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

         ——　眼前的路，都是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孙冶方读刘鹗《老残游记》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期，总第22辑）                   茶座聊天，求得一个坦诚，一个真诚。在回忆性的题目下聊天，注定就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但如同孙冶方很是看重刘鹗《老残游记》中所说的那样：眼前的路，都是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我也就围绕着定下的题目捡其要者写下去了！
     （一）从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学习《资本论》
     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轨迹。我不爱经济学，但却端着经济学研究的饭碗折腾了大半辈子。
     我经历了“大跃进”，也苦熬过“大饥荒”，年轻时身体搞的很坏，高三选报大学志愿时，体检的结果，居然不符合报考工科，不得不临时改报了个经济学专业。1961年9月，进了大学的经济系，适逢贯彻高教60条，高校开始整顿对被“大跃进”搞乱了的教学秩序，加强专业基础。大一，《资本论》是必修专业课。给我们讲《资本论》的老师，有着很高的教学水平，以他对马克思《资本论》写作思路的理解，带着我们在《资本论》浩瀚的海洋中漫游。那时，我还不足20岁，但好读书、好琢磨，常常是饥肠辘辘的整天泡在图书馆，沉浸在《资本论》经济学范畴及其严密的逻辑演绎中。现在翻开我的《资本论》书，眉、旁写满了60年代初阅读时的体会，也算无愧“认真”二字。但那时，我缺乏社会阅历，《资本论》究竟讲了些什么？尽管记住了“劳动二重性”、“剥夺者被剥夺”等条条，但《资本论》与社会现实相比较，总觉得不甚了了。
     70年代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十年的“大动荡”，有机会在孙冶方身边工作和学习。冶方最得意的理论是他的价值理论，自称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他向批判者调侃说：你们若能批倒我的价值论，别的观点也就摧枯拉朽的倒了。  1959年8月，他在青岛写了《论价值》一文，发表在1959年第９期《经济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冶方提出：要改造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按《资本论》的顺序来编写经济学教科书，但价值概念要贯串于各篇章，并为此设计了纲要。我用很长时间细细品味了这篇文章，渐渐尝出了经济学的科学味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冶方长篇大论“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红线，而不要将经济学政治化，这帮助我改变了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不要在建设时期去人为的界定《资本论》的社会属性甚至赋予它另外的政治含义，而是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资本背后的价值含义。有了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成了新时期的《价值论》。这样，我以一个新的视角读书，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我觉得，任何一个搞经济学研究的人，如若能够从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挖掘《资本论》深层的思想，经济学的思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孙冶方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导者，很关注经济学研究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1957年11月12日，他直接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建议经济研究所归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四方面领导，意在避开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预。后经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批准，经济研究所归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这为经济研究能密切联系实际提供了组织保证；而冶方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工作者，又非常注意基本功。1961年11月7日，他给一位同志的信中说：经济研究的基本功应包括读书和调查研究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不仅要读经典著作，而且要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著作，读现代作者的著作；调查研究不仅要注意典型调查，而且要注意综合性资料的搜集。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上学习《资本论》，这无疑是叛逆那个时代主流的经济学治学之道。
     （二）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用最小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有用效果
     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即价值，是贯穿经济学研究的红线。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早在1817年出版。1821年，这部书的第三版更广为流行，　再版后的书中写道：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投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两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自然是更可取的。当时，有一位匿名作者按照李嘉图的这个思想写了一本《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小册子，其中说道：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看到了这部书，对这个思想极为赞赏，说:“这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同时，还把李嘉图的上述说法概括为：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特别强调说：这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是适用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分册，第276－282页)
     时间过了100多年,孙冶方把这个朴素的经济思想，用中国化了的经济学语言作了广泛宣传。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就是:产品／劳动时间。如何扩大分子,以求更多的有用效果？如何缩小分母,以求更少的劳动耗能？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有用效果，作为具体的实物，是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形成；劳动消耗，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是价值，由抽象劳动形成。回答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这是劳动生产率问题。但如果把上述公式倒过来,即劳动时间／产品,回答单位产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时间即劳动耗费，这是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如何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最小最大，实际上是一个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的劳动耗费的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学要研究并解决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中的商品二重性和生产商品劳动二重性的矛盾,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生产产品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效率与价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率即价值，价值即效率。最小最大即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灵魂；最小最大即价值，是经济学著作的红线。
