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革劳动方式应对劳动力不足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26期（总第1731期）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日本改革劳动方式应对劳动力不足 全球经济复苏“普遍而稳固” 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 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9% 增幅超预期 韩国和台湾快要掉进“高收入陷阱”
    经济热点
    日本改革劳动方式应对劳动力不足
    [摘要：日本政府3月28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劳动方式改革实现会议”，汇总了包括改变长时间劳动和导入同工同酬等内容的执行计划。决定改变公司正式员工的长时间劳动等二战后日本企业在员工雇用方面的惯例。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中岛裕介认为，单纯改善劳动者的待遇，不提高生产效率的话，将无助于提高日本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日本政府和民间有必要携手不断推进旨在提高日本经济实力的“新的劳动方式改革”。]
    日本政府劳动方式改革的具体执行计划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17年的国会上提出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律的修正案，力争从2019年度开始实现改革。不过，单单依靠这一改革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尚欠缺力度，现实依然存在课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3月28日的会议上表示，“这是为改变日本的劳动方式而迈出的历史性一步。2017年将成为出发点”。同时还表示，“法案无法通过的话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将全力以赴”，指示内阁成员尽快提出相关法案。
    劳动方式改革是安倍亲自主导的政策。2016年9月组织专家等设置了“实现会议”，讨论改变长时间劳动，以及改善与正式员工存在差距的非正式员工的待遇等。
    2016年年底安倍政府制定了同工同酬指南，2017年3月又就设定加班时间上限一事在政府与劳资三方之间达成了一致。此次汇总执行计划中包含这些成果。
    在讨论上花费了较多时间的是改变企业员工长时间劳动的措施。设定的加班时间上限“原则上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如果劳资之间签订协议的话，允许每年最多加班720小时。在特别忙碌的月份，作为特例只要加班时间不满100小时即可获准。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连”认为企业员工的工作自由度会因此受限，对设置上限持慎重态度，但在安倍首相的裁定下确定了加班时间上限的设定。
    另外，还讨论了改善占整体员工近4成的非正式员工的待遇。通过导入同工同酬制度，将彻底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不合理的待遇差别。工资和福利待遇也尽量消除差别，对于采取差别对待的企业要求尽到解释责任。
    加薪也被视为重点课题。在2016年秋季的实现会议上，安倍亲自要求劳资双方在2017年的春季劳资谈判中“至少要保证与今年（2016年）一样的涨幅”，实现了4年连续提高工资标准。此次的执行计划中规定以年率3％的涨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力争使日本全国加权平均值达到千日元。
    提高员工待遇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关于扩大就业以及让人才向增长产业流动、提高就业流动性的讨论并不深入。再就业支援和提高女性活跃度等政策仅停留在增加企业补贴的层面。关于利用IT技术在家办公以及作为兼职和副业的劳动方式认为有必要导入，但具体推进政策等将在今后讨论。
    日本政府4月以后将在“劳动政策审议会”（日本厚生劳动相的咨询机构）上再次确认改革的方向性。之后，将在2017年的国会上统一提出相关法律修正案。计划2019年度付诸施行。在截至2026年度的10年里，将通知企业导入相关制度并检查改革内容。经团连会长榊原定征在28日的会议结束后表示，“在法案制定等方面希望认真参考劳资协议”。
    日本劳动方式改革的9大措施内容
    日本政府3月28日汇总了劳动方式改革实行计划，提出了9个改革方向：
    第一、非正式员工待遇的改善。针对日本企业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过大的待遇差距，导入和雇用形态无关的同一劳动同一工资
    第二、提高工资。对于希望摆脱通货紧缩的安倍政权来说，企业的工资提升和与此相对应的个人消费的扩大是生命线。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每年上涨3%左右，将每小时平均报酬从2016年的823日元推高到1000日元
    第三、纠正长时间劳动。设定带有处罚的劳动时间上限。规定加班时间上限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
    第四、帮助转职、再就业。日本企业至今多采用终身雇用制，这不利于劳动者再度进行挑战与选择。
    第五、灵活的劳动方式。日本要推进兼职、副业和遥控工资，承认兼职与副业，认为可促进创业和技术开发。
    第六、女性和年轻人发挥能力。为了完善女性、年轻人发挥能力的环境，在一度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能顺利再次工作，将在能力培养方面加强支援。
    第七、促进老年人就业。目前日本每年约有50万规模的人退休，70%的日本老年人希望超过65岁以后继续工作。改革计划将对员工65岁后继续雇用等进行支援。
    第八、养育、护理与工作两立。为了能让养育子女、护理与工作两立，日本计划改善保育员和护理人员的待遇。对所有保育人员实施2%的待遇改善，对护理人员每月增加1万日元收入。
    第九、接纳外国人才。但日本经济界目前对接纳外国人持慎重态度，担心引发治安问题。
    日本劳动方式改革的真正目的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中岛裕介撰文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重申“推进基于劳动者立场的改革”，但不得不说这一点并未完成。即使单纯改善劳动者的待遇，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的话，将无助于提高日本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日本政府和民间有必要携手不断推进旨在提高日本经济实力的“新的劳动方式改革”。
