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际地位

    （为中央财经大学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作）
    内容提要 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和对外贸易顺差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并未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经济灾难，使中国在这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尽管如此，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实力，仍然不可能有世界第一流大国的国际地位和真正的国家安全。在宏观经济调节上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过大的对外贸易顺差、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多的外资流入都给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重大的隐患；为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经济必须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首先应当大幅度地增加对军事工业的投资。
    关键词 国际地位 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军事工业 对外贸易
     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并未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经济灾难。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了坚决的反危机措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需求的经济政策，使中国没有陷入明显的经济萧条。中国在这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凸现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但是，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深刻地说明，中国的经济安全存在着重大的隐患；为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经济还必须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
    第一节 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主要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并且以2008年9月美国的雷曼公司倒闭为危机大爆发的标志。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直接由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发展而来。美国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大批违约而造成的这场危机从2007年3月就开始，其不断的深化和蔓延最终导致了美国乃至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后果是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总产出下降，失业剧增。危机的策源地美国的GDP增长率2007年为2.1%，2008年下降到0.4%，2009年则为负的2.4%，危机使美国的GDP在2009年实际下降了2.4%。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则从不到5％迅速上升到高于10％。而日本的GDP2008年也只增长了0.7%，2009年更是下降了5％。
    一、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
     美国引发的这次西方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中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各种经济关系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西方金融危机基本上还是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而直接影响中国经济。
    综合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可以推测，西方的这次金融危机可能通过下述途径直接影响中国经济：
     一、减少中国的出口和对外贸易，由此而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使中国的总产出和总收入减少，显著地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
     这次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显著衰退，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明显衰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显著衰退本身会减少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和净出口，美国的经济衰退本身更是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净出口。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净出口，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对美国的净出口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对外净出口的主要部分；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受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敏感。美国由于金融危机而陷入严重衰退必定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甚至导致出现负增长。对外出口的停滞和下降本身会减少中国的就业，增加失业，尤其可能从经济上严重地打击高度依赖对美国出口的广东等中国沿海地区。
     中国的大批企业依靠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而生存。出口市场的萎缩可能使这些依靠出口的企业陷入财务上的困境甚至倒闭。它们的倒闭会增大中国内地的失业问题，它们的财务困境会对中国的金融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由此造成中国的银行业出现巨额坏账、证券市场面临崩溃。
     二、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外资企业是美欧国家企业的子公司或分支，西方的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混乱可能使这些美国甚至西方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从而牵连到其在中国的子公司和分支经营陷入困境。中国的这些外资企业的经营困境可能暂时加剧中国国内的就业问题。
     三、中国最近几年对外有大量的证券和其它投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业亏损可能波及中国对外所作的这些投资，降低这些对外投资的收益甚至使其亏损，造成中国人财富的损失；西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恐慌情绪还会造成对外投资亏损的预期，由此吓阻了中国的对外投资。最近中国官方透露，中国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就是这种金融投资亏损的例子。
     不过，中国对外流出的资金主要是外汇储备中持有的外国政府债券，对外流出资金中的商业性投资数额并不大，而西方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中国外汇资产投资的巨额直接损失，因此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中国的对外投资造成很大的直接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以其外汇储备所购买的许多债券，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国债券，而是与政府有关联的债券，如政府隐性担保的公司的债券。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发展的最终结果，仍然可能导致这样的债券不能及时足额偿还；就是美国等国政府欠中国的债务也有不履行偿还约定的可能。这种债务违约可能给中国政府及全体中国人民造成一定的财富损失。
     四、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大大降低了国外的资金盈利率，使美国的名义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而中国的利率并不需要降到如此之低。中国的利率高于美国，加上国际投资者普遍预期中国的资金回报率高于国外，已经在2009年导致外国资金大量涌入中国，造成了超大规模的外国投资。这在短期中虽然可能进一步增大中国国内的总需求，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同时提高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拉高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造成中国更为严重的经济泡沫。这样的经济泡沫一旦形成就迟早会破灭。而当这样的经济泡沫破灭时，中国就会发生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式的经济危机。这是西方金融危机在长远中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最大威胁。
     以上所述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4种直接影响，第一种影响主要集中在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后3种影响则基本上是通过跨国的资金流动发生作用。到目前为止，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通过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中国发生的影响上，通过跨国的资金流动而对中国经济发生的作用尚未清楚地表现出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西方金融危机通过跨国资金流动对中国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中，美国的低利率可能在中国催生新一轮的经济泡沫并最终导致未来的经济崩溃。这种长期影响才可能是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最严重的坏影响，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这样的长期恶劣影响。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和对外贸易顺差而影响了中国经济。
    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1738亿美元，外贸顺差为2622亿美元；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61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8%，其中进口11331亿美元，出口14285亿美元，顺差2954亿美元；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2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3.9%，略高于2007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009年中国进口10056亿美元，出口12016.7亿美元，外贸顺差为1900多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约1千亿美元。中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35353亿元人民币，当年减少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直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
     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每年增加约6百亿到1千亿美元，这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2到3个百分点。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增加不大，2009年大幅下降，使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提高增长率3个百分点变为降低增长率2个百分点。综合计算这一增一减的相反作用，可以说，西方金融危机使出口对中国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了大约5个百分点。
    二、这一轮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在西方金融危机降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5个百分点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了显著的波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9%，2008年第4季度降低到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8%，200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跌到9.6%，2009年中国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降低到8.7%。
     如果一国本年的对外贸易顺差等于上一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则该国的出口和对外贸易对该国本年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为零，出口既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该国本年的经济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2007年比2006年增加近1千亿美元，2008年只比2007年增加约3百亿美元，2008年比2007年对外贸易顺差增加额减少了约7百亿美元，这本身就直接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单纯从数字上看，似乎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2个多百分点完全是由于对外贸易顺差的减少。
     但是实际上，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降低首先不是由于西方金融危机降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加额，而是开始于中国自主实施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紧缩。
    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潜在产量）每年增长大约为9％多，而到2007年为止中国已经连续5年每年经济增长大约为10％甚至明显高于10％。到2007年，中国实际产出已经超过其当年的潜在产量大约2％。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量是由于总需求过旺，总需求过旺同时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同期相比，2006年增长1.5%，2007年增长4.8%，2008年甚至增长5.9%。而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与上一年同期相比，2008年6月上涨了8.8%，7月上涨了10%，达到了1996年以后的10年最高增幅。