     从孙冶方最小最大的思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资本家能以最少的生产资料投入获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各种途径，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有用效果的秘诀。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应如此。现在看，这几乎是经济学的A、B、C，但正是这些A、B、C，却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给孙冶方带来了牢狱之灾。
     （三）“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最小最大”是任何形态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遵循的共性问题，但《资本论》将这一共性寓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个性分析中。
     经济学研究就是要抠概念，而抠概念就要系统的读文献，这是孙冶方的治学品格。我跟着冶方的思路，把价值概念细细的抠了一遍。恩格斯在1843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驳了李嘉图与萨伊的价值论。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恩格斯批驳说：如果生产费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产水平越低、投入的生产费用越多，价值就越大吗？李嘉图回答说：无用劳动是没有结果的，也是没有效用的。萨伊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恩格斯反驳说：如果效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活品的价值要比奢侈品的价值高吗？萨伊回答说：不，黄金的价值决不会比低于小麦的价值，因为生产黄金的费用要高。恩格斯挖苦他们两人说，你们的价值理论实际上都回到了对方。因此，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接着还说：在未来社会中，“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6－625页）
     但是在中国学界，却把价值概念搞得很混乱。苏联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加了一个注，说那时的恩格斯才23岁，很不成熟，还没有脱离道德的观念，受到人道主义的束缚。这引发了国内学术界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1961年６月19日《光明日报》撰文批评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建成，这还属于人道主义的观点；1980年《经济研究》第８期也有文章说，恩格斯讲这段话时，“还留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和以道德为标准的分析方法。”认为恩格斯的《大纲》不能提供科学的价值定义。中国学界跟着苏联的武断说法跑，对恩格斯的武断批评是很不恰当的。而今，中国学界对恩格斯本人的坦诚说明，仍做出了非常偏颇的理解。恩格斯在1884年与俄国叶．埃．帕普利茨谈及《大纲》俄文翻译时的确说过：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第172页）有学者以此为据，把“价值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说成是一种“异议”。我看，这也许是没有好好系统阅读、认真研究原著才得出的结论吧！
     我们细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长期的通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恩格斯有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是十分赞赏的。1868年１月８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我采取了抽象的研究方法，直接的价值规定，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作用是很小的，甚至是找不到的。（价值）“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事情就始终向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的说过的那样。”（详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0页）所谓“十分正确的说过”，就是指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说法。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前半年再版《反杜林论》时，重申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观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才成为可能。”（详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5页的一个小小的脚注）所以，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完全相通的。
     孙冶方由“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得出“最小最大”的价值理论，为我们当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思考，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而孙冶方也是在费用对效用的比较中，构筑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反判了那个窒息人类思维的只算政治帐的所谓经济学教科书。
     （四）反复阅读《资本论》第二卷，抨击“无流通论”  
     “无流通论”在中国的社会根源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孙冶方一再强调：《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只要剔除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定，对社会主义经济依然适用，比如：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流通以及储备、银行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等。生产中的“最小最大”与流通中加速资金周转，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因此，在帮他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冶方特别要求我们抽出时间，要反复阅读《资本论》第二卷的一、二两篇，作为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流通篇》的准备。
