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驻点写作项目见闻录>........(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在罗马时代就已是休闲胜地。湖面如镜群山环绕，一汪清水来自阿尔卑斯山消融的积雪。湖畔绿荫浓密古楼云集，有的是宾馆饭店，有的是别墅花园。2001年6月，我在Villa  d’  Este庄园参加了两天国际会议，湖光山色曾深入心底。2014年6月，再次来到科莫湖畔，在Bellagio小镇参加为期3周的驻点写作项目（为了表达方便，还可将其译作笔会）。此间我趁社交聊天之机对别国写作者频做访谈，比之上次短暂的科莫之行，获得的社会经济和人文信息要丰富得多。
     一、访谈机遇
     驻点写作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设在Bellagio  Center。此处是意大利一位王妃Ella  Holbrook  Walker  （Principessa  della  Torre  e  Tasso）于1959年捐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别墅（Villa  Serbelloni）。Walker女士来自美国，与一位意大利王子结婚后获得王妃称号。婚后买下了Serbelloni家族的别墅，卖主转而去镇上经营一家名叫Grand  Hotel  Serbelloni的五星级宾馆。王子早逝未留子女，王妃在临终前完成了别墅捐赠手续。捐赠的原因，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设立了以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为使命的笔会项目。从农业发展到艾滋病防治，凡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都曾是笔会参加者的题目。我这一期的同事，来自不同国家和专业，例如阿根廷的海洋保护学家，葡萄牙的作曲家，新加坡的国际法专家，美国的媒体人等等，还有加拿大的外交官和澳大利亚前总理Kevin  Rudd（中文名叫陆克文）。
     我们的住所如同博物馆，内里禁止拍照，办讲座时一般不许使用幻灯机，因为不少地方都悬挂着上百年的油画和挂毯。古老的瓷器摆放在古老的家具上，每个细节都透露出意大利人高雅的艺术品位。室外的灯柱，不是藤蔓缠绕，就是藏身花丛，横梁上常有小鸟歌唱，遗憾的是每当我举起相机，她们就飞进树丛躲不见了。这里每天傍晚都有正餐社交活动，19:15大家皆披挂正装，先到小客厅饮用鸡尾酒，再进餐厅正襟危坐，然后聚在大客厅聊天或听音乐。此外，Bellagio  Center还经常接待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国际会议，与会者通常与我们共进晚餐一次。这种聚餐，也是意在扩大交流。
     Bellagio  Center位于科莫湖畔向阳的山坡上，湖面呈Y字形，Bellagio处于三岔口，纵然是炎炎夏日，此地仍凉风习习。从我的住处望去，书房阳台面向Lecco方向的湖面，卧室阳台正对Como方向的湖面，即使打开洗手间小窗，也是满目波光粼粼。平生第一次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写作，一开始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如此想来，那位别墅捐赠者实乃目光长远，让这么多人分享秀丽风光并参与文明的创造，这笔财富的使用可谓正当其所。
     Bellagio  Center  设有厨房，每天清晨都有小货车从山下运来新鲜面包、酸奶和果蔬等食品。三班厨师轮流服务，还有清洁工和园丁，加上经理和秘书共34人，而我们参加笔会的人员只有15名（新旧成员交叉替换）。在这样舒适的条件下，除了写作还能想什么呢?!  笔会成员中有的暂停电子邮件往来，有的干脆关闭手机，全力以赴投入书写。Center为了方便那些午餐期间也不愿停笔的人，就在早餐时收集午餐登记表，根据个人选择备好打包快餐，为他们提供三明治、水果、蔬菜和矿泉水。我一向欣赏意大利餐饮，加之中晚餐食谱始终未重样，因此从未放弃过任何一餐美味，从而也就获得更多与他人深谈的机会。
     然而若要围绕自己预设的专题做访谈，首先需要获得对方信任；其次，还得确认共同兴趣；最后，要让受访者真切知晓对我的帮助。否则，何时切入主题、怎样引出话头都会成为问题。Bellagio  Center组织的集体活动和提供的社交机会，无形中为我的专题访谈做好了铺垫。笔会规定，每位写作者都须按计划提交作品并就此做一讲座。我为了减轻计划执行中的英文写作压力，早在2013年底，就以“藏区农牧家庭的妇女儿童营养和健康”为题，准备了一篇英文研究报告。2014年初应邀投稿杂志China  Economist，5月底拿到了登载此文的赠刊。在Bellagio  Center报到时，顺便将赠刊交给了秘书处。秘书一手按住杂志高兴地说：“这刊物马上寄送纽约！您最好将文章复印件摆放在阅览室桌面，方便大家随时翻看。”我在秘书那里预约登记了讲座日期，就开始更新和增补全国性的减贫数据，并附上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营养状况变化图表，十天之内将演讲大纲仔细提炼妥当。6月11日下午演讲时，提问热烈、讨论流畅。讲座一结束，Bellagio  Center的主任、笔会成员及其配偶都上前祝贺，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纽约来的J女士激动地称赞：“中国的扶贫效果太伟大了，儿童营养不足率下降这么迅速！瞧瞧印度，经济增长也很快，到现在还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实在令人惋惜！”
