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体制创新

     虽然中国近20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但是，高速增长背后掩盖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投资依赖——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大量投资拉动的，而不是内生性的。多年来投资率一直在40%左右的高位盘恒，世所罕见，而且，投资主要依靠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企业负债与银行不良债务均居高不下。
     结构失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及加工业内部、产出与消耗之间、增长与环境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出口与内需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等存在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失衡情况并对未来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埋下种种隐患。
    效率低下——技术进步慢，投入产出低、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等特别突出。中国单位研发支出的科学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技术成果效率系数仅2%-4%，中国信息化水平只有先进国家的8%-12%。中国以占世界3.4%的产出，消耗全球11%的能源，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5%左右，资金成本率比印度高出1/3，中国的商务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新中国成立50多年中，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倍，而GDP增长约10倍。长此以往，难以为继，而且，大量依靠外部资源的经济安全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高增长、低效率和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瓦解的国际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前苏联保持了二战后连续40年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据官方估计，其中1951-1960年的GNP年均增长率为10.1%，1961-1965年为6.5%，1966-1975年的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6.7%（1928-1985年年均GNP增长率为4.2%），但物耗年增长率却高达8%，单位产品能耗是西欧国家的2-3倍，1981-1989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2.95%，资本产出率却为-2.6%，1961-1984年间大部分时期的生产要素综合生产率一直徘徊在1.1%-1.3%  之间，从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1976-1980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到3.7%，1981-1985年的3.2%和1986-1988年的2.8%。80年代中期前苏联又提出“加速战略”，虽然提出了要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重要目标，但是，积累率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26%—30%这样的高位，（1975-1985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为：73.5：26.5），远高于同期民主德国的78：22  终究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革新措施和手段而速欲则不达，反而加快了苏联的衰退和解体。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表明，忽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忽视体制彻底改革和不断完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片面强调速度的道路，百姓得不到相应的实惠，经济指标动人，而商店柜台空空，结果，粗放式发展模式赢得了社会主义高速度，却输掉了和资本主义的竞赛。对于地域广袤、资源丰富的前苏联尚难以为继，而对于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来讲，严重失衡的粗放式发展道路更难走得通、走得远。按照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算出的人均财富计算，中国仅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在192个国家中居第161位。所以，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继续按照破坏性模式来“高速增长”，则中国的资金、技术、资源、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中国经济列车高速持续地奔驰下去。东北地区一些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后续产业的开发跟不上而导致经济严重下滑、大量失业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对我们的发展模式亮起了红灯！资源型城市，而且也不仅仅是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如果只靠祖宗、老天吃饭是吃不长久的。通过知识创新开发新型产业才是出路！德国卢尔工业区曾经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但人家却通过强有力的创新成功转型，换来繁荣发展第二春。假如中国发展模式不做根本转变，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也会相继陷入类似东北老工业区在资源枯竭后便失去发展泉源的困境。鉴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扭曲的根源在于制度革新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在于经济核算制度落后、干部考核与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科技管理体制不合理等。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及其创新，强调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毫无疑问，制度变革与创新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  
     1、建立科学核算体系，创新行政管理制度。多年来，GDP指标一直作为衡量各地和全国经济发展的惟一一个综合性指标，各地发展排名都按照这一指标进行，GDP指标也就自然成为各地父母官业绩考核的一面镜子，顺着GDP标杆往上爬就成为各级干部的奋斗目标。问题在于现行的GDP指标考核体系的弊端在于只考虑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如未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及其保护费用，更没有考虑人的福利和发展问题、经济与社会协调问题。单纯的GDP指标论混淆了“增长”与“发展”的区分，社会发展的含义要比单纯的经济增长广泛得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扩大，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除了数量的增长发展还包括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调整、完善和创新。如果增长没有带动整个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协调提高，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是一种“无增长发展”，也就是难以持续的发展，最终结果就是在满足了眼前，牺牲了未来，满足了当代人的需要，而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了危害。目前的GDP指标核算体系就是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GDP的增长，同时GDP又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指标之一，于是，只重视产出而忽视消耗与环境、只重视规模而漠视质量、只偏重增长而轻视发展、只注重眼前而不顾未来等种种行为就难免大行其道了，也就难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以官为本、以民为末、为官不为民等浮夸作风盛行了。惟GDP论实际上是把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本末倒置了：增长往往偏重于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而忽视结构、模式、体制、制度和人的需求等其他方面的协调进步和质量提升。