     冶方自己也反复阅读了《资本论》第二卷，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对二卷的学习体会。1977年４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读《资本论》二卷二篇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1948年版第256页）。“必要的欲望不先满足，任何物都是不能蓄积的；人类愿望的巨流在求享受。”──这句话也是“农业为基础”这一真理的论证。紧接上句：“是故，随便在什么时候，社会的财富之量，比较起来，都是微小的。生产与消费，形成一个永久的循环。在莫大额的年生产与年消费中，这一小撮的现实的蓄积，算不了什么；但人们主要注意的，仍不是巨量的生产力，仅仅是这一小撮的蓄积。这一撮的蓄积，竟在少数人手中，转化成为一种占夺的工具，使其所有者，可以在大量劳动每年反复的生产物中，占夺去一部分。也就因此，对于这少数人，这种工具就变成异常重要的了。”　马克思引汤姆逊：《分配原理之研究》。1977年4月的又一篇日记中写道：读《资本论》二篇十三章生产时间。由于农业的生产时间长于劳动时间甚多，固定资金闲搁的时间也长。所以，美国每一农业劳动所装备的固定资产远远高于重工业。”（作者注：老版本的原著翻译，读起来不是很顺，但冶方喜欢读老版本，或自己直接翻译，此段引语详见1975年版《资本论》第二卷第358－359页）假定生产中年剩余价值量相等，但由于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特别是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划分，直接涉及到建设的经济效果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斯大林的教科书中主张“无流通论”，它把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是一个大工厂，把工厂之间的社会分工同工厂内部技术分工等同化，在理论上混淆“交换”与“分配”，把“配给”当作分配并且代替了“交换”，从而取消了流通。孙冶方提出，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解散当时权利很大的物资部。
     “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在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详见《资本论》第二卷第360页）冶方正是由此提出了企业扩权的理论，而这对集权计划经济是大逆不道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三次产业的分析方法已经大大超出了两大部类的理论框架；还有，当今市场经济中瞬息万变的各种形式，也远远超出了马克思那是所面临的商品流通，但在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把握《资本论》深层的思想，使我们当今吸收各种流派的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会更具理论的判断性。
     （五）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困惑
     经济学研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冶方在1981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学术研究中区分政治错误与学术、思想问题的界限，此话现已为大家所接受，我也欣赏过。但是仔细一想，把政治、思想、学术（或科学）三者并列提，这对不对？如承认是对的，那就承认政治可以是无思想或非思想的，可以是不学无术或非科学的，而思想和科学则是超政治的。问题出在何谓“政治问题”，根据一般含义，“成了政治问题”即是“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这是对政治的曲解。冶方非常喜欢刘鹗的《老残游记》。1981年5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许多时间化在《老残游记》上了。这次重读此书，一是为的寻找一句著者的名言：“眼前的路，都是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但记得刘鹗此书中还有一句名言，是说：清官而瘟，比贪官还坏。因为瘟官是以为清白，不贪赃，所以做起“瘟”事来，更有恃无恐（作者注：在刘鹗《老残游记》中完整的句子是：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瘟官”应为“瘟刚”）。这同我们的思想不解放者，比打砸抢份子更难对付是一个道理。因为他们所执行的是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的“左”倾路线，甚至是以反“右”的面目出现的。”我非常欣赏冶方在日记中的表白，那时没有“博客”，其实，公开了的日记，是最为真实的思想。冶方晚年，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反对“以言治罪”的文化专制主义，因为专制而剥夺了科学家最基本的生存权；同时，也以辛辣的笔调批评那种闻风起哄的“风派”，因为“风派”助纣为虐，下手更狠，因此尤为可憎。
     依照孙冶方的《价值论》，按《资本论》的体系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是抛弃斯大林经济学教科书的有益尝试；也是要为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一个理论支撑框架。60年代初冶方就开始组织撰写,其间几易其稿，但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而全都搁浅；“大动乱”初期被投入牢狱，囹圄七年,他用默忆的特殊写作方法,对书稿22章183节，坚持每月一次，打了85遍腹稿；出狱后，立即将书稿追忆写在了五个笔记本上。后来，他将这五个笔记本留给了我，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纪念品。冶方曾对我说，你替我起草文章，可以发挥，但不能超出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超出了这个，就不是孙冶方了。因此，在一个时期，我非常严格的按照冶方的本意,重新学习《资本论》并以新的体会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论》按照《资本论》的叙述层次，以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把费用对效用的比较即价值范畴贯穿于各章节，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过程法”，即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无疑要比“政策汇编法”、“规律排队法”高明得多,其中的价值规律内因论，标志着理论经济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进步。但随着实践的变化，我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个体系中的商品生产外因论，有着很难剔除、也很难修正的理论局限性。我记得，在80年代初，冶方曾几次表示：看来，我这一辈子是不大可能把《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了。他也曾对我说：有机会去苏联看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这一套是从他们那里搬过来的。《马恩全集》要好好读，那是你的看家本领；如果能到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更好。这些指点，无疑对我的治学有很深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冶方晚年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也有了重新思考的意向。80年代初期的一个时期，冶方明显的放慢了《社会主义经济》大纲整理的进度,转而去调查和研究当时紧迫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具体问题，甚至还介入了文艺、电影的争论。
     在集权计划经济的时代，从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上来研究资本背后的价值含义，把《资本论》还原为《价值论》，树立对费用与效用进行比较的经济理念，是一个叛逆那个历史时代主流的进步。当今，我们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新时代，费用与效用比较的理念已经成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常识，但同时，也为最充分的吸纳人类一切先进的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这又是顺应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的理念。
     重读《资本论》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寥寥数语，有点言犹未尽之感。但这是茶座聊天，也就只好作罢。还是开头《老残游记》的那句话：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写于200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