     从那天起，我就心安理得地继续行前开始的社保改革研究，并借茶余饭后聊天之机，逐一询问笔会同事的养老和健康保险情况。这或多或少会涉及个人隐私，不但要把握提问分寸，还要积极回应受访者对我个人经历的兴趣。最终收集的信息饱满而多样，既加深了我对社保文献的理解，又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创作冲动。结果写就一篇案例分析报告，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8期。也正因为如此，以下将略去社保案例，仅从访谈录中择取少许人物观察与读者分享。鉴于笔会设有个人隐私及谈话保护条款，除公众人物外，本文将隐去受访者姓名，采用单个字母表示。
     二、开朗自在的陆克文夫妇
     Bellagio  Center的住房周转率极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位新旧成员轮替。有时候上午才空出一间房，清洁工紧着打扫完毕，下午就有人入住。挨着洗衣间的房子里走了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Center就把继之而来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安排了进去。他来的那天恰好与我同桌进餐，落座后就礼貌地用汉语询问：“您贵姓？”我一乐：“免贵姓朱”。他那里顺口就来：“啊，朱老师！请多指教，叫我克文吧。”我更忍不住笑了：“别客气，您的中文讲得可真流利呀！”就这样，汉语成了我们结识的桥梁。在我的讲座提问环节，他对中国政府密集投资于贫困妇女儿童发展大加称赞，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应研究做的非常出色。接着问道，中国是否可以像世界银行在非洲实施的项目那样，使用智能电话为西藏农村妇女提供教育和健康服务。我请他用中文重复一遍，他就做了一通翻译，听众善意地轰然大笑。我的回答是，我们课题组去的地方都是海拔3500米以上非常偏避的山村，有些村子下了汽车还得跋涉数公里才能抵达，因此现在还做不到。讲座之后，我跟陆克文的聊天就更顺畅了。
     平日里，他总拿着个iPad（暂且译为平板电脑）,  有空就手指翻飞迅速输入。足球世界杯开赛那天，大家一起在会议室观看电视直播（个人居室无电视），陆克文还一边看球一边写作。问他忙什么？答曰：写一本关于执政理念的书，论述如何在保证财政安全的情况下，促进社会进步，改善老百姓福利。6月14日周六中午，陆克文陪同夫人快步进入餐厅，跟在座的同事一一握手打招呼。夫人名叫Therese  Rein，长的富态喜兴，颇具亲和力。陆克文笑着用汉语给我介绍：“这是我们家的家长，是位企业家，现在伦敦工作，今天来度周末。”饭后在餐厅阳台饮茶聊天，Therese跟别人寒暄之后加入我和陆克文的谈话，主要还是我提问他俩回答。
     首先请教澳大利亚国会制度，例如前座议员和后座议员是什么意思？陆克文解释，后座议员（backbencher）在国会里只有议员身份，而前座议员（frontbencher）或者是执政党的内阁成员或者是在野党的影子内阁成员。每个党有20个名额，跟内阁的职务一一对应。比如工党在野的时候，党主席对应执政的保守党的总理，副主席对应其副总理，其他的部长也是这样。影子内阁成员必须追踪研究对应的执政阁员的领域和政策，一方面，在国会辩论中就特定领域的现行政策发表意见；另一方面，一旦在野党赢得大选，就可在熟悉专业的基础上立即接手内阁，保证政府稳定运行。他自己前座和后座议员都当过。
    其次，询问他为何宣布退出政界。陆克文说，这主要是夫人的主张。他从政期间给家庭的时间太少，家里人也没有隐私可言。他进入政界时，夫人为避免直接利益关联还卖掉了家里的企业。我追问道，倘若他重回政界，Therese岂非又得卖企业？陆克文详解，Therese有家跨国公司。2007年他当选总理时，Therese卖掉了她的澳大利亚公司，在国外注册的企业没有卖，现在她把国外的企业也卖掉了。接着他就用汉语开玩笑：“就算发生革命，她也是无产者呀！”我也笑道：“卖企业所得不是财富吗？算不上无产者吧！”陆克文回了一句：“那她也不再是资本家老板了，可以说自己是雇员。”
     Therese补充，她最初建立了一家职业介绍所，后来发展成全球性的人力资源服务集团。这家集团雇员14000人左右，她把母公司卖给了美国投资者，自己拥有5%的股份，同时也是母公司领导层的一员。现在她还是注册伦敦的子公司首席执行官，雇员有6000人。公司凭服务结果挣钱，但属于非盈利性企业。例如在德国，她们公司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并介绍工作，德国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依据培训效果和再就业状况，支付公司服务费。在美国，母公司为父母离异的儿童提供服务，教育部和卫生部等政府机构为这些服务付钱。公司在波兰、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都开展了类似的业务。