     只是到2009年，由于中国的总需求不旺导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8％，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已经不比潜在产量大多少，通货膨胀的局面才消失，而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威胁：2009年中国的CPI与上年同期相比，1月增长1％，2月增长就为-1.6%，由此开始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到10月还为－0.5％，只是到11月才回升到0.6%，全年平均的增长率可能为负。PPI与上年同期相比，2009年1月下降3.3%，5月下降7.2%。
     这中间的转折实际上从2007年底开始。2007年底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消除金融泡沫和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开始收紧银行信贷。紧接着这一资金紧缩的是股市暴跌，城市住宅售价的上涨也基本停止。到2008年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只上涨1.6%。
     这一紧缩政策对实际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头并不明显，CPI和PPI的涨幅在2008年上半期甚至还很高，这典型表明了货币政策在当代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似乎还有增加。
     但是实际上，由于2008年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极快，以实物计算的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在2008年应当已经低于2007年。而且这种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在下半年应当特别明显。这在房地产投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2008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5215亿元，比上年增长23％，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投资完成总额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但是这个投资完成额2008年上半年却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33.5%。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数据来作准确推断，但是可以相信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投资完成总额2008年下半年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不到17％。到10月份，PPI比上年上升的幅度就降到了6.6%。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紧缩政策开始起作用、2007年过热的经济已经降温的情况下遭遇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的金融危机震惊了世界，西方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的作用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前边已经指出，单是由于西方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再增加，就可以直接降低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恰好也低于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2个多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单纯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在2008年与2007年大约相等，都为9％多。而如果中国政府不在2007年底实行紧缩国内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2008年单纯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会明显高于9％，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将在10％以上，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数字表明，西方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进程。中国2007年的经济过热本来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坚决的宏观经济紧缩，但是中国无法影响的西方金融危机本身就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总需求紧缩，这使中国本来幅度还太小的宏观经济紧缩突然变得幅度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宏观经济紧缩导致整个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不得不紧随西方国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转而于2008年底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尽管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8.7%，但是，由于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减少1千亿美元直接降低了约2个百分点的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中国单纯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而增加的总需求应当占整个GDP的10％以上，单纯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会显著地高于10％。一旦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再减少，不再因此而直接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再以这种比率增加国内的总需求就会使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10％，由此而重新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生产潜力的增长今后不可能高于每年9％。
     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复杂互动关系的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经济波动造成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波动有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的经济波动，极大地增加了稳定中国经济的难度。
    第二节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此次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未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某些西方媒体甚至在谈论，世界今后是否会进入“中美两大强国共治”的时代。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讨论下述问题：如何冷静地认识和看待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评价，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准确定位中国的国际责任，以及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摩擦等等。
    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原因
     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几乎完全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这种实力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显示。
    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显示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总产出（GDP）、对外贸易总额及其顺差和空前庞大的外汇储备上。中国在这几方面的经济规模已经使全世界的人都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大国。
     目前通用的比较世界各国总产出的方法，是以当年的名义汇率将不同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算为按同一种货币（如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再加以比较。按这种折算方法比较，最近的许多年中都是美国的总产出为世界第一，日本世界第二，德国为世界第三。而按照这种折算方法，中国的总产出在十多年前只能排在世界第六甚至第七之后。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之高，中国最近十几年中在这种按名义GDP排序的总产出世界排名中名次不断向上提升，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已经接近了总产出世界第二的名次。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当年的名义汇率折算约为4.92万亿美元。美国2008年的名义GDP为14.33万亿美元，2009年GDP实际下降2.4%，物价水平则基本上没有变动。按2009年美元兑换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日本2009年的名义GDP约为5.08万亿美元。
     严格按这些数据比较，中国的名义GDP仍然小于美国和日本，处于总产出世界第三的地位，但是比日本的总产出只小了不到4％。由于中国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不低于8％，而日本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从来都不能高于3％，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国的名义GDP在最近一两年内就会变为大于日本。这样，中国在最近几年内必将取代日本而成为总产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这使中国有可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展成为总产出最大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中国在最近30年中始终保持着高于9％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而美国则在最近十多年中一直没有摆脱年平均增长3％左右的经济增长格局，日本最近2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更是显著地低于3％。2009年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和日本分布出现了2.4%和5％的负增长，中国却仍能获得高达8.7%的正增长。按照这样的相对增长速度推论，只要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不贬值，中国的名义GDP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GDP，那时中国的名义GDP将变为世界最大。
     当然，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年平均增长9％的高增长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台湾都曾经出现过十年甚至20年中GDP年平均增长9－10％的高增长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经济增长率都下降到了年平均5％甚至更低。中国将来也会像它们一样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时代。
     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之后经济增长率才明显降低。由于中国的人口为美国人口的4倍多（美国的人口为3亿多，中国的人口为13亿多），当中国达到人均收入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时，中国的名义GDP就会超过美国。这样，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未来会降低这个因素，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而成为总产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这种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前景，是中国目前国际地位提高的最根本原因。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才预测，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19世纪以前曾经有过的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目前已经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出口和外汇储备。这更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07年之前的几年中，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每年都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一直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3.9%，略高于2007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在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进口为10056亿美元，出口12016.7亿美元，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一。
     德国的出口总值在2003年超越美国，以后连续5年蝉联全球最大出口国头衔。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2009年德国进口下降17.2%，出口总值1.1213万亿美元，下降18.4%。由于2009年德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总额已经低于中国，失去了“出口冠军”头衔，中国就成了按美元金额计算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在对外贸易上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有着十分明显的对外贸易顺差，最近几年这种外贸顺差已经上升到了惊人的规模。中国的外贸顺差2007年就达到了2622亿美元，2008年更达到了创记录的2954亿美元，2009年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比2008年下降了约1千亿美元，但是仍然达到1900多亿美元。在世界第一的出口下有这样高的对外贸易顺差，被世人普遍视为对外贸易上超强的标志。
