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范畴分列篇章，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在内容上，充分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最新理论成果，用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代表作包括钱连源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林木西、柳欣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叶祥松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
    从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上来看，这一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普遍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起点，以“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按照“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进行理论体系建构。这些探索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这一主题，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内容涵盖企业、市场、政府、宏观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村与农业、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
    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为主线的探索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在于致力推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研究和分析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第二条路径。这条路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线，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的编写思路和框架，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外延和运动规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创新。从内容上来看，这类成果密切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框架上兼具系统性和开放性，积极反映新的国家政策、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性，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做出了积极努力。在这条探索路径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伍柏麟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刘诗白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杨干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李丰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王军旗、白永秀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邹东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李兴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从叙述起点上来看，这一类探索路径普遍选取“市场经济一般”作为叙述起点。这种处理方法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突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一般性来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体制，属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因此，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被采用。就特殊性来说，市场经济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就会在价值取向、利益关系、市场调控等方面体现出“特殊性”。因此，从“市场经济一般”的逻辑推理出发，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经验。
    从分析主线上来看，第二条探索路径大都选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为主线。首先从市场经济一般出发，探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阐述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及市场主体，分析市场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方式，最后介绍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内容上，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涵盖了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对外经济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和发展等方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因此，也有不少研究专门围绕转型过程进行理论探索，这类研究成果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和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特征，结合经济现实探讨了市场发展、政府管控、企业改革等内容，深化了对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张宇的《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谷书堂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洪银兴主编的《转型经济学》，景维民、孙景宇编著的《转型经济学》，吴光炳主编的《转型经济学》等。
    三、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探索路径
    我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问题，一是从生产力来看，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从中等收入水平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从生产关系来看，我国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3]。在“两个迈向”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研究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条探索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西方发展经济学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理论内核始终是新古典经济学，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经济体的分析呈现出内容上的碎片化、方法上的的单一化和范式上的非标准化。因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落后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第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化。西方发展经济学以落后国家经济追赶作为研究对象，但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不再符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和假设条件。在工业化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中的首位产业依次为一产、二产、三产，然而，我国工业尚未真正强大起来，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和金融业迅猛发展，虚拟经济和经济泡沫化风险不断加大。在城镇化方面，我国城镇化率远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但同时却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向农村回流的现象，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激烈争论。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小农生产方式、农业企业化经营和集体合作化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西方发展经济学鼓吹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模式在我国农村并未占据优势地位。
    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进行理论探索，对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条路径也存在着忽视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分析的问题，有可能陷入唯生产力论的误区[4]。同时，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未形成能够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和二元结构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理论框架，这条路径上的理论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探索：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
    1.经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中国特色问题和理论困境
    在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预言中，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公有制、计划调节和按需分配，然而在实践中，人类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经典作家的预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中国特色”，第一，即使中国有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并不意味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标准。第二，在生产关系层面，与理论上的标准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仍然属于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范畴。因此，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总体上都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将“社会形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探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这个四层结构，第二类进一步压缩研究范围，集中探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也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特有的“经济的社会形态”。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原本不属于经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问题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做出回答。譬如，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智能化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生产过程的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很大幅度提高，工人已经不再被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生产工序和劳动部门，而是作为“整体工人”控制生产过程，这实际上已经呈现出经典作家预言中人类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相对于第一个阶段“人的相互依赖”和第二个阶段“物的相互依赖”，“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5]这就是表明，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将不仅仅是运用生产工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而是对整体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将自然过程改变为工业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个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工人能够在不同工作岗位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锁开始松动。工业智能化和机器人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从传统认识上来看，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生产力本身，但是，从现时代生产力发展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现时代生产过程的特点，进而对由这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演进甚至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做出判断分析。
