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国) 香港:不容易读懂的城市 中国的香港特区,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的面积仅1,104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北京市的十五分之一,总人口只有700万人(2009年底为702.64万人),可谓“弹丸”之地;而相对繁华热闹的港岛和九龙,则分别只有80.6和46.9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它又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即使同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其不少经济指标亦毫不逊色。 香港社会,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奇怪而又和谐地共处兼容;行色匆匆的白领、步履蹒跚的拾荒阿婆,周末遍布港岛的菲律宾籍家佣、神情严肃的巴基斯坦籍保安,粤语、英语、普通话相互交织的对话等,遍布香港各处。似乎有点乱,却又相互交融,互不妨碍,秩序井然。 尽管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业和转口贸易造成了不小冲击,但目前服务业仍占GDP逾九成(2009年为92%)。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是香港经济的特色,同时也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在人才问题上,香港似乎同样不容易读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经历了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北移,造成传统产业、低教育程度人口明显过剩,高端人才供给相对不足。然而,不论是多数市民的现状和态度,还是政府部门的有关政策,似乎都是南辕北辙。 香港的“人才悖论” “悖论”反映的是“无奈”甚至“嘲讽”。提出“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缴械投降”,但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心结和希冀:解释不到,但渴望解释!尽管如此,我还是愿用“悖论”一词,因为没有其它词汇能够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觉和心情。一方面,多数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同香港经济的发达程度不相称;另一方面,香港的“移民”政策,至少从实际效果看,似乎是特别“鼓励”低学历甚至文盲人口! 刚到香港不久就感觉到,如果说中国台湾地区以大学生为主,那么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则分别以高中生和初中生为主流(相对而言)。为了避免主观误导,写作此文时,随手查阅了当地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还真是如此。以2008年为例,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澳门为16岁及以上),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为17.9%、14.3%、32.4%和35.4%,香港分别为23.7%、16.1%、35.7%和24.5%,而澳门则分别为21.8%、30%、27.3%和20.8%。当然,在计算香港市民受教育程度时,此处将中六、中七(相当于“预科”)计入高中(中四、中五)一组;不过,即使将5.4%的“预科”计入高等教育一组,高中(30.3%)仍然超出高等教育(29.9%)所占比例。 澳门经济较小,且产业结构有特殊性,暂且不论。就台湾和香港而言,2009年台湾地区的人均GDP为17,660美元,而香港地区则高达3万美元(以政府公布的临时数字233,239港元和平均汇价7.752计算,为30,087.6美元)。显然,至少同台湾相比,香港市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同其经济发展水平亦是不相称的;而香港经济的特点(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结构特征(服务业主导),本来对教育程度应有更高要求。 奇特的“移民”政策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谈不上“移民”问题。不过按照《基本法》第154条的规定,国家依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赋予特区政府享有出入境管制方面的自治权,故为讨论的方便,暂以“移民”一词称之。 香港有种类繁多的“移民”安排,鼓励高素质人才到香港安家落户。不过,透过表象看本质,从实质效果看,似乎低教育程度的“移民”数量占据绝对优势。不考虑访港旅客,以及外地劳工(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1,388名)、外籍家庭佣工(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257,872名)等短期佣工,以及“专业人士和投资者”(2008至2009年度为22,815名,涉及100个国家和地区)等短期或长期佣工,香港的“移民”主要有如下三类: 一是各种高级人才的引入,他们大多数是高学历的高级专业人才,包括“海外中国专业人才”、“在本地教育机构毕业的内地学生”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截至2009年3月31日分别为2,525名、1,842名和1,058名。他们都是政府为提高香港经济竞争力而竭力吸引的人才,但迄今总人数总共不过5,425人。 二是基于社会民生方面的“移民”,主要包括“受养人来港”和“单程证来港”两种。他们规模颇大,仅2008至2009年度就分别有20,691名和39,272名,一年总共近六万名(59,963)。不能排除这些群体中不乏高素质人才的可能,但至少专业技能和学历等不是考察标准,事实上不少属于低教育程度群体。 第三种“移民”,在学历或技能方面似乎是中性的,不太好判断。他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是企业因工作需要而申请的工作“移民”,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28,249名;二是透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来港的“投资移民”(下限是650万元),截至2009年3月31日共4,768名申请人获批准,投资金额总值为268亿元(包括家庭成员,故人均投资额略低于650万元下限)。 简言之,如果不考虑访港旅客、短期佣工和专业技能不详的第三类“移民”,上述第一种高级人才远远少于第二种基于社会、民生和家庭因素的“移民”,在数量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即使是第一种“移民”,其中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的人中,歌星、演员、运动员等知名人士亦占了很大比重,同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 旁观者的困惑 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称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移民”政策对低教育程度人士的“鼓励”等,似乎同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状况存在矛盾。