     首先是由于有这样高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国迅速地积累起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3年起就以每年增加2千亿美元以上的速度递增，2006年2月达到8536亿美元时就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到2009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3991.52亿美元，达到史无前例的巨额数字。
     从学术上说，外汇储备是“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它可以变为中国政府借给任何外国人的资金。这笔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目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中显得特别珍贵。这是因为，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借入了过多的债务而不能偿还，美国的整个国家都由于其公民的过度借债而在很多年中必须吸引巨额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人不偿还“次级抵押贷款”而引发了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中大批美国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又急需获得资金舒解危局。在这样的国际金融格局下，持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的中国就显得似乎在经济上格外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由于中国在危机发生后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中总产出所受的损失最小。金融危机使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总产出（GDP）绝对下降，而中国的总产出在2009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却仍然获得了年增长8％以上的成就。
     当然，中国与美日等国2009年在经济增长率上的相反表现，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最近这些年中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一直相对很高。最近30年，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一直在每年9％以上；美国每年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不过3％，而日本最近十几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没有超过2％。不过，即使考虑到生产潜力增长率上的这种巨大差别，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仍然是出奇地好：美国2009年经济负增长2.4%，比3％的正常年增长率低了5个多百分点；日本2009年经济负增长5％，比正常的年增长率低了至少6个百分点；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7%，比正常的年增长率只低了1个百分点。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增长率下降相对较少，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中国政府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大爆发之后，提出了保证2009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经济政策目标，采取了扩张总需求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扩张总需求的强有力的政策，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明显地低于8％。事实证明，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将总需求扩大到整个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之上。
     但是，中国也为2009年大力扩张总需求的政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政府扩大总需求的最主要方式是急剧地增加银行的信贷，使中国的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存量总额一年中增加了30％。这样急剧膨胀的信贷虽然以充沛的资金保证了维持经济增长率于8％以上的总需求，但是它也为房地产等方面的金融泡沫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使得本来就没有破灭的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起来，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过多的房地产投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重大的隐患。
     2.  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实行美国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那种以金融衍生产品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政府实际上对居民的银行存款作了全额担保，这是中国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2008年9月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又之所以能使美国的总需求下降那样明显以致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正在演变为以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买卖为核心。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如MBS（住房按揭抵押债券）、CDO（抵押债务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等等的买卖，将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转移给整个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投资组合承担，从而将债务人不履行偿还约定所造成的损失扩散给整个经济中的所有金融机构。
     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次贷危机”中债务人不履行偿还约定造成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损失，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散布于整个社会而由各种金融机构持有，它们的价值损失又使大批金融机构特别是许多大投资银行亏蚀和破产。而这些金融机构的倒闭、特别是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的倒闭，又进一步造成了整个经济中的恐慌情绪。由于这种普遍的恐慌情绪，资金的持有者们不肯购买任何金融资产，包括由于害怕银行倒闭造成自己的存款损失而不肯向银行存款、反而向银行挤兑，使得整个经济中的资金融通陷于瘫痪，从而造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急剧下降，引发了美国经济的急剧衰退。
     至今为止中国的金融系统尚未大规模引进和买卖美国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这就有效地防止了部分金融机构的贷款坏帐损失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造成整个金融系统中害怕机构倒闭的恐慌。这是中国至今为止没有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中国在2007年出现的金融泡沫在最近两年中并没有完全破灭，特别是2007年已经相当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还在急剧增大，这就更使中国经济能够在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的2009年避免大的下滑。不过，为此而造成的中国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中国迟早必须为这个隐患付出代价。
     3.  此次金融危机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卷入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不深，经济专业化水平低造成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大，使中国得以避免日本式的严重经济衰退。
     此次金融危机使日本的GDP在2009年下降5％，这个增长率低于日本正常增长率的程度远远大于中国。日本经济下降的程度甚至远远高于危机的策源地美国。而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日本的金融系统并未出现严重的问题。日本受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所以如此深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日本出口的急剧下降，一个次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使日本人持有的金融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由此而减少了日本的国内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支出。
     此次金融危机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近年来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国际金融体系，许多日本的机构和个人都大量持有了美国的金融资产，包括那些以违约的贷款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支持的金融资产。这次的金融危机使日本人持有的这些美国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暴跌，这使持有这些资产的日本人的帐面财富受到巨大损失。这必定会使日本人的各种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下降，由此而减少了日本的国内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支出。
     与日本相比，中国国内居民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数额微乎其微。这标志着中国卷入危机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程度还不深。由于这个原因，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资产市场价值暴跌对中国居民的财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因此也几乎不会影响中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减少出口而对中国和日本所发生的直接影响几乎是一样的。2009年1－6月，日本的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7.3%，2009年9月日本出口仍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0.7%。而2009年中国的出口比上一年只下降了不到16％。表面上看，日本出口下降的比率高，中国出口下降的比率低，似乎日本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应当比中国大。可是实际上，由于危机发生前中国每年出口增长都达到30％以上，而日本每年出口增长的比例只是高于10％，将危机前出口的比例与2009年出口下降的比例相比，中国出口下降的相对速度与日本几乎一样。
     更重要的是，2009年日本GDP下降的数额几乎完全是由其出口下降的数额决定的。而中国2009年的名义GDP却仍然显著大于上一年，而且中国2009年的名义GDP小于其潜在名义GDP的数额，不仅明显小于中国2009年出口下降的数额（2千多亿美元），甚至明显小于中国2009年对外贸易顺差下降的数额（1千多亿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国2009年的“潜在名义GDP”，是我们自己估算的一个数额。我们估算中国2009年的总产出几乎恰好等于其“潜在产量”，因而  “2009年中国潜在名义GDP”与中国当年真正达到的名义GDP数额只相差一两千亿元人民币。这样一种估算和比较说明，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比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要大得多。
     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打击比较严重，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日本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来弥补出口下降所减少的总需求。但是，另一个可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经济比较发达，日本企业与劳工的生产专业化水平都远远高于中国。高专业化的生产通常在产业转移上的灵活性很低，即使国内有了足够的总需求，原来专门生产某种出口产品的企业短期内也很难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
     中国正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可塑性很强，许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劳工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专业性，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有很高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因而能够很快地适应国内总需求的扩大而转移生产的方向。
    二、仅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能保证真正的国际地位
     不过，在讨论中国的国际地位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名义GDP、对外贸易和出口、外汇储备这几项指标所显示的巨大经济总量，并不能保证中国具有真正有意义的国际地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地并不取决于它在经济总量国际名次中的排行，而取决于它在国际上受人尊重的程度和贯彻自己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
     仅仅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角度看，即使中国达到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水平，中国也不一定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只要中国在名义GDP上略微大于美国，中国的名义GDP就会世界第一，拥有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为美国的4倍多，中国在名义GDP上略微大于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能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收入不可能明显高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相对于美国仍将是一个穷国，而一个穷国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在当代世界，一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几乎与一国生产上的平均技术水平成正比。中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之所以低，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生产行业的人均技术水平低。中国要拥有世界最高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就必须具有世界最高的人均科学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快产业升级，将中国经济尽快转向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使中国拥有尽可能高的人均技术水平，这也是中国获得经济上的高级国际地位的根本道路。