    此次日本政府汇总的执行计划针对育儿、护理和工作的兼顾、促进老年人就业等雇用领域的9项课题全面提出了对策，这一点意义重大。雇用制度改革经常因劳资对立而遭遇挫折。可以说此次由日本政府形成首相主导局面，为解决劳资之间无法解决的未决问题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点上迈出巨大一步。
    不过，日本需要的劳动方式改革不仅仅是善待劳动力。日本经济的弱点在于人口减少加速，如果置之不理，潜在增长力将持续低迷。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举劳资双方之力推动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就业，提高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包括伴随“阵痛”的改革在内，日本政府有必要完善旨在提高日本的劳动能力的规则。在此次的实行计划中，税制和社会保障的改革仅为抽象论。但是，如果要促进老年人和女性参与劳动，养老金的给付起始年龄和配偶扣除调整的讨论将难以避免。即使是不受欢迎的政策，为激发广泛阶层的工作意愿，也必须讨论是否实施。
    法国和德国等受生产效率低迷困扰的国家跨越劳资的对立，向放宽解雇限制和规则的明确化发起了挑战。而日本仍处于落后一圈以上的状态。在完善职业训练等安全网的同时，加强促进劳动力转向增长产业无疑是日本面临的课题。
    对于劳动方式改革的目的，如果将目光从“保护劳动力”转向“提高增长力”，日本政府应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仅是企业，劳动力也需要做好持续磨练自身能力的准备。在维持良好劳动环境的如今，更应该挑战提高每个人劳动能力的改革。
    劳动力不足让日本看不到未来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4月10日发布的“日本未来推算人口”数据再次显示出，日本正在朝着全球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国家行列迈进。虽然与5年前的推算数据相比，预计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将放缓，但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生产年龄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没有改变。如果不采取少子老龄化对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生产效率提高政策等根本性举措，日本将无法迎来充满活力的未来。
    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劳动人口将大幅减少。据推算，2065年日本15-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成。预计到2040年生产年龄人口也将比现在减少2成以上，减至5978万人。当前生产年龄人口正以每年超过50万人的速度减少。从推算数据来看，预计未来20年生产年龄人口将大幅减少300万人。
    目前日本的建筑、运输和护理等行业的有效求人倍率（即有效职位数量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已经超过3倍。如果人口持续减少，需要大量人手的行业将难以为继。从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革新成为当务之急。
    在护理行业，正在推进活用IT和引入护理机器人等举措，但是劳动力仍赶不上随着高龄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增长的需求。在运输行业，正加紧推进部分取消指定配送时间服务等业务调整，但是只要配送件数不减少的话，以目前的人手维持一定的服务水平将十分困难。
    劳动人口的减少对日本经济整体造成的冲击也很大。日本内阁府2014年的推算数据显示，日本人口在以目前的速度的减少、生产效率也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204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将陷入负增长。相反，要想将2040年代之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5-2%的话，必须维持1亿人口，并将生产效率提高至全球顶尖水平。
    据日本生产性本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按购买力评价换算）为7万4315美元。在七大工业国（G7）之中垫底。要想追赶在G7中位居首位的美国，必须将日本的生产率提高至1.6倍。尤其必须提振生产率低下的服务行业的生产率。
    虽然快速见效的药方不多，不过有必要让女性工作、维持家庭的经济力，并加紧完善育儿环境。双职工家庭出现增加的话，日本的生产率有望提高，劳动力也很可能出现增加。
    在日本自民党内部，为了推进保育和幼儿教育的免费化，从国民和企业征收保险的“儿童保险”构想浮出水面。虽然尚不确定能否实现该构想，不过为了促进女性参加工作，有必要出台大胆的政策，让年轻人可以安心生育。
    除了女性外，让更多人参加工作的对策也不可或缺。提高退休年龄，增加老年人的就业，调整配偶者控除制度，促进主妇就业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此外，不局限于时间和场所工作的人也有增加的余地。在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有必要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国家和企业的增长力。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全球经济复苏“普遍而稳固”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英国《金融时报》联合编制的一项追踪指数，在世界经济遭遇金融危机近10年后，全球复苏终于变得“普遍而稳固”。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之前发布的这批研究发现，将加强人们的乐观情绪：世界各地多数经济体出现了一致、但远非亮丽的复苏迹象。但人们仍担心，政治不确定性仍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偏离轨道。
    布鲁金斯学会－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标”（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简称Tiger）显示，近几个月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都已明显提速。涵盖所有大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该指数，把有关全球经济和各国实际经济活动、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多项不同指标与其历史平均值进行了比较。
