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为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论著，这些论著不乏真知灼见，澄清或更正了一些已经流行的模糊认识或谬传。本文就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年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时间距今 比较远，实施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长期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来，造成理论界、学术界对此讳莫如深， 以至许多人对此不甚了了。说起经济体制，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新民主主 义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直接来自于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据地经济的长期实践过 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独创的全新的经济学说。据此理论，中国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而近 年来的经济改革进一步证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事隔40余年，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仍是中国现代 经济史研究的‘个热点。近两年来，关于这个问题在部分著作中有以下观点。
     1．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作用。
     1999 年9月29日《工人日报》刊载了王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五十年》—“文，提出：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头8年、虽然党从1953年起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实际上仍有重大影响。这——时期，最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我们创造了扎根中国国情、富于中国特色的新 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新型精神文明，集中表现为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他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概括为“本质上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管理下 的新型市场经济”，总体格局为“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十新型科学文化”的三者统一、；在体制建构与经济发展上，有新颖独特的五大创造：(1)建构保 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2)新民主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机制角 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3)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4)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以便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发展一利用一限 制一改造”四个方面协调一致的经济机制；(5)自
    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互助合作，以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他认 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等历史盛况的成因最本质之处，绝不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后来照搬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也不是我们受前苏联模式影响，过 急、过快地推进了三大改造，而在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导思想，创造了富于生机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新型体制。
     2．“四面八方”思想的最早提出。
     黄 小同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撰文指出，“四面八方”是刘少奇最先在天津提出的。1949年4月11日，刘少奇到天津听取黄克诚、黄敬等人的汇 报后，根据自己长期的思考和当时城市的实际情况，写下了《天津工作问题》，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在这份提纲中，刘少奇明确写到：“为在党的总路线之 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 到。”就在这份提纲中，刘少奇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随后又用了“四个必须”进一步说明这四对关系，即“必须切实组织对外贸易”；“必须切实通畅城乡 关系，物畅其流”；“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在提纲的最后，他还再次提出要解决好“劳资、公私、内外、城乡”八个方面的 问题。4月中旬，当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少奇到天津后处理问题的许多思想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许多讲话很好，除“剥削越多越好”不太妥当，还是讲“四 面八方”为好外，还概括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提法。应该说，这正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四面八方”思想的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 上作了完整概括。此后，“四面八方”思想正式在全党提出，并于同年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马云飞在《中共党史研究》 1999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刘少奇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构想，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的，系统性是这个构想的主要理论特色之一，正如他在 9月会议的发言中所说的：“经济建设是个新的问题”，“要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因此，考察这个构想应当从总体的思路上加以把握，如果脱离总体思路而单单 强调某一点或某一句话，就可能会失之偏颇。
     3．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发表胡绳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 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胡绳不同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 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 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4．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如何、为何转变为单一的计划经济。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为何过早结束，学界的看法颇多，角度不一，但是初步改变了以往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体制与理论的不完善的看法，并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赵 凌云在《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撰文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1949一1952年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为市场体制因素与计划体制因素并存， 二者在相互补充的同时，出现相互冲突，计划体制作用的广度、深度日益加大，市场因素日益萎缩，市场化进程式微。1953一1956年形成高度集中的宏观经 济管理体系，市场化走向中止。市场化进程的中断，切断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的联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联系，为“三大改造”急速推进创造了条 件。市场化进程中断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早结束的深层原因。
     武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一书中，提出转变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四面八方”政策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些不
    相适应；苏联不容忍我国长期保持这种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当时很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戴 光前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建国前后的构想是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完成向社会主 义的转变，是一种“先后战赂”。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并举战略”，这样改变了对新民主 主义的认识，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看作过渡期。
     二、50—70年代中国的经济与经济体制