     更重要的是，在近现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仅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支撑这一实力的强大军事工业，其生产能力再大，也不会有值得一提的国际地位。中国最近2百年的历史恰恰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根据他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指出，中国在1890年之前的近两千年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GDP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才被美国所取代。根据麦迪森的估算，从1700年到1820年，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GDP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2.9%增加到36.6%。
     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6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1895年，美国在GDP上超过了中国。但是尽管如此，直到1913年，在遭受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的这一系列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几乎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战乱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五位。这也就是说，在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从GDP这样的经济总量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而在那之前的清朝末年，中国更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经济地位之所以在19世纪中急剧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没能及早像英国那样进行产业革命，转向大量使用机器的现代化生产。
     但是在1840的鸦片战争之后，这样的经济大国地位并没有带给中国崇高的国际地位。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东亚各国的战争中连续失败，不断割地赔款，领土日益缩小，一百年中丧失了约12％的国土，国际地位日趋沦落。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GDP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尽管中国的GDP仍然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晚清的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失去了一个真正主权国家所应当具有的国际地位，成了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民国时期，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甚至还一度具有世界第二的GDP，当时的列强包括日本在内，却不仅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大国，反而把中国视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仅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反而主张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夺取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压迫，使当时中国的外交专业人员都只能哀叹“弱国无外交”。这样的中国已经毫无国际地位可言，如果说那时的中国有什么“国际地位”的话，也只能是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奴才式的“国际地位”。
     就是在研究世界历史的学术界，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只具有低得可怜的“国际地位”。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  powers），直到1950年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才重新被视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经验事实说明，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失去大国地位，绝不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小、GDP小，而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弱，在对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发人深省的是，发动侵略而打败中国的那些资本主义强国，当时往往在按麦迪森的方法估算的GDP上远远小于中国。
     中国1820年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为英国的1.8倍并且大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法联军，甚至没有能阻止英法联军1860年在这次战争中火烧圆明园。
     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与法国两方面互有胜负，中国没有战败却屈服于法国的侵略要求。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
     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是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然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实力和工业力量都与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长期丧师失地，以后是在美国甚至苏联都投入了对日战争之后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到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还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世界GDP的17.6%，而在朝鲜与中国作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GDP的59.9%。在经济总量上相对如此弱小的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与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局，签署了停战协定。正是这次朝鲜战争使中国赢得了真正大国的国际地位，使当时的中国有了远远高于晚清和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国的兴衰》一书在谈到19世纪之后的中国时，也只将1950年之后的中国视为“大国”。
     历史的事实证明，在近现代的世界上，大国的国际地位是靠战争和军事实力来确立的。就是在今天，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和战争实力，也仍然不可能有世界第一流大国的国际地位。只有在足够的军事实力下，一国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安全。而如果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和本国的经济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更不可能有国际上的真正大国地位。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一流大国国际地位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三、终结西方霸权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当前国际地位的提升，是1950年之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延续。而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并且逐渐提高其国际地位这一发展进程，又是终结西方霸权这一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今后世界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历史进程，将是终结西方的霸权。在国际问题上，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应当服务于终结西方霸权这一最终目标。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全面的霸权。西方国家仍然在经济和军事上拥有全面的优势，它们在经济上的优势体现于通过西方7国首脑峰会操控世界经济，在军事上的优势则通过北约的行动来体现。西方国家还通过传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获取了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依仗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利用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力图在政治上主宰全世界。20世纪末，它们利用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机会促使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武装侵占了科索沃；21世纪初，它们打着“反恐”的旗号侵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们还制造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新帝国”的舆论，公然宣称要让美国统治全世界。
     西方国家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在于由西方国家永远主宰全世界。为此就要消灭任何可能向西方霸权挑战的潜在对手。它们在政治上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分裂可能向西方霸权挑战的潜在对手，将分裂后的那些西方可以直接控制的部分（如东欧各国）纳入西方的范围，同时摧毁西方还不能直接控制的部分（如塞尔维亚）；在经济上垄断全世界的资源（如石油），控制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迫使非西方国家永远处于向西方提供资源和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的地位，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业，让非西方国家永远向西方世界输送资金，并且在经济政策上永远服从西方国家意愿，一会儿放弃对本国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而转向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西方的劳动密集产业受冲击太大时又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政策。
     西方的霸权必定导致非西方国家无从崛起，一度十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典型例证。西方目前打击的矛头正在转向中国，其表现如：它们对“台独”和“藏独”的支持；它们将中国引向了“出口导向”的邪路却又极力限制中国的出口；中国向西方输出自己最需要的巨额资金，却又反过来让西方人控制自己国内的产业并让西方由此获得惊人的利润。
    但是，西方并非一直拥有对全世界的霸权，这种霸权也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从人类历史的早期一直到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西方（欧洲）都并不先进，也没有任何对全世界的霸权。西方只是从16世纪开始才逐步夺取了对全世界的霸权，到18世纪末才在全世纪称霸，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统治了全世界。这种统治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为基础，体现为西方国家通过其殖民体系在政治上统治全世界，并据此来塑造世界的意识形态以致话语。19世纪末美国赶上并超过中国而成为GDP世界第一，标志着西方统治世界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目前西方的霸权就是过去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的延续，是这种统治衰落的结果。
     20世纪终结了西方对全世界的统治，其根源在于西方列强的扩张和争霸本身导致了结束西方霸权的力量兴起：西欧国家相互争霸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整个西欧的衰落，无法再统治世界；同时它导致了共产主义的苏联崛起，还导致了本来处于西方边缘上的美国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军事上的失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和民族经济的艰难成长，都使西方失去了对世界的统治地位。东方的日本先是很快成长为新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为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也表明有典型亚洲文化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向西方的霸权挑战。
     当然，到20世纪未，西方仍然保持了对整个世界的霸权地位，苏联的解体使西方的霸权显得更加强大。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曲折。终结西方霸权才是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流：
     俄罗斯已经认清，容忍西方称霸世界只能使其走上南斯拉夫式的亡国之路，因而重新回到了与西方对抗的地位上来。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本身就足以结束西方在整个世界上的军事统治。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有可能在3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果真如此，则西方在经济上的世界霸权必将终结。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不过是非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突出代表。印度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长期，巴西、南非等国经济也进入高速增长，这标志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高经济增长时代到来，结束西方的经济霸权问题已经提上全世界的议事日程。