    Tiger指数表明，自2015年油价下跌导致产出下降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显著提速。去年此时，新兴市场增长指数曾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但如今已攀升至2013年初以来未曾见到的水平。
    中国和印度似乎已挺过了最近的艰难时期，增长指标都已高于本国的历史平均水平。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6.7%，为1990年以来增速最慢的一年，而去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企图消除经济中的现钞，一度令本国经济承压。但多项指标显示，如今两国的增长正在提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4月12日在布鲁塞尔智库布勒哲尔研究所（Bruegel）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经济正加速增长，但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加剧令全球经济面临重陷困境的风险。拉加德发出上述警告的背景是，美国经济走强且新兴市场出现反弹。拉加德的该警告暗指特朗普政府向贸易伙伴国征收新关税的威胁。
    拉加德发表的书面讲话中称，经过六年令人失望的增长之后，全球经济动能正在增强。与此同时，目前存在明显的下行风险：包括欧洲局势在内的各种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全球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以及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这可能引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破坏性的资本外流。
    拉加德说，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同时有两方面的需要——既需要建立稳健的国内政策基础，又需要坚定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我们需要利用上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创建一个韧性更强的全球经济，同时形成可持续、更持久、更包容的经济增长。
    眼下的好消息是，经过六年令人失望的增长后，世界经济势头正在加强，周期性复苏带来了今后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荣程度提高的希望。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加强，我们也看到，至少在某些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对经济一体化的惠益的怀疑，存在着对七十多年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建筑”本身的怀疑。
    基本趋势是，发达经济体前景向好，原因在于制造业活动增强。经济前景的改善在各国（包括欧洲国家）不乏广泛的基础，尽管一些国家仍然面临债务高企和部分银行薄弱的问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也有利于全球增长。这些国家最近几年推动了全球复苏，2017年它们将继续占全球GDP增长的四分之三以上。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缓解了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困难状况。然而，这些经济体仍旧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比如财政收入预计将远远低于经济快速增长年份的水平。
    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增长的脚步充满活力，这得益于许多国家近年来实施的稳健政策。
    然而，目前显然也存在着一些下行风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包括在欧洲；全球贸易受到保护主义威胁；以及全球金融环境趋紧，这可能会导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破坏性的资本外流。这些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率增长疲软，这一趋势继续对强有力的包容性增长造成严重阻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贸易增长放缓以及私人投资疲弱等问题。如果生产率按照2008年危机前的趋势增长，那么发达经济体的总体GDP将比目前的水平大约高出5%。相当于全球经济中又增加了一个产出大于德国的国家。
    拉加德认为应当从经济政策的三个方面入手：
    一、支持增长，强调生产率
    第一个方面是维持当前的增长势头 。这就要求采取基金组织所谓的“三管齐下的策略”——针对各国的具体需要，恰当组合各项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措施。
    例如，在一些经济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未稳定回到目标水平。这就需要继续提供货币支持，并且更加重视有益于增长的财政政策——例如，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以强化激励，以及在有预算空间的国家扩大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措施应当结合各项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潜在增长率。比如，欧元区采取的一项有效做法是降低进入零售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壁垒。
    更为根本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振生产率。从长远来看，这是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最重要渠道。
    但各国政府应该如何提高生产率？
    首先应当促进创新。例如，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为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税收优惠。如果发达经济体的私人研发活动平均扩大40%，那么它们的GDP在长期内将增长5%。
