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富华等：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的国际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陆明涛（金融所），张平（经济所）的最新研究认为，基于多国历史统计数据分析，通过对增长核算框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各个因素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1）在经济追赶国家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演变过程中，城市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统计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共同决定了结构性减速的必然趋势。（2）对中国而言，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3）中国工业化时期高增长路径达成，是靠投资、劳动力等要素推动，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效率问题是未来增长转型的重中之重。
     袁富华等认为，2012年以来的文献有不少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增长减速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这种结构性减速被认为是大规模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时期的一种客观趋势。对于在较短时期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并向大众消费时代迈进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由于投资增速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减速比较容易理解，但减速背后的更多的因素还需要甄别。
     袁富华等探讨了经济减速的三重结构性冲击：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投资下降的增长冲击；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增长冲击；产出的资本弹性下降或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的增长冲击，这三类冲击均发生在中国长期增长曲线之上。其研究不仅仅囿于标准增长核算框架下资本、劳动和要素弹性的数据模拟，更把分析重点更多集中于要素动态的一些结构性诱因，尝试对要素如何变动的一些“底层因素”给出说明。其思路是：通过经济历史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观察增长核算框架下资本、劳动、要素弹性等因素的变化趋势，突出经济增长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转型、要素份额等结构性因素在理解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接着，把国际比较的一些有益启示，用于中国增长问题和未来增长预期。国际比较所揭示的结构性冲击，使得未来增长分析逐渐摆脱了简单统计外推方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增长曲线的模拟视野。
     袁富华等人认为：（1）导致长期增长减速的三重结构性冲击显著存在。具体表现为：第一，若把投资率变动放在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经济追赶国家在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演过程中，工业化阶段及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完善，将牵引投资率发生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的变动，投资率与城市化率的倒U型统计关系以及投资率与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倒U型统计关系显著存在。第二，人口转型的国际比较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观察视角由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平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从世界平均水平看，1960-1990年，世界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呈现了大幅上升的趋势，1990年之后人口红利的贡献下降，这种趋势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一致。第三，随着人均GDP从低向高爬升，资本弹性数值发生从高向低的下降。可以想见，当追赶经济体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结束，进而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伴随高收入阶段发生的资本弹性下降，所谓结构性减速的发生是一种必然趋势。（2）上述资本、劳动、要素弹性参数变化的统计事实，用于类比中国增长趋势。总体结论是，随着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的演进，中国投资增长下降，这种趋势连同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面对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3）中国工业化时期高增长路径达成，是靠投资、劳动力等要素推动，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效率问题是未来增长转型的重中之重。
     袁富华等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投资率随城市化提高而下降、人口结构变迁和要素弹性逆转的三重冲击下，中国经济正逐渐经历结构性减速的过程。增长速度随着增长阶段的提升而逐渐下降早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共识，美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展示了这一典型事实。但是，对于中国现阶段而言，过快的经济减速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的结构性减速，成为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首先，由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是长期增长要素的三重冲击，而这三重冲击是不可能避免或逆转的，因而如何合理应对三重冲击，并依此调整各项经济政策与方针以适应新的增长形势，是长期结构调整所应当认识和做好准备的。由于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率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变得日益有限，这表明在新的经济增长阶段，用于城市化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的投资变得不那么紧迫，经济中对物质资本的需求已经逐渐下降，同时，由于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单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大幅降低，因此这一阶段已经不能再通过大规模物质资本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圈地造城的城镇化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有限，反而只会造成资本无效积累和冗余。因此，需要将经济发展战略由物质资本转向其他方面，如推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这意味着财政体制和政策框架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变化。
     其次，由于受劳动大量投入冗余影响，我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多年来都保持低位。这表明我国经济中存在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劳动资源、资本等配置的不合理。政府要实现经济在结构性减速过程中实现平稳转型，就需要通过结构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要素和技术发挥促进经济的作用，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高中短期经济增长率。
     最后，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较快提高，政府一方面要迅速适应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建立在经济适度放缓条件下的财政和行政工作体制，以减少经济减速对政府公共职能履行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从较短的时期来看，为了应对中长期结构性减速带来的挑战，政府需要迅速行动的是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加强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与制度建设，尽快建立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技术效率得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得到合理回报的市场机制。
    （注：在2014年11月29日于厦门召开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上，袁富华报告了此项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为研究成果的概要。）
    关键词    结构性冲击；增长效率；结构性减速；全要素生产率
    （编稿、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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