     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正是终结西方霸权这一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第三节 经济与国家安全
     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和本国的经济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更不可能有国际上的真正大国地位。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靠本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国家安全，并且以各方面的实际措施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只有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中国经济才可能持续健康地繁荣，人民才可能有尽可能高的经济福利。
    一、必须从军事上增进国家安全
     军事上的安全是最根本的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不仅能够抵御外敌的任何入侵，而且使任何外敌不敢侵犯，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中国国内曾经滋长起一种忽视国家军事安全的思潮，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国家不再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而借口“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拒绝向军事工业投资，不肯大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实力，放慢了中国提升军事实力、赶超西方国家军力的步伐。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两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改变其武装侵略的本性，它们仍然会向没有足够抵御能力的国家发动不需要任何借口的战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可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侵略，遭受国家被占领、被分裂、经济生活被严重破坏的惨祸。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维护人权”、“保护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民族自决权”，对奋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南斯拉夫进行了几十天的狂轰滥炸，给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随后北约军队进占了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肢解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后来在占领科索沃地区的北约军队的庇护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公然宣布独立，分裂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北约的这场侵略战争使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一片破败，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福利大幅度下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没有任何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理由。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南斯拉夫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联合国等权威性的国际机构都承认科索沃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领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占领行动，践踏了国际法起码的准则，是对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是武装侵占主权国家领土的侵略行为。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只用“人权大于主权”、“保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民族自决权”这样几个轻飘飘的漂亮辞藻，就完成了对侵略南斯拉夫的理由的“论证”。这就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根本就没有把尊重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一回事，它们可以用“保护人权”和“保护民族自决权”作理由，武装侵略和分裂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
     2003年美国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不仅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还受到法国等西方盟国的反对；在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群众性示威浪潮，反对美国发动这场公然侵略的战争。在这样遭到全世界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发动了侵占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以后还以“审判”的丑剧处死了萨达姆。美军侵占伊拉克之后，遭到了反美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死亡了4千人以上。但是伊拉克也从此实际上分裂，由十叶派、库尔德人、逊尼派各自控制一些地区，而且许多地区战火纷飞、流血袭击不断，平民伤亡惨重。
     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之前宣称，它侵略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结束后的权威调查表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又改而宣称，美军侵略伊拉克的正义之处在于“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恰恰是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们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在美国政府看来，发动对任何国家的侵略不需要任何国际法上站得住的理由，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都不能阻止它侵略一个国家。它只要把要侵略的国家的政府说成是一个“独裁政权”，它就可以以此为理由侵占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抛入战争的血海。
     这些血的事实都表明，在当今世界上，侵略战争、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是对任何国家的安全的最大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本来是以“共同防御”为借口组成的，但是就在最近，北约的领导人竟公然鼓吹北约的“领土防卫要超出边界”。这种言论就是公然要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定义为一个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的国家集团。
     以美国和“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的理由衡量，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国家内心肯定认为它们有足够的理由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新疆、西藏、台湾等地的分裂主义份子们一直在以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而西方国家也一直在以各种各样公开半公开的方式支持他们的分裂主义活动。西方国家支持“疆独”、“藏独”和“台独”的理由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西方国家也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把中国政府描绘成一个“独裁政府”，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走狗们则一直在想以此为借口策动西方国家侵略中国。
     最近20年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动针对中国的武装进攻，首先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起了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导弹，并且用它们构成了有足够战斗力的核威慑力量。当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核威慑力量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就在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遭受了可耻的失败。这一切都使西方的好战份子们害怕对中国发动战争会遭受惨重的损失，因而至今为止还在回避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可以说，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之所以没有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绝不是因为中国努力与西方修好，而是因为西方的包括美国的霸权主义者们欺软怕硬，害怕与能够给他们造成惨重损失的国家开战。
     俄罗斯与北朝鲜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西方的霸权主义者们是怎样的欺软怕硬：
     俄罗斯平息车臣叛乱的战争，在不人道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平息科索沃叛乱的战争，但是西方国家虽然敢于轰炸南斯拉夫以“维护人权”，对俄罗斯却除了发出过一点软弱无力的指责外，没有采取过任何惩罚措施，更不要说采取任何对俄罗斯的武装干预行动了。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敢为同样理由对俄罗斯采取任何行动，当然是因为俄罗斯至今为止仍然具有摧毁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
     北朝鲜一直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描绘成“极端独裁”的“邪恶国家”，而这样一个“与萨达姆一样独裁”的“邪恶国家”最近几年竟大张旗鼓地研制成了核武器。敢于武装侵占伊拉克的美国之所以至今不敢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朝鲜有能力给美军造成惨重的伤亡。
     由此可见，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国家要想具有真正的国家安全，要想不受人侵略和武装蹂躏，真正的保障就是自己具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
     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可以使任何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遭到足够惨重的损失，这对国外的好战份子们形成了足够的扼制，使他们在最近几十年中没敢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某些西方大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弱小得多。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可以得知，美国和俄罗斯都有上千枚核弹头，而中国的核弹头在21世纪初也只不过有几十枚；美国空军装备的是“第五代战机”，最近俄罗斯也与印度一起开发出了它们自己的“第五代战机”，而中国空军装备的“至多只是第三代半的战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美国就靠着强大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掌握制海权，而中国海军至今还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甚至连中国陆军的装备也只达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这样虚弱的军事实力，与中国很快就会变为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不由得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与鸦片战争前的时候相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前夕，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一，但是军事技术落后，特别是在火炮、船舰等现代武器上远远落后于西方。英国等西方国家正是依仗其“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了中国，使中国此后落在了不断受侵略、受欺压的国际地位上，并且逐渐陷入了经济上也日益凋敝的境地。中国今日虽然变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军事实力弱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在国际上所处的那种尴尬而危险的地位。
     即使几十年后中国在GDP上超过了美国，如果在军事实力上、军事工业上明显弱于美国，那也只不过是刚刚恢复到鸦片战争时中国所处的地位，那是一个“因为军事上落后，所以必定要挨打”的地位。
     以这样弱小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中国可能与那些军事强国发生武装对抗，中国将没有实力与它们对抗而足够地保卫本国的利益，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时刻可能受到危害。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组成的“北约”军事集团，拥有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军事实力，更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国军事实力弱小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最清楚地表现在围绕台湾问题而产生的军事对抗和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这两大问题上。