    除了需要更多的创新，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贸易。贸易能促进创新的共享，并鼓励公司投资于新技术和更高效的商业行为。例如，估计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发达经济体平均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达10%。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巨大收益转化成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今天，之所以数十亿人能拥有更长的寿命并过上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贸易和生产率的力量。
    我们当然也知道，技术和贸易会产生消极的副作用——例如，萎缩行业内的失业，结构性改革给一些群体和地区带来的社会挑战，等等。
    二、提高经济增长的公平性，更加公平地分享收益
    拉加德提到了包容性增长。她认为，如果增长的惠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那么增长就会更有力、更持久，更有韧性。
    虽然技术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仍发现技术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低技能工人收入相对下降的主要因素，而贸易在这方面的作用则小得多。还有人担心，自动化会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增长造成越来越大的阻碍，而我们应更加重视再培训和职业培训、求职援助和搬迁支助，帮助那些受劳动力市场错位影响的人。
    如今，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共债务已经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相当于GDP的108%。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强有力的财政框架，并付出更大努力，将公共债务拉回安全水平，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中。而老龄化社会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养老金体系和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存在的现象。许多新兴经济体也需要为下一代人维持安全的体系。
    三、国际合作：通过已经有效服务于世界的多边框架，开展跨境合作
    要促进更具韧性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开展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际合作。
    例如，通过合作减轻过度的外部失衡极为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实施的不可持续的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合作意味着共同努力，确保各国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和造成竞争优势的扭曲性政策。
    限制贸易是“自讨苦吃”，它会中断供应链，影响全球产出，导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而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我们还需要通过合作来确保金融稳定，包括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用以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遭遇困境时更好地应对资本流的波动。
    为维持金融稳定，我们需要完成全球金融监管 改革。这些规则，尤其是关于银行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的规则，已经加强了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同时也使纳税人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现在已不太可能为银行过度冒险行为付出代价。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反洗钱方面的工作，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更宽泛地说，我们将支持通过改革来加强治理 和打击腐败，包括打击逃税和避税，从而保证所有人都付出他们应付的一份。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那些最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的地区加快提高生活水平。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有助于数十亿消费者充分参与全球经济。
    （综合信息）
    中国经济
    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撰文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
    文章写道，“如果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它就会停下来。”这是以其发明者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命名的“斯坦因定律”（Stein's law）。斯坦因是理查德?尼克松任内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驻美德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补充道：“危机到来所用的时间比你以为的久得多，然后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以为的快得多。”