     50—70年代是我 国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与实施的时期。1978年以来，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从推进改革开放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侧重于批判计划经济体制 的弊端。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对这个时期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与客观。特别是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许多文章与著作在肯定后 20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联，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但是，其间也不乏交锋与对立。
     1．关于50—70年代的发展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
     1996 年11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错误选择证明，思维落后势必影响决策的科学化》一文。该文认为，我国在建国初期不应该确定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因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还需要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以及进口大量机器设备。而我国当时并不具备以上条件，而拥有大量廉价劳 动力的优势，这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是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的。作者的结论为：“在当时情况下，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就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 论。”并认为搞唯意志论的原因是“我国社会科学落后，理论思维不够发达”，在决策上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缺乏反复论证。“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犯原则 错误，恐怕正是思维落后造成的一大苦果”。
     1997年第3期《真理的追求》发表胡嫩仁的《这样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文，反驳上述观 点。文章引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谈的史实和观点指出，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已经为百多年的痛苦经验得 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的问题。发展重工业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的必然。认为指责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 略目标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吕政发表于1999年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的一篇文章中，则充分肯定建国初期的 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认为：事实证明，建国初期，我国选择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方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战略是正确的。这种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在较短的时期内奠定了重化工业的基 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应该因现在需要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而否定建国初期历史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2．关于“一五”建设。
     董 志凯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关于“156项”的确立》一文中，首次全面阐述了“156项”立项的历史经过、项目内容、名称、变化、投资规 模、开工竣工时间和产出状况等。并指出：“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 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我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的时间中，一方面突破了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在利用苏联资金、技术和设备 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为了提高建设效益，国家有关部门从1950年 至1955年进行了大量调查、勘查勘测、综合配套、反复比较等研究工作。经过多次调整修订，方最后落实项目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多次根据变化了的情 况，及时加以调整，从而为项目的高效建设与投产奠定了基础。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是指在资本主义封锁的严峻环境中，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封锁，获 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苏联的低息贷款使资金极端短细的新中国减少了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中苏双方相互尊重与 体谅，配合默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这种援助并非单向的，也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 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阵营。
     3．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高伯文在1999年第l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的《从“大跃进” 看经济体制变动的负效应》一文中，分析了“大跃进”为何以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发端，却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波动和损失。作者从“大跃进”时期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以及干部激励机制的改变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体制变革的失误与“大跃进”灾难的相互关系，说明没有经济体制变动 为“大跃进”提供基础与支撑，这场狂热的运动是很难兴起与持久的。因此，经济体制变革是一柄双刃剑，既要有正确的方向，也要有适当的时机和措施。
     张 涛在《安徽史学》1999年第l期上发表《：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评价》一文。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后果表明，“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 成功的。但是，“大跃进”模式之中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大跃进”模式的精髓在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适宜建设工作，“大跃进”运动的结果证明了这 一点。可是，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即发展是建立在中国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之上的。换言之， 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是要摆脱对苏联的依附。在中国经济资源中，资金短缺是令人困扰的难题，劳动力是一种丰富的要素。如何通过充分地利用 劳动力资源使经济高速增长，应当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认为：最终决定中国经济一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中国的资金 和物质资源，而是中国的人力资源。无论对“大跃进”式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如何评价，但“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从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重视人力资本 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再评价》一文。该文将1958年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归纳为民粹主义，指出：“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 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他对民粹主义的解释是：“民粹 主义思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 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经验与教训
     中 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本身就有“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攻坚”的内涵，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最困难的问题还没有 解决。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等。因此，全面阐述改革的历史为时尚早。但20多年的积累也使改革史 的专题研究、阶段研究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展开。