     为了维护中国的统一，防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必须保持对台湾的压倒性的军事威慑力。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明确表示不干预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并且一直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哪怕是为了防止台湾的所谓“独立”，中国也必须有完全的把握做到：不仅能够战胜以美国的任何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能够战胜在台湾周围地区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美国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对它们打击的对象国发动“制裁”，其中最有力的一项措施就是动用海空军力量实行禁运和封锁。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就深受这样的“制裁”之苦。北朝鲜尽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美军不敢对其国土发动进攻，但是由于北朝鲜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它实际上仍然受到了美军在某种程度上的变相海上封锁。一个国家要想享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就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打破这样的海空封锁。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使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源，许多资源正在逐渐变得依赖进口。在中国正在变得深深地依赖进口的资源中，石油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中国消费的石油产品中，已经至少有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今后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消费所占的份额肯定还会提高。而要保障中国的石油进口，首先就要能够保证从世界石油主要出口地之一的中东到中国的石油海上运输线不被切断。保障进口石油的路线不被封锁，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也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要保证使任何国家、任何军事集团都没有能力封锁中国的石油海上运输线，中国就必须拥有当代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才能确保从中东到中国的石油供给线不会被任何国家切断。
     中国最近与日本还就东海油气田的归属和开发问题陷入争端。如果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中国在诸如东海油气田争端这样的国际争端中，就有了据理力争、保卫自己利益的最强大的后盾。
     仅仅是上述这少数几个事例就足以说明，如果中国不能在发展起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的同时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中国就难免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先是在国际利益争端中败于外国的武力进攻，然后就逐步落入经济上的衰落。为了避免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中国今后应当在逐步达到总产出世界第一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
     中国人都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也不能忘记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惨剧。今后，我们在想起这些炮轰和轰炸的惨剧时应当发出这样的誓言：我们一定要防止重庆大轰炸、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再遭到轰炸的应当是那个侵犯中国的“他们”，而不是“我们”！
     即使是为了这样从军事上保障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审慎地考虑许多经济问题。例如，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都在使用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而许多懂得技术内幕的人都知道，“视窗”操作系统软件在不断升级，而该操作系统软件每升级一次都会留下许多“补钉”，这些补钉可能将用户的许多信息泄漏给微软公司。这样，与中国的军事秘密有关的人使用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就可能导致泄漏中国的军事秘密。仅仅是为了保守中国的军事秘密，我们也必须尽快发展本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软件，尽快用这样的操作系统软件来替换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
    二、中国经济安全的各种隐患
     前边谈到的是中国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中国所谓的“经济安全”的问题。
     按照目前在国内有权威地位的说法，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既是指一国的一种能力，也是指一国的一种状态。在国家经济安全这种能力和状态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能够保持其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需战略资源的有效供给，国民经济体系既独立又开放地良好稳定运行和科学持续发展并抵御外来和内部的冲击和蚕食，整体的经济福利为本国人民共享而不受恶意侵害和不可抗力损害，国家经济主权和重要经济政策决定权不受外来威胁和控制，国际经济竞争保持独特优势而不受恶意伤害。
     根据这种目前在国内有权威地位的说法，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安全则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支柱，而商贸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动脉。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大量贬值，大量热钱涌进中国操纵股市和楼市，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国外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通过炒作石油、矿产、粮食和食用油造成中国物价持续上涨。中国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为加强金融监管、阻止危机输入，并构筑中国经济安全防御体系积累了经验。
     目前国内流行的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上述定义，似乎略显宽泛。它将中国的经济稳定甚至人民福利的内容也都包括进了“经济安全”的概念之中。不过，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只能简略地谈一下中国目前在这样定义的经济安全方面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制度保障方面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
    在经济安全的制度保障方面，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多年来在宏观经济调节上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导致在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放松信贷时，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很难阻止经济滑向过热；而一旦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收紧信贷，就会使金融泡沫破灭而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并且使整个经济滑向衰退和萧条。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一直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总需求，每当需要增进国内总需求时就大幅度增加银行贷款；银行体制也转变为鼓励追求短期利润并为此而追求扩张信贷。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2008年底到2009年底贷款余额存量增加了30％，货币余额M2与名义GDP上升到二比一的惊人水平。这样过多的流动性创造了极为丰裕的投机买卖资金，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价格泡沫。与居民居住需要相适应的房价—房租比应当是房价不超过月租金的300倍，而北京目前的这一比率为500倍，住宅售价高于长期可持续的水平60％。
     在长期中，这样的房地产泡沫只能导致3种后果：1.  过多的流动性最终引致显著的通货膨胀并使房租相应上升以与高房价相适应；2.  相对房租而过高的房价长期持续，而借款买房者长期忍受这样造成的高房价剥削，履行偿还约定；3.  相对房租而过高的房价使购买住宅的需求萎缩，或者使大批借款买房者不再履行偿还约定，造成房价暴跌并引发大量的银行坏帐等金融灾难。
     上述第2种后果要求借款买房者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出现了这第2种后果，它也会造成社会上的普遍不满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最终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而第1种后果下的严重通货膨胀本身就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显著的通货膨胀必将导致政府实行宏观经济紧缩，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大批借款买房者不履行偿还约定、房价暴跌和银行坏帐等第3类的后果。而第3种后果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则不须多谈。
     当然，中国在经济安全的制度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这方面的问题又往往是由于盲目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而造成的。例如，由于涉足美国式的衍生金融产品业务，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今年年初中国官方透露的消息说，68家中国的中央级国有企业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这些业务中包括了中航集团和东航集团的航油期权业务、中远集团的远期费用协议合约（FFA）、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中信泰富投资的杠杆式外汇产品、深南电原油期权合约等亏损业务。而这些企业涉足这些衍生金融产品业务的动机则是为了追逐投资性收益、规避风险，甚至短期投机套利。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造成的外汇储备这两方面。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可能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的隐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过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
     中国最近几年形成了创纪录的惊人对外贸易顺差，外贸顺差2008年为2954亿美元，2009年仍然有1900多亿美元。按照当年的人民币汇率计算，2006－2008年的3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与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都在大约6％左右，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仍然占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人民币）的约3.8%。外贸顺差即净出口，它构成对中国的最终产品总需求的一部分。每年净出口都占总需求的4－6％，这就使中国的宏观总需求和经济增长都严重地依赖外国市场。这从宏观经济总量上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净出口占中国总需求的比率过高，其直接的害处是给了外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出口以动力和口实。更重大的害处是，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本国的经济状况，净出口的波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受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而净出口的波动又一定会引起对中国最终产品总需求的波动，净出口在中国产品总需求中的比例过大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源泉，使外国的经济波动能够干扰和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前边已经指出，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增加，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2到3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下降，本身又直接降低了中国的增长率2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差了大约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作用就是这样极不稳定。不仅如此，净出口的变动还往往是增加而非减小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2007年净出口的急剧上升正是发生于中国经济过热的环境下，这样的净出口上升只是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而2009年净出口的下降则出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发生衰退之后，净出口的下降又增大了中国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困难。净出口过大由此而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安全。
     净出口过大的这种害处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限制中国净出口的规模。为了保护中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和获得进口石油等所需要的外汇，中国今后仍然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顺差。但是，即便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也不应当再有过高的外贸顺差。由于未来中国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中国的外贸顺差占本国总产出的比例应当比最近几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应当是，今后中国的外贸顺差占本国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过2％。
     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另一大隐患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虽然下降了13.9%，仍然达到22072.7亿美元，按当年的汇率换算仍达中国名义GDP的约45％。而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占名义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超过30％，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非欧盟国家的贸易占其名义GDP的比例也不超过30％。与所有在领土、人口和经济规模上有可比性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明显过高。