1971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就已经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80年在荷兰召开的“争取另一种发展的国际基金会”的报告中提出，“发展是人民与社会解放的进程；不能把发展觉得为经济增长”，在1992年联合国会议上可持续发展更受到各国一致的重视。西方国家在增长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两难选择的关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4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再次强调，GDP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惟一指标，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建议将目前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的统计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改为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健全程度的评估，即考察该国政府的制度管理软件质量、司法制度、争端解决程序、社会保险网络、法律规则及经济操作系统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的制订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合理、可靠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发展深刻变革的过程和保证在于政治，政治体系的创新和新型政治架构的建立是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符合生态发展规律并建立起能够使自然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基础。所以，必须改革政治体制、行政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而建立新的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是建立新型人事干部考核制度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作为改进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步，要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在逐步完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能反映生产与消耗挂钩、经济与社会协调、物质与精神平衡发展等更具科学性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设计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则是考核指标执行过程的民主性、透明性、客观性和严肃性。
     2、创新投融资管理体制，加快市场化步伐。靠扩大投资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并非越多越好，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是与投资规模增长呈负相关性的，关键还在于提高投资效率。而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加快投资市场化是保证投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最佳出路。为此，首先，要贯彻《行政许可法》，减少政府对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权，弱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政府出资人地位。政府作为投资者切实尽快从竞争性领域、商业性领域退出，抑制政府投资冲动，大大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和投资建设管理事务，要根本转变政府职能，当好市场“看门狗”和“守夜人”的脚色，必须扩大所有非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权和市场准入权，加大其在政府投资项目及全社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打破行政垄断，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非政府及政府控股投资主体为主力的多元化投资竞争机制，同时，必须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化商业银行体系以保证投资市场化的实现。其次，增强政府投资决策和监督的民主性、群众性、科学性、公开性、透明度和诚信度。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重大建设项目时，计划和改革部门不能围着领导的指挥棒转，必须要有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度，给予新闻媒体和群众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第三，强化对官员个人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决策与执法不能合二为一，强化司法执法部门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美国反腐败专家苏珊在《腐败与政府》一书中写道：腐败的官员总是钟情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  
     改革政府官员在国有资金重大建设项目中的决策、审批、经营、监管和评估一身挑、首长一言堂独断专行的不合理制度，并加强领导责任追究制并不允许官员在不同岗位跳芭蕾舞的体制和一日为官，一生享受，使官员队伍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这是抑制行政腐败、打造阳光政府、法制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方向。
     3、改革科研体制，加快技术进步。作为生产革命之母，技术创新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动力。传统经济是资源经济，而知识经济则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创新、流通、分配和应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具有高集约性、高增值性、高效率、低物耗、低能耗、低成本的特点。与传统资源经济（以土地、资本等为主导要素）不同，知识经济具有再生性和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乘数效应。马克思早就论证过知识是生产财富的重要手段。如通过技术创新，世界石油/产出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7%下降到  21世纪初的1.5%，预计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20世纪初的5%-20%增加到21世纪的90%。2003年我国人均GDP跨过了1000美元这道坎（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的4%），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意味着我们走到了是通过自主创新和科技革命实现向上突破，走上南韩、新加坡这样一条继续快速繁荣富裕之路，还是缺乏创新、滑入科技落后、对外依赖严重、贫富不均、发展缓慢的拉美化泥潭之路的十字路口。按照美国国家竞争力专家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经济竞争发展的四个阶段理论，我国应该加快从较低的要素推动和资本推动发展阶段转向较高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希望就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优化升级而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增长潜力。如仅通过节能技术革新，到2020年中国就可以节约8-9亿吨能源消耗，价值上1000亿美元，同时，还大大减轻污染程度。经济增长潜力通常取决于三个条件，即生产要素总量及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创新，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认为，技术发展永无止境，所有国家都在追赶，技术创新需要一种文化支持，而许多古老的社会缺少美国那种乐观、开放的文化。美国超越了英、法、德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创新加技术创新。所以，实现技术创新，关键在于改革科研体制。要解决我国科研体制阻碍技术创新的种种弊端，要以政府组织管理和投资为主导转向以企业投资和管理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民间技术投资研发与创新的积极性；由各种科研机构各自为政、平行用力转向强化协作、联合攻关；从偏重单纯引进仿冒转向注重自主开发创新；从偏重行政指令方式立项转到通过市场招标竞争方式进行；从重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科研成果生产转化；从轻视知识产权保护到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建立科研人员个人贡献和成果的产权激励机制。科研体制的完善和创新将会极大地推动技术创新并保证经济效益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