     1．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金斯 (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 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穷得多；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另外，赵人伟在 1999年第3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撰文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都要低。 因为上述中国经济体制主体在确立以后的20多年间发生了若干变异。1978年的经济体制比20多年前初步确立时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更为单一化；在经济决 策上更为集中化；在经济流程上更为实物化；在收入分配上更为平均主义化；在对外关系上更为封闭化；在经济组织的方式上更具动员的色彩。因此，中国改革前夕 的经济带有较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因素。如果联系到体制以外的其他因素，诸如经济理论准备之不足以及经济水平低等，那么中国改革起点比较低就更为明显 了。第三，同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东欧，从总体上来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属于发达国家，而中 国则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2．如何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赵人伟在1999年第3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撰文，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在于：(1)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 所有制结构。(2)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3)在宏观经济管理方 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4)劳动就业制 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5)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赵人伟认为可以概括为两 点：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许多人认为，改革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即 改革的初始阶段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然而，中国的经验则与上述情况相反，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高速增长。在1978—1996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其中，1991—1996年间更高达11．8％。随后两年的增长率虽然略有下降，但20多年来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9％以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每一项措施的出台，都着眼于改进激励机制以增大经济总量，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再推动下一步的 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改革，鼓励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外贸企业的外汇 留成，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等等，无不如此。如果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还使将近两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 普通地和大幅度地获得了提高。
     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中国的改革除了80年代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改革以外，从总体上来看采取的是渐进方式。根据中国的国情，这种转轨方式迄今基本上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从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来看，主要是在价 格改革中采取了“调放结合”的双轨过渡方式，一方面使计划内的价格通过不断调整逐步接近市场均衡水平，另一方面使计划外的市场价格在比重上不断扩大，最终 实现向市场轨道的合并。这种转轨方式虽然要付出双轨制所带来的摩探成本或代价，但比起“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或价格闯关来说，风险要小得多。在所有制改革 中采取先打外围战的办法，既有利于改革所有制结构，让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扩大，又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这种经常被
    人们称之为增量改革的渐进方式，既符合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覆盖面低的特点，又符合中国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发展水平，还体现了上述改革与增长同步进行的特色。
     3．中国经济改革的教训。
     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认为，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 一，被称之为价格“闯关”的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是在U88年6月间仓促推出的。当时对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和“一步到位”。但是，当时的 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8，5％)，双轨价格的摩擦也很严重(该年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计划价格同市场价格 之间的差距最大的一年。例如，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每吨是70元，而市场价格是每吨1800元)。在这种情况下，要绕过制止通货膨胀和缓解双轨价格的摩擦这 两个条件，去搞“一步到位”的价格闯关是脱离实际的。事实正是如此。8月间“闯关”的消息刚刚被媒体所披露，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和商店抢购风 潮。这一风潮把主观设想的加快价格改革方案冲得无影无踪。经验表明，双重价格并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首先，计划内价格通过不断的调整应该逐步接近市场均衡 价格的水平，即双轨价格的差距不能太大，双轨摩擦的程度要大大降低。其次，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市场价格的比重要扩大到相当的程度，即价格放开的部分 已占较大比例。再次，宏观经济形势不能太紧张，特别是通货供求要比较适度。
     第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1986年前，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仅在 一些地方和企业试行。1986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以后，承包制在全国全面推开。其基本内容是“包死基数，确保 上交，超收多留，欠收白补”。其间经历了两轮承包(每轮大约3年)。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提出将企业推向 市场。特别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企承包制也 就变成了历史。
     对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过三种不同的评价：很高，甚至把它当作改革的战略方向；一般，仅仅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阶段；误区，延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
     此 外，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一书中，总结了1984年下半年至1986年的货币投放过多和紧缩政策的经验教训。该书指出，1985年1月，国务院决定采取 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但这次紧缩仅仅实行了9个月就天折了。直接原因是，紧缩力度大了一些，有些措施出台过急，而且有“一刀切”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本 应通过调整紧缩力度，改“一刀切”为实行总量紧缩政策下的择优扶持，但各方面“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有些人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 这种主张为国家领导人所接受。为了保速度，放弃了紧缩政策，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在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不是去坚决制止货币扩张，而是采 取行政限价手段，强压物价。许多种类繁多的日用消费品无法限价，因价高利大而盲目发展。促使产业、产品结构恶化，还使许多企业亏损年年增加。
     由于时间所限，本文对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新出版的大量书籍的评价尚未涉及。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对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更加持久的热潮，相信这个领域将会出现新的、更有分量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