     对外贸易的差额（顺差或逆差的数额）影响一国宏观总需求的总量，而对外贸易总额的大小本身并不影响一国宏观总需求的总量。但是尽管如此，即便不考虑其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过大也会通过其对经济结构的作用而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损害中国经济安全，主要是通过它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引起的结构性问题。
     由于中国有显著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首先表现为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需求的比例过高。这样过多的出口使中国的产品销售和就业都过多地依赖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上的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国政府政策的制约，这就使中国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工人就业都过度受外国制约而处于极不安全的境地。
     如果企业产品销售和工人就业过度依赖出口，则当出口由于国外需求不足而下降时，本国的收入和就业都会受极大的打击。外国需求下降对本国产业的这种打击，通常并不能通过本国进口自动下降来抵销。外国需求下降即使能导致本国进口下降，它为本国产业所创造的销售和就业机会往往也不会被那些出口下降的企业和工人利用，因为出口企业通常没有技术能力转向生产那些替代进口的产品。这就是进口与出口上的特殊结构性问题。
     前边已经指出，2009年日本经济明显下降，原因就是出口下降严重。中国经济中出口所占比例高于日本，出口下降没有造成像日本那样大的经济损失，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可塑性很强，许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劳工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专业性，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有很高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因而能很快地适应国内总需求的扩大而转移生产的方向。但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提高中国企业与劳工的生产专业化水平，降低其在产业转移上的灵活性。如果再保持出口在总需求中的那种过高比率，国外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出口下降就会给中国造成更严重得多的损失。
     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还造成了中国的进口占其名义GDP的比例过高。过高的进口比例意味着中国人使用的物品中由外国生产的比例过高。一旦中国与外国发生争端而受到外国“禁止向中国出口产品”那样的经济制裁，中国人就会由于买不到外国产品而受到过于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连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会受到重大打击。这当然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不利。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问题是，中国进口的除了石油和铁矿石这样一些国内缺乏的矿物之外，主要进口的是一些高技术的产品和零部件。这样的进口结构表明了中国仍然在高技术产品上依附于人，它既是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的表现，也是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科学技术的努力不够的结果。在这样的进口结构下，如果中国不能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中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比欧美发达国家不能从中国进口产品所受的打击大得多。因为欧美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它们自己几乎都能生产，不从中国进口至多只是使它们的人民福利受些损失；而中国从欧美进口的产品中国往往不能自己生产，不从欧美进口可能使中国的经济甚至民生瘫痪。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进口损害其经济安全的要害之处。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另一大隐患集中于外资流入造成的外汇储备上。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6年起就为全球第一，到2009年12月已经达到23991.52亿美元。这样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资本项目顺差，其中最主要的是30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致说来，至今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半来自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一半来自流入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
     外汇储备的正式名称是“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它由中央银行持有，中央银行则以其发行的基础货币来购买这些外国资产。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是整个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过程的起点，而中央银行本身则是在购买资产（其实质是发放贷款）的同时发行基础货币的。中央银行以其发行的纸币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存款对普通银行发放再贷款、购买外国资产并购买对本国政府的债权，它在这个过程中发行的纸币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存款就形成了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再通过普通银行的存放款和支付过程而放大为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给。而中央银行以付出基础货币而获得的外国资产包括外国货币就形成了该国的“外汇储备”。
     基础货币增加过快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加过快，引起通货膨胀。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也遵守负债永远与资产相等的原则，而外汇储备则是中央银行的一种资产。这样的数量关系决定了，一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过多、包括外汇储备过多，可能导致该国出现通货膨胀。
     对一国说来，外汇储备的真正作用是在出现贸易逆差时为多于出口的进口提供资金。基于这种考虑，国际上通常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低于该国3个月进口的数额，则该国的外汇储备就过少。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即使不考虑最近十几年中国一直有明显的外贸顺差这一事实，目前中国有3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就足够。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也是太多太多了。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这既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也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过多的外汇储备有下列害处：
     ——过多的外汇储备不适当地过度减少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能够享用的财务资源，因此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福利。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用其发行的基础货币购买本国政府的债券，以此向本国政府提供资金，使政府可以从事造福于本国人民的支出而不必增加税收。中央银行这样向政府提供资金，其实就是一国政府从控制其本国货币的发行权中收取“铸币税”。正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有如此功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才在很长时期中都将其发行基础货币的85％用于购买政府债券。
     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中国中央银行目前发行的基础货币绝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外国的金融资产。在基础货币发行数量限制于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样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必定大大减少了中央银行能够购入的中国政府债券，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能够享用的本国“铸币税”收入大大减少。
     ——过多的外汇储备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持有过多的外国金融资产，而过多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必定使中国承担了过多的遭受金融损失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中国为外国人承担的。
     国外的因素可能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受到两类损失：一类是以外汇储备购买的外国金融资产可能在货币额上受到的损失——股票的价格可能暴跌，债券可能违约不履行偿还约定，甚至银行存款也可能由于银行倒闭而受到损失；外汇储备可能受到的  另一类损失则来源于外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物品总水平的上涨会使用同样多的美元购买的物品减少，从而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受到实质性的损失。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可能受到的这两类损失都会越大。
     为了防止以外汇储备购买的外国金融资产在货币额上受到损失，中国政府将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外国政府债券，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因为通常美国等国的政府债券被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但是，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再单纯购买像美国这样的少数几个所谓“信誉好”的西方政府的债券，已经不能全部使用过多的外汇储备资金。这就使中国政府也不得不购买了大量与政府有关联的公司的证券。有资料披露，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支柱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这种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2008年中国政府曾经持有这两个公司价值3700多亿美元的债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两个公司就差一点倒闭。而如果这两个公司倒闭的话，中国对它们的要求权必定要受到货币价值上的损失，这也就是中国外汇储备在货币额上的损失。
     还必须指出，即使是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国政府的债券，也并不是真正百分之百没有风险的资产。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发生过违约，不按照契约规定履行其所欠债务的偿还约定。美国政府所欠债务的规模已经很大，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所欠债务更是以一年上万亿美元的速度激增。美国政府的债务激增正在激起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担心，使美国政府是否可能违约不履行还债合同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外汇储备可能受到货币额上的损失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过多的外汇储备还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种过多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由过多的外资流入造成的，过多的外汇储备与过度的外资流动结合在一起，还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波动压力，成为加剧中国经济波动的一大祸根，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直接害处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不能用发行的基础货币购买政府债券、对普通银行的债权等其它资产，而必须将中央银行的绝大多数资产变为外汇储备。不仅如此，由于外汇储备仍然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完全适应这种增加而发行基础货币，就会使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过多，由此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以防止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中国通货膨胀威胁的一个直接来源。
     前边已经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半是由于外资流入而积累起来的。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1万多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另一方面本国的资金又通过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向国外，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这样的资金在国内外之间畸形地大规模双向对流，使中国非常经常地处于经济上的两难境地：当外资大量流入时，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国内的经济过热，需要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而如果不遏止过多的外资流入，就很难抑制货币的过快增长和经济过热；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了过热的经济，中国国内的经济通常就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过去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这样的“骤变”还可能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这样的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即使在今后的中国，这样的动态演化也完全有可能发生，需要我们从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加以严密的关注。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最近十几年中，美国经济从极度繁荣变为严重衰退，同时也恰好经历了这样一种急剧的戏剧性转变。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2009年仍然有9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造成的外汇储备过多，正是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来源之一。