     周日傍晚，陆克文独自出席正餐，原来夫人已返回伦敦。Therese这种悄然来往的做派，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三、多姿多彩的美国人
     我在笔会遇到的美国写作者皆来自纽约，这或许是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设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必要的信息。这几位同事至少属于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可能也都带有这一阶层的印记。
     第一，勤奋、专注、敢于冒险。R先生在这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5月29日清晨，我跟他同车从米兰Malpensa机场抵达Bellagio，那一头小辫和尖亮的嗓音，险些让我把他错认为女人！后来我们就成了邻居。每逢早餐，他都会来餐厅溜一圈，不是拿根香蕉就是抓只桃子，登记快餐后就翩然离去，晚餐时才穿戴整齐参加社交。除了外出几次，R都在工作室用功。他第一次外出，是到米兰附近的一个城市走亲戚。对方说意大利语不懂英文，他说英文不懂意大利语，R居然还找到这家亲戚共进午餐。问他怎么交流，他说自己能讲西班牙语，这样彼此可以明白30-40%。
     R在纽约一家非盈利咨询公司工作，原计划在笔会写作海地故事，可是没有等来邮寄的文件，就干脆写小说了。那为什么要写海地呢？原来他祖父是1957年流亡美国的海地总统马格鲁瓦尔(paul  magloire)。R认为，祖父在私人领域暴虐少德，但在公共领域促进了海地的进步。祖父流亡后，美国当局总是告诉他快回国了。可事实一次次把他们家抛向深渊，祖父到死也未能回去。祖母很早就转而当小贩挣钱，父亲一辈也融入了美国社会。R不无悲凉地叹道，他们家跟海地一样被世界遗忘了。海地多灾多难，最近一次地震后他去看过一个学校，师生死亡700多人。R回到美国就募捐，买了电脑送给那学校。问他是否要写一本《寻根》那样的小说，答曰还没想好。再问是否想过回去竞选总统，R说不可能，第一，他是美国公民；第二，他愿意做研究工作。我又追问，父亲是否想回去参政。R答道，他早就做社会科学研究了，一直生活在美国。他们家在海地只剩下远亲，只因根在海地，他才想探究那里的历史，以及现在为什么还那么贫穷和糟糕。
     第二，谨守规则。笔会规定，只允许成员配偶进入Bellagio  Center。B先生有一双幼龄儿女，于是提早为夫人和孩子在镇上租房，并请秘书处代寻半日制保姆，每小时大约支付保姆费17美元。夫人偶尔来参加晚餐社交，B则按规定在Center食宿和写作。他是一家非盈利公司的运营主任，我曾请教过，此类公司如何保证工资福利不侵蚀利润。答曰：首先，政府监督公司把利润用于发展而非成员收入分配；其次，公司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外部，也是为了便于监督；再其次，董事会之下还有执行委员会，B对委员会中的一位副主席直接负责；公司还有一位财务主任，对另一位副主席直接负责。最后，他每年提交一个预算，经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后，一切按预算办事。作为个人，该公司允许他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用可支配时间与其他公司签约挣钱。
     第三，乐于创新和改变。J女士初来乍到参加晚餐，聊天中敲敲杯子站起来提议，每日晚餐时分随便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互相记住彼此。一阵掌声中就有人开讲，到我告别时已轮了一圈。J原在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工作，事业成功之余意识到，财富增长并非必然导致贫穷减少。于是建立了一个全球性创业基金，用于孵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性企业。J出任该基金首席执行官，在加纳、巴基斯坦、印度和肯尼亚设立办事处，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根据贫困群体的需求建立企业，既为穷人创造就业，又为穷人提供服务。到2011年，该基金用7000多万美元投资于6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又进一步撬动资金2亿多美元，创造就业岗位55000多个，为上千万穷人提供急救、饮水、住房和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为此，J成为当年第12期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的封面人物。
    （注：本文已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66辑，北京）
    关键词：朱玲    国际驻点协作项目    意大利    科莫湖    见闻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