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诠释中国经济“新常态”

     两会期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媒体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的文章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几个方面入手，诠释了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而他在《经济参考报》上的文章《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则提出，要把新常态变成新的机遇，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改革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
     在2015年3月9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大家手笔”栏目发表的文章里，蔡昉指出，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2013－2023年的5%，然后进一步下降到2023－2033年的3%略强。其预测依据是所谓的“趋中律”，即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种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大体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类似的统计分析也显示，在人均收入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时，大多数经济体遭遇了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的命运，平均从6%－7%下降到略高于3%的水平。这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是，这类预测既没有对中国经济减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明显低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虽然正在经历下降过程，但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将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年度潜在增长率，1995－2010年为10.3%，“十二五”时期为7.6%，“十三五”时期估计为6.2%。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再为中国赢得接近2个百分点的额外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7%左右这样一个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近年来仅略高于3%，是各国经济不同增长速度的平均值，而不是各国经济增速一概略高于3%。我国经济增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上下哪个位置，绝不是由什么统计“规律”先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政策应对。全面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理解我国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并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对“新平庸”的超越。
     认识新常态，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其“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这就是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经济增长减速主要不是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新常态下，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
     适应新常态，需要加快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0年以前，我国人口转变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机会窗口为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积累率以及高资本回报率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使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些增长源泉或者消失或者式微。只有使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更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增长源泉，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
     引领新常态，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动力转型，提高潜在增长率。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信心维持中高速增长，超越国外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新平庸”。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将继续为我国带来开放红利。其次，从人均收入和科技水平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仍然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消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和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进而从双重改革红利中获得增长潜力：通过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形成新的增长源泉。
    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在3月10日《经济参考报》头版发表的文章中，蔡昉表示，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和事实起点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对经济减速目前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需求的因素，是周期性的减速，不是长期的，增长速度还会因为一些周期因素的改变而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另一种则认为是供给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如何判断减速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不同的政策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当认为减速是需求因素造成的话，自然会采取一系列刺激需求的办法。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如果过度使用刺激需求的举措，可能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其一，进一步软化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会因为刺激政策而导致预算约束软化，竞争力缺乏，在极端情况下企业会变得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其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很多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杠杆率很高，尽管经常说风险可控，但是风险可控的前提是风险已经存在。其三，从制造产品到基础设施的全面产能过剩。我们都知道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于基础设施来说，并不是造好就万事大吉，如果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其实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除此之外，过度刺激还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刺激政策看上去对就业很有好处，而事实上，当把大量半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都吸引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中，这些行业又会形成产能过剩，一旦遭遇冲击，这些劳动力就会陷入周期性失业状态。因此，如果一味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将导致一系列错误结果，令经济增长减速变成停滞，导致中国经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正确认识和主动应对新常态，则可以把新常态变成新的机遇，从而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认识到这种新常态，有助于我们通过改革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获得改革红利，立竿见影地得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传统的刺激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在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给企业补贴，给它非常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
     从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其实是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连接的。在旧常态下，我们很容易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意味着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经过重新配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提高了。但是，在新常态下，这种机会将大大减少，于是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哪个企业生产率高，哪个企业就得到发展、得到扩大，进而可以把别人的生产要素拿来使用；如果企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缺乏竞争力，就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将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常态要求。
     这个时候，政府既不能用传统的体制去保护企业，也不能用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去保护，或者过于主观地通过产业政策去保护。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改革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蔡昉    新常态    经济增长    深化改革    投入驱动    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