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经济发展不怕慢，就怕走弯路”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不久前，张卓元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长青树”，他是敢于挑战传统的“求索者”，曾在价格改革、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等领域，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法；他是中国改革智囊的“稳健派”，曾多次上“玉泉山”，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献策国家改革路线图。
    治学：坚持真理系学者本分
    在外界对张卓元60余年研究贡献的诸多评价中，他讲到自己最为看重的是关于“稳健改革”的思想主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稳中求进”不仅是改革所需的基本思路，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底子”还很薄，快速转型、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无异于“休克疗法”，将给改革带来巨大风险，而“稳健”则能保证改革目标的有效达成。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健，尽量避免以通货膨胀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不可过分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否则容易留下“后遗症”，这方面的教训不容忽视。
    关于张卓元主张的“稳健改革”思想的形成，张卓元谈到：“首先可能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旧社会，16岁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心丧失和社会动荡。后来学习经济学，了解到国际经济学界也普遍认为经济稳定优先于经济增长，稳健的经济发展从长远看是更有效率的发展。再后来，通过总结我国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我进一步明白“经济发展不怕慢，就怕走弯路”的道理。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身为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也应当考虑社会的承受力，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个基本理念不可或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张卓元不断提出冲击传统经济体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当时，面对外界压力，张卓元勇于标新立异、敢于争鸣。在这个问题上张卓元说：“我能够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的老师孙冶方先生影响。孙冶方先生是那种只要他认为正确就一定会坚持的人。“文革”前，他顶住被批判的压力，坚持给中央写改革建议。我深受他的教诲，相信坚持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和操守。因此，尽管当年有关部门已将“生产价格论”定性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我还是壮着胆子与何建章联名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不过，我也做了一些“妥协”，当时发表文章用了化名“张玲”。”
    改革：把归市场管的交还市场
    2013年张卓元参与起草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引起极大反响。对于改革将往哪个方向走？张卓元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我国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这只手伸得太长，而另一只手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则伸得太短，存在一方面越位而另一方面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把市场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归还给市场，而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由政府真正管起来。再者，要健全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在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且价格这个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不失真的情况下，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此外，还需重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为经济增长、税收、就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发展也有利于让有限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决定》中有关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提法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张卓元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企改革、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以及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改组、与其他资本平等竞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与此同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企业内部实现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受益，因此对民间资本也是有利的。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
    未来：梳理中国经济学发展史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张卓元便致力于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之路。张卓元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目前还在不断实践和丰富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探索是否完全站得住脚，还有待实践检验。唯有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之后，才能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
    对于未来的研究计划，张卓元说道：“毕竟年纪大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已无法胜任。我还会继续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我从1955年开始就一直承担《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各种争论和前沿动态，以及我国经济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比较了解，在这方面也算有点优势，希望能利用起来。因此，除了之前编写的《中国经济学6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两部文集外，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我国经济学发展历史的梳理方面。”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1月8日第546期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