     在中国经济的微观运行层次上，外资企业也从许多方面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安全。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有极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它们在中国的投资抢占了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中国本国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足够满意的投资项目，这是中国多年资金净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跨国界经营的企业还惯于高报国外总部提供的进口投入的价格、低报向国外总部提供的出口产品的价格，以此降低在中国的分支的帐上利润，将利润转移到国外而减少对中国的纳税。
     这样运营的外资企业如果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势必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害。要判断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还没有准确可靠的数据，一个间接可以加以利用的数据是：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为1981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贸易顺差1270亿美元，占外贸顺差的55.96%。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外贸顺差有2646亿美元，在非加工贸易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有逆差。
     仅仅这样几个数据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占据了过度强大的地位，从中国的经济安全角度考虑，已经到了需要坚决减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的时候了。为了尽量减少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资金跨国界对流，为了防止外资干扰控制中国经济，今后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并且尽量减少境内已有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减少在中国境内的外资。
    第四节 军工产业乃国家安全之本
     根据我们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实际GDP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潜在产量”。前边已经指出，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占当年中国总产出（GDP）和总需求的约3.8%，即便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今后中国也不应当再维持这样高的净出口。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应当是，今后中国的净出口（外贸顺差）占本国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过2％。
     由于净出口占中国总需求的比率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多，要使中国不至于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中国国内其它方面的需求占生产潜力的比率就必须相应地提高两个百分点多。而适当地对军事工业投资这一项，就足以为中国多提供占生产潜力两个百分点多的需求。
     前边列举的事实已经说明，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很快就会变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所处的那种“经济大而军事弱”的被动挨打地位。为了避免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重演，中国今后应当在逐步达到总产出世界第一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
     而要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和战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工业。这是由军事工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拥有最先进、最强大军事工业的国家，从来都不会向别国提供最先进、最有制胜能力的军事工业产品，因为这样向别国提供最好的武器可能会妨碍本国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取胜。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等大国要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实力，就只能自己生产所有最先进、最有制胜能力的武器，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而强大的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百年中，中国之所以不断受到外敌的侵略和欺凌，首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落后导致了中国军队装备的落后。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出大，有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没有大企业，军工特别落后，优势产业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不仅在国际贸易中逐渐落到了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被剥削地位，而且在国际关系中落到了随时有可能因为军事技术落后而挨打的狼狈境地。
     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前，人类大部分的主要技术成就都开始于亚洲。中国更是一个富于技术上的创造力的国家，曾经作出过许多重要的技术发明，在产业革命前的很长时期中都在许多生产领域保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就是在现代的军事技术上，中国也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者。近现代的军事技术以使用火药为基础，而火药不仅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也最先由中国人应用于军事。有资料认为，直到中国明朝初期，中国制造的使用火药的武器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明清两朝都曾经在上百年中长期没有面临大的战争和战争威胁，武备逐渐松弛；而当时的欧洲却正好处于各国之间经常发生争霸战争的状态，欧洲列强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大力发展火炮和战船的制造，使中国的武器制造逐渐变得落后。到明末中国就开始从西欧大批进口火炮供本国军队使用，表明中国在武器制造方面已经明显落后。而到了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后，连一向高傲自大的满清官员们也承认西欧国家“船坚炮利”，在军事装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二百年前的变弱变贫，开始于中国在军事工业（当时为造炮造船）上的落后。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先进，首先体现在其军事工业的先进和军事装备的优势上。中国军队相对于西方军队的军事装备劣势，导致中国军队在近二百年来与先进工业国的军事冲突中总是处于被动迎战甚至挨打的地位。西方的军事工业不仅造成了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而且西方的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军事工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成了带动西方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从帮助瓦特改进和完善蒸汽机到20世纪研制电子计算机、引进互联网，西方的军事工业和军事需要都起过关键的作用。
     而中国在满清覆亡之前，一直没有给予现代军事工业的建设以足够的重视。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现代制造业仅占GDP的0.1%，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也仅占GDP的0.5%，武器严重依赖进口。1890年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却已经达到2349公里。腐败的满清统治者挪用购置海军战舰的经费去修建颐和园，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少数上层人物奢侈的生活享受，却不肯投入足够的财力去建设强大的现代军队，更不肯将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现代军事工业。在这样腐败落后的经济结构下，中国在甲午中日之战中惨败是不奇怪的。
     甲午战争之前几年满清政府“有钱盖房子，没钱买兵舰”，结果甲午战争惨败后向日本赔款几亿两白银，在经济上也吃了大亏。而今日的中国似乎忘记了这段惨痛的教训，又是将巨额的资金耗费在建造豪华的房屋上，却不肯向军事工业投入足够的资金。这种做法使人不能不担心中国在重蹈甲午战争前的覆辙。我们如果不改变这种“有钱盖房子，没钱造武器”的行为方式，中国早晚还会吃大亏，而且还是在经济上也吃大亏。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推论，中国现在正在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到世界最大，中国应当拥有世界最强的军队，以彻底改变二百年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的军队应当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这种装备只能来自中国自己的研制和生产。我们应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以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来为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装备研制和生产体系。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追求：“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这样世界最强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为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欺凌所必需，而且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最终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为此，今后我们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建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将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为世界最强的军事装备研制和军工产品生产的系统。
     当然，要想将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到美国那样的水平，首先就得给中国的军工产业提供足够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中国的军工产业有象美国军工产业那样多的固定资产。按2009年的名义GDP估算，目前美国的总产出还为中国总产出的3倍，而国防开支则占美国GDP的约4％，而且有估算说，在美国那样的经济中，需要用4元的“物质资本”每年才能生产出1元的GDP。据此推算，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达到美国军工产业现在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50％。考虑到军工产业的资本—产出比应当高于美国平均的资本－产出比，上述比率还应当有所提高，比如从50％提高到60％左右。
     中国即使真要在军事工业上追上美国，也绝非短期内所可以达到。没有几十年时间，中国的军事工业不可能赶上美国。如果我们要在20年后军事工业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约1.1倍，这是因为按美国经济通常每年增长3％的增长速度算，美国的军工产业20年后的生产能力应当是现在的1.8倍。如果估计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以一个较低的年增长7%的速度增长，则中国每年大约要将GDP的2.5%投资于军工产业，才能使20年后的中国军工产业具有与当时的美国军工产业一样多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当然，如果中国今后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7％，则达到上述目标的军工产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可以相应降低。
     尽人皆知，对于军事工业的制造水平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投资的固定资产的数额，而是掌握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而要获得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就必须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样，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比上边所说更多的资金。但是，这样在军工产业上多投入的占每年中国潜在产出2％以上的资金，却正好可以弥补净出口占潜在产出比重下降两个百分点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缺口。
     显然，在需要投入这样多的资金的军工产业发展面前，为没有产业可以投资以造成足够的总需求而发愁简直是可笑的。光是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所需要作的投资，就足以抵补中国净出口占潜在产出比重的下降而有余。
     在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在30年前的大变动中，军事工业的发展几乎被完全放弃。当时放弃发展军事工业的理由是中国缺乏建设资金。而现在的形势却是，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整天为缺少“建设资金”而发愁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建设资金”就是投资的资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投资资金而没有使用这个资金的地方——投资需求。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缺乏的现实已经在逼迫我们不得不将发展军事工业作为创造需求的地方。为了创造足够的总需求，我们应当大规模向军事工业投资。这也是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可靠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