    除了生产力本身，关于人的行为决策、社会道德品质等问题原本也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现实中，大量道德问题并不能直接从人的“本性”中推导出答案，而是必须结合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进行剖析。譬如，亚当.斯密承认“人性生来自私”，并提出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人们在利益驱使下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极大地满足了全体人的需要，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福利。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某些食品厂商明知其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但为追逐利润仍然要铤而走险。尽管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对这些行为进行批判，鞭笞人性的自私，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远非道德沦丧这样简单的命题，也不是颁布和执行法律就能够达到监管效果。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甚至已经摧毁了“人性自私”这一前提假设，事实上违法厂商都知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无视食品安全，那最终他们自己消费的食品也是不安全的，人性中保护自身健康安全这一最基本的“自私”概念在利润的冲击下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要更为准确地理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溯源而上，在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范畴中寻找答案。
    2.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有机体
    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失声”和边缘化，与经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偏误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这一四层结构，甚至局限在“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范畴中进行理论上的自我封闭。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过程中遭到重重阻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学学者始终不能包容地对待经济学发展洪流中的科学成分，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和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将其整合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来，即使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质疑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从根本上扭转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偏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就是厘清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有机体三者之间区别和联系。这三个概念是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提出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制定了“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在强调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时，突出的是以所有制关系，即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现代私有制”来划分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制定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标准划分不同时代。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儿个时代”[6]，“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7] 从区别上来看，社会形态是一个较广的概念，至少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内容，而经济的社会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因而，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内的特殊结合方式。
    然而，经典作家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并不是到此就终结了，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8]“有机体”一词本是生物学术语，是指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后来用以泛指类似生命体那样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互为手段与目的，每一部分都不能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分化而又服从于一个根本原则的统一体。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旨在表明：社会是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范畴的提出，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它蕴涵了以往一切研究成果，充分展现这些成果的总体性，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性、系统性、辩证性的思想基石。
    马克思视野下的社会有机体是指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活动和发展着的社会有机整体，这个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再生性的特点。在“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统摄下，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譬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就获得一个从原理到现实的理论中介[9]。本来，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经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和人本身发展的规律，但是在微观上，在既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背景下，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如何进行行为决策、如何建构生产关系、如何形成上层建筑、如何汇聚社会意识，这些都是不甚明晰的。譬如，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家看作是资本的人格化，执行资本的经济职能，具有无限制追逐利润的行为动机，但是，不同资本家作为个体，其管理能力、行为特点、思想意识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不能从“社会有机体”的视角来认识资本家群体，就无法对资本家的企业管理劳动以及创新活动形成准确的理解，而会机械地将资本家理解为企业机器上的零部件，充其量也只是重要的零部件。因此，“社会有机体”正是扮演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渗透到现实社会中的中介和桥梁，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方法在宏观和微观上的统一。这一方面不同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个体还原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单纯生产力决定论，而是一个基于“实践”的有机唯物主义。
    3.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着力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可以考虑将生产力的现时代发展作为叙述起点，着重探讨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生产力提升的各种效应，特别是要对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互联网+”和新能源等对生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生产力变迁进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生产力的分析，不是对生产力本身的研究，而是要从社会层面上研究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主线上，应突破“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一分析框架，考虑以“社会结构—人的发展—人的活动—社会再生产”为线索，逻辑性地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者行为特征，社会主义“人的再生产”，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等内容。
    第二，需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不是经典作家的独创，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圣西门、孔德等的“社会有机论”进一步探索得到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也应该是多样化的，至少包括这样五个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10]。
    第三，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拓展其学科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二是应包括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的经济学科，如技术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这些学科的特点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三是应包括以研究人类行为决策的学科，如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的特点是心理学、生物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结语和展望
    与既有研究的认识有所不同，本文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不是单一的学科体系，而是适应当代学科精细化要求的“中心基础理论+应用分支学科”的多学科体系。在这个多学科体系中，可以使用“社会有机体”作为理论硬核，并在这个理论硬核的引领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从马恩经典著作、新古典经济学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方来源”，拓展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流派的“多方来源”。同时，将经济史、经济伦理和经济哲学的研究文献纳入考察范围，全面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过程中的文献视角，最大限度充实文献资源。
    以“社会有机体”作为统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不是要直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巨大工程，而是探索体系构建的哲学、历史、文明和实践基础；不是直接拿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勾勒出这个体系的大体轮廓，细化体系构建需要克服的方法论难题，为后续的具体问题研究探明路径。总之，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借鉴经典作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方法，为如何构建这个体系探索科学可行的“路线规范”，并在这个规范的指引下，依托我国经济实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pp.137.
    [2]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7-09(1).
    [3]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J].经济研究.2016(4)：4-17.
    [4]周绍东、钱书法、王昌盛.分工与创新：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pp.10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84.
    [9]陈志良、杨耕.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J].哲学研究.1990（1）.
    [10]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J].经济学动态.2016（5）: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