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名家论坛第二讲】武力：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快讯（作者：林盼） 2017年4月25日下午，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主办的智库名家论坛第二讲“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在经济研究所一楼阅览室成功举办。讲座由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主讲、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40余人到场参加此次学术活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武力研究员首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因此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要重视，而这正是经济所的最大优势，应当牢牢把握。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种路数，一是从历史学的路数，一是从经济学的路数。经济所擅长是从经济学的路数切入，将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通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来讨论经济理论。现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实在太少。其实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相关著作，里面均大量使用经济史的资料，例如讨论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采用经济史的资料和方法，因此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经济史的研究门槛高，出成果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经济史研究很有价值，往往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能够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武力研究员进而指出，通常我们将仅仅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为了研究人类各种社会形态，既包括前资本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形态。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定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特性和历史特性。恩格斯希望将唯物史观用到更长的时段，尤其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如何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把这个工作起了个头，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其实是承继了马恩的研究思路，不仅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预测。当然，斯大林的提法是否合适，如此修正，这个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但是无论如何，分析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体经济史”，这个工作必须要一直做。 
     
    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概念理论之外，实践层面也需要加以观察思考。武力研究员重点提到了1959年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认为教科书里面大量讲了“应然”，但在“实然”方面讲得太少。今天重提广义政治经济学，一个原因是，既然要讲“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那么就要做理论方面的归纳，同时要回头看看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做到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的一致。这项工作今天开展正逢其时。长期以来，国内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突破创新，大量借鉴引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概念，与中国的实践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和西方差别太多。简单用现成的理论概念去套，容易出问题。因此，今天着重要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当前，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三大紧迫任务，更要加以重视。1、保持不变颜色；2、共产党必须要驾驭资本；3、全球化的挑战。这几个问题都和广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加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把握发展方向，更好地引导全球化。要知道今天中国的很多现象既是新问题，也是历史上已经有的问题。 
     
    武力研究员最后强调，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先入为主，要论从史出，不能史从论出。在对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之后，应当提出一些理论框架。目前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各方都公认的框架体系。既然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不好，那么还能用什么框架呢？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有理论抱负，结合实际经验，希望能够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家胡家勇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赵学军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徐建生主任做了精彩点评。胡家勇研究员在结合《资本论》阐述了经济学与经济史结合的必要性之后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太注重数理模型的分析，对于政治的关注太少，首先要知道政治是什么，然后才能讨论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治所影响。赵学军研究员认为，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包容的意识，不要轻易地排斥别的观点，尤其应当注重与政治学、社会学的交流。例如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公有制，虽然存在经济核算不清、生产激励不足等问题，但至少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重新观察审视经济史。徐建生研究员认为，从经济史的情况来看，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并不相同，有些差异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因此应当多方搜集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有些可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问题，有些可能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这个应当加以区分。  
     
    与会学者针对武力研究员的报告，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武力研究员逐一给予了回答。论坛主办方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的陈昌兵研究员、王瑶副研究员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如何实现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结合提出了一些看法。有着经济史背景的《资本论》研究室林盼助理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1949年后，而是应当跨越新旧中国的界限，讨论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问题。 
    最后，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代表论坛主办方做了总结发言。郭冠清研究员在充分肯定武力研究员对经济学与经济史结合所做的贡献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在我国对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认识有着广泛的共识，改革开放之前许涤新、王亚南等前辈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做了大量的探索，但是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迄今已出版的三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政治经济学与历史是脱节的：我们在讲政治经济学时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而在实际政治经济学中这种历史性却很少存在，充其量只是在经济体制或其他内容中注入一点历史元素，而且往往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甚至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叙述中历史虚无主义安然并存于同一部著作或教科书中。长期以来，由于对《资本论》中研究对象的关键词翻译的错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应该翻译为“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一般称之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错误地隔离开来，把政治经济学“历史性”演变成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而忽视了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是历史科学这一基本的逻辑。而在我们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另一端，由于坚信（亦或意识形态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演变成一个“超越历史”的“科学”。 
     
    郭冠清研究员在总结时指出，智库名家论坛第一讲和第二讲之所以都选择了与“历史”有关的主题，就是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或经济学研究时，能够坚持《国富论》中开创而在《资本论》中更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结合”方法（萨缪尔森称《国富论》为“经济学编年史”，熊彼特称《资本论》实现了“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化学融合”）。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