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于光远

                              朱玲*  
     2013年9月28日下午我从乌克兰归来落地首都机场，29号早晨去所里看到于光远先生去世及30日举办告别仪式的公告。今天一大早就赶往北京医院去鞠躬告别，因为于老是在我专业起步阶段给予过帮助的人。
     回想上世纪70年代在工厂自学时，从阅读苏星和于光远两位先生编写的小册子入门学习政治经济学，对他们一直充满敬仰之情。那时我的选择很不受人待见，因为与矿区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恰好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的姨姨姨父来我家作客，父母跟他们提起此事。姨父说跟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夫人同事，她是厂子的党委书记。我就请姨父把一份合著的《<资本论>第一卷纲要》手稿带给于先生看，还附上一封信求教。不久“文革”结束，于老在百忙之中写了一纸鼓励的话语。这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在1977年底考取西北大学历史系后，又于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从此走上专业学习和研究道路。导师曾启贤教授说过，破格录取朱玲一是因为欣赏她自学的勇气和考试成绩，二是因为于光远那纸“大草"。
     我对于老的感激之情自然发之肺腑，1981年进入经济所时还跟董辅礽老师提起这段往事。董老师当即表示：”光远现在特别忙，不过我跟他很熟，可以带你去他家道谢。“  我想了想谢绝了董老师的好意，说等到稍有专业成果的时候再找机会拜访。1996年我和农研中心一位同事合作的扶贫研究成果荣获孙冶方奖，那本专著由杜润生同志作序，所以我们便趁机请杜老邀了于老一道在西四一家杭州菜馆晚餐，董辅礽老师和其他几位经济所前辈作陪。此时我才找到机会当面向于老致谢，可他早忘了帮助过朱玲的事了！
     也就是这次晚餐聊天中，我才见识到于老是多么的才思敏捷激情澎湃。从他和杜老的对话中得知，上世纪30年代他们在北平（京）上大学时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此后于老去了延安，杜老奔赴太行山。他俩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此间各有人生起伏，但谈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坚定不移。说起改革的方向和国家的前途，仍然赤子之心一片。听席间这些前辈纵横议论，那可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更有趣的是，在谈话最热烈的时候，杜老站起身来看了一眼于老说道：“散了吧！我这位朋友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思想活跃得很，还想从苍蝇身上提取蛋白质解决人类营养不足的问题呢！”于老一边辩解一边笑，随之向大家告别。
     这次聚餐一晃过去了近20年。今天去向于老告别时，多年前那一幕温馨愉快的谈话仍旧历历在目。在“文革”结束之时，于老为启动中国经济改革在理论界冲锋陷阵，董辅礽老师说“光远是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这句话一点儿也不为过。进入暮年之后，于老的亲历记录和个体感悟，又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和人生智慧。他是用自己的理想、正直、勤奋、执着和知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光彩一笔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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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邮编100836。
                     （2013年10月1日凌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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