    这些名言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以政府提出的增长率目标增长，需要迅速提高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这不可能一直持续，因此会停下来。然而，由于中国政府控制着金融体系，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可是，拖得越久停下来，发生危机、增长大幅放缓或两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沃尔夫曾提出，保持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之间金融体系的隔离，符合两者的利益。负债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巨大体量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必须先再平衡其经济并稳定其金融体系，才能开放资本流动。西方金融家对此会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忽略这种局部的利益。
    不过，这引发了一个大问题：中国会实现所需的再平衡么？中国在维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债务爆炸式增长，这在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区危机之前的西方也同样发生过。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篇论文强调的：“在2009年到2015年之间，信贷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大大高于名义GDP增长率及此前的增长趋势。”这一图景与危机前的日本、泰国和西班牙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这些信贷趋势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这一点并非巧合。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总储蓄与GDP之比从37%激增至将近50%。这一异乎寻常的增幅中，约半数为新增的国内投资提供了资金，半数支撑了贸易顺差的增长。接着就发生了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认定其巨大的贸易顺差不再是可持续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中国转而提高了投资。这时中国的投资与GDP之比已经从2000年的34%攀升至2007年的41%，之后则跃升至2010年的48%。
    为实现这一提升，中国当局推动了爆炸性的信贷增长。在2008年以前，中国将储蓄巨额增长附带的信贷激增基本上输出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将之重新输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最近一次分析的结论是，如果中国政府要实现其6.5%的实际增长率目标，信贷增长速度必须达到名义GDP增速的两倍左右。而IMF还表示，信贷的增长又赶上了企业资产回报的下滑、企业信誉的恶化、投资效率的下降以及金融复杂性的攀升。我们在其他地区见到过这种现象。那么中国与它们会有不同之处么？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因为，与日本类似，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债权国家。中国政府控制着金融体系并实施着外汇管制。中国很可能避免一场危机。然而，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将需要以越来越大的信贷扩张实现越来越低的增速。之后，中国的增长也许会在逐渐减弱中停止，而不是骤停。
    逃脱这种陷阱的可能方法是什么？一个选项是政府暂停信贷增长。如果中国的增长仅依赖消费，人们可以预计其降至每年3%-4%。但中国投资与GDP之比仍接近45%。如果增长率这么低，如此高的投资率是不合理的。投资因此将会下降，从而导致衰退。中国政府避免这种情景的唯一方式是接过投资进程，从而使得市场化经济改革作废。第二个选项是暂停信贷增长并通过大幅扩大经常账户盈余让储蓄外流。然而，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贸易磋商表明，这将是不可接受的。愿意并且能够维持相应外部赤字的国家并不存在。第三个选项是暂停信贷增长并急剧提高消费以抵消投资的下降。这里的问题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只是略高于60%，同时私人消费大约占到GDP的40%。按亚洲标准来看，这样的储蓄率并不太高。逾一半的国民储蓄由利润和政府储蓄组成。
    如果人们希望消费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增长，就需要让家庭收入占GDP的份额或者家庭财富占财富总额的份额大幅上升。前者将会挤压利润和投资。后者将意味着将公共资产转移给家庭。两者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看起来都不太可行。因此消费将不会阻止经济停滞。
    最后（或许也是最佳的）选项是中国政府将大量债务放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它可以重组现有债务，未来成为主借款人。中国将会成为不成熟的日本。尽管政府债务将会增长，但这个借款人将是中国最有偿还能力的。与此同时，私人经济将得以根据市场信号做出调整。
    现在，中国只有让债务快速增长才能让增长率超过6%。所有逃避这个陷阱的方法都很艰难。中国经济正在缓慢地再平衡至消费主导模式。但这将需要十多年时间。债务增长能一直持续到那时候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FT中文网，2017.4.13）
    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9% 增幅超预期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4月17日发布的中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工业活动的急剧攀升，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率推升至6.9%。2017年头三个月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关于全年增速将在“6.5%左右”的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7%。3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超过了6.3%的增幅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跃升10.9%。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超过了8.8%的预期。中国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增长，部分要归因于企业债的攀升，中国的信贷继续以基础经济增速两倍多的速度增长。中国的总体负债率正悄然接近300%，其中多数债务集中于企业部门。中国官方增长数据的相对可预测性，掩盖了特定地区或产业的巨大波动。石油、煤炭和钢铁产业长达四年的低迷，令中国北部和西部陷入困境。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资源价格回升提振了经济，帮助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在滞留萎缩区间达四年之久后、于去年9月重返扩张区间。