按理说,这样的群体,由此决定的主流民意,以及据此产生的政府政策,应该很难尽如人意、至少缺乏远见了,但事实上又不是。刚来香港的时候,我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及相应政策,进行过多方面考察;最初觉得有不少问题,但分析结果却是:即使不是最优,也至少属于次优;任何争论,似乎各有一半道理,进一步的帕累托改进似乎很难,包括讨论了几十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最低工资”等。 在经济分析中,“假设”是学者的懒惰和“托词”,是不得已的最后逃遁之门,无助于解决“困惑”。当然,这些困惑有点像是我等旁观者的“杞人之忧”,大多数香港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仍然悠哉乐哉,经济仍然发展、社会依然繁荣。虽然如此,困惑不解,终不难释怀,于是有机会就竭力寻找现实解释。 最初的解释,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的勤奋务实传统与英国“较真”“法治”精神的交融;香港人不重视正轨教育(或许机会成本太大),但重视有针对性的在职培训;经济自由、法治精神、“大市场、小政府”理念等,充分激发出“看不见的手”的活力和潜能等。这些解释,或各为部分原因,但仍不足够。昨日(2010年3月24日)看到的一则新闻,则添加了另外一种解释,这也是促成此文的原因之一。 一则新闻的启示 3月25日,香港各主要报纸,纷纷以半版篇幅报道了一则新闻。这不是什么大新闻,但对香港市民来说,它同争论了十几年的“西九”有关;对我而言,同解答上述“困惑”有关,故引起了我这个“旁观者”和广大香港市民的普遍关注。 香港寸土寸金,大片可开发土地已不多,尤其是在九龙与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两侧。1998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了“西九文化区”概念,拟以九龙西南端的大片待开发“填海区”,打造香港的文化娱乐区,助推香港成为亚洲的文化中心;此后,出于对“官商勾结”、“浪费公帑”等方面的担忧,“西九”持续成为香港的争论焦点。最后,政府确定了斥资216亿港元自行发展的方案,并于去年全球“悬赏”,招聘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 3月24日中午,政府决定任命谢卓飞担任西九行政总裁,今年8月份履新,任期3年,外界估年薪350万。香港媒体将谢卓飞誉为当今世界“艺术管理猛人”,据说位列英国艺术管理人才“top4”。谢卓飞于1990至1995年任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音乐总监,1995年至2010年任地处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的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艺术总监。考虑到巴比肯中心与“西九”概念相近,再加上谢卓飞经验丰富、15年来管理成效显着,故在7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者中,最终胜出。 在香港,全球“悬赏”不是什么新鲜事,香港的政府、公营机构乃至企业,特别喜欢全球招聘。去年,港交所以720万年薪聘得前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采用的也是全球招聘模式。由于薪酬优厚、机制严格,多数情况下能够招聘到理想的全球顶尖人才。目前,香港同全球逾170个国家和地区有“免签”安排、出行方便,再加上税率低、薪酬相对优厚等,对各类高级人才有一定吸引力。 除了高级人才全球聘请,香港的在职培训非常完善。一方面,香港有大量的在职培训机构和政府鼓励计划,如香港公开大学、职业训练局、制衣业训练局、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毅进计划”、“展翅计划”等;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顶尖机构,在港设有分支机构,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项目,提高员工的实用技能。 由于各机构高层能够汇集全球顶尖人才,中层甚至基层员工有完善的培训机制,且各类制度、指引相对完善详尽,因此,尽管多数员工的学历不一定很高,但在政策合理、指引明确的情况下,由于员工具备良好的实用技能与敬业态度,相应的营商手法、工作效率和业务水平等均有相当保障,并以此为香港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结语:一点感触 或许是“高中”为主导的原因,香港人不爱看书:即使看书,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不论是书展还是书店,风水、美容、保健之类的书,至少占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香港期刊杂志约有788种、报纸53种(2004年数字),但基本以图片和标题为主,人们似乎懒得看文字。看书的目的,似乎以娱乐和实用为准,很少像我们那样寻找思想启迪或专业知识,他们似乎既无时间、又无兴趣。 或许工作压力太大之故,港人似乎比较爱“赌”。在国际金融中心中,香港在牛熊证和窝轮(均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面稳居全球首位,多数是持货不过夜的“短炒”。每到“马季”,无数市民将“赛马会”堵得水泄不通,纷纷手持sun或apple报纸的赛马版,聚精会神地计算赔率等,一弄就是大半天。 在电视上,香港股评人的基调,似乎以劝阻散户(小投资者)为主,时刻提醒市民提防成为大户“点心”,股评人胡孟青女士的“你玩股,股玩你”更成为名言。内地似乎相反,不少股评人有点像“卖膏药”的,言语极具诱惑力,似乎以鼓动散户入市为主。换句话说,香港市民爱冒风险,政府和专业人士有机会就提醒之,但仍无阻他们的热情;内地民众似乎相反,即使股评人用尽浑身解数,不少人仍不知股市为何物。 然而,就是这样的群体,这样的市民,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令世人刮目相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屡屡遭受重大冲击,但不仅能够迅速恢复元气,而且能够快速转型,再创新的经济奇迹。例如,二战期间,香港外贸几乎全部停顿、工业生产急剧萎缩,但战后迅速崛起为全球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但几年工夫就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转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香港经济很快转向了多元化,开始向服务业转型。即使后来的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香港的复元能力和速度都是惊人的。在上述过程中,有内地支持的因素,亦有香港自身的特殊因素。 香港的许多问题,初看起来,似乎不尽合理;仔细琢磨,所谓“摁下葫芦起来瓢”,多数情况下还是维持现状的好,香港的人才问题就是一例。这也是对香港问题,看得多、想得多,但往往难以下笔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当年提出“看不见的手”,确实是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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