    （FT中文网，2017.4.17）
    韩国和台湾快要掉进“高收入陷阱”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村山宏认为，韩国和台湾同样掉进“高收入陷阱”的危险性。
    3月10日上午，在决定罢免朴槿惠一事被宣布之前。台湾的网络媒体《联合新闻网》刊登了一篇题为《不管谁当总统 南韩经济都将面临困境》的报道。报道介绍了韩国延世大学金正植教授的说法，称“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年轻一代，将是最优先的国内议题”。事实上，将朴槿惠最终逼至被弹劾境地的是2016年10月底至12月发生的烛光游行。年轻人走上街头，发出了对前总统的不满之声。
    韩国眼下的失业率达到5.0%，单从15-29岁的年龄层来看的话则高达12.3%。年轻人的不满引发了批评朴槿惠政权的游行示威，并点燃了弹劾总统的导火索。如果不能增加年轻人的就业、缓和年轻人的不满，不论谁当上总统，政治都无法稳定。这一点也适用于台湾社会。2014年3月，对当时的马英九总统感到不满的学生占领了立法院，成为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在野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总统的契机。台湾最近的失业率达到3.85%，而从20-24岁的年轻人群来看则高达12.57%。
    韩国与台湾在IT等极为相似的产业上具有优势，同时发展模式也很接近。自19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与台湾均通过被称为“开发独裁”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实现了高增长。由于增长导致的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告一段落，之后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转向了提高经济附加值的方向。半导体等新产业得到发展，同时韩国三星和台湾的宏碁等世界性品牌不断涌现。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将日趋困难。这是因为在与生产成本更低的后发新兴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搞好产业升级，增长就将陷入停滞。这种增长的停滞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增长停滞不前的巴西和马来西亚似乎已掉进陷阱。而韩国和台湾则是并未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鲜有的例子。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韩国名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在1994年，而台湾则在1992年。从2016年的预测值来看，韩国提高至2万7630美元，台湾也达到了2万2040美元。顺便说一下，日本为3万7300美元。韩国和台湾是否自认为己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暂且不说，但至少可以说已摆脱了中等收入水平。两者通过民主化和产业升级的努力，绕开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接下来有可能面临被称为“高收入陷阱”的停滞。
    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追求高学历。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仍然仅为50%，但韩国达到约70%，而台湾甚至超过90%（由于大学的定义不同，数值存在差异）。大学毕业者追求的职业当然是收入高的职业，但高待遇的工作不可能被分配给所有人。制造业企业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剩下的工作岗位将随之减少。年轻阶层的就业问题是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共同面对的课题，韩国和台湾也不能独善其身。
    变成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后老龄化进程也将随之加快。最近韩国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1.17，台湾为1.12，日本为1.46。生育年龄人口（15-64岁）方面，台湾在2016年转为减少，预计韩国也将从2017年开始转为减少。劳动投入量出现减少的话，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减速。从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来看，韩国为2.8%，台湾为1.5%。据推算，当前韩国的潜在增长力在2%左右，已经难以像从前一样保持超过3%的增速。
    如果经济萎靡不振，社会和治安将变得不稳定。政治家为了维持政权，倾向于推行高失业补贴和老年人福利等大规模财政支出政策。不过受经济低迷影响，如果持续推行大规模财政支出，不久后财政赤字就将出现扩大，进而导致长期利率上涨。高利率和高税率将导致企业的投资意愿减退，最终拉低经济增长率。欧美各国之前就曾陷入这种负面的连锁反应。
    为高成本而苦恼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要想维持经济增长，吸纳人工费低廉的外国劳动者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不过过分吸收海外劳动者又可能招致社会撕裂。其原因是如果移民和外国劳动者过多，围绕就业与当地人的摩擦将激化。在欧美各国，应排斥移民和外国劳动者的排外政策获得了众多支持，基于这种情形，估计韩国和台湾也不敢通过大量吸纳海外劳动者来保持经济增长。
    结果，保持经济增长的上策就只有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是最难做到的。在达到中等收入之前还能参考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模式，而到了高收入水平，就必须自主创造增长模式。从日本“失去的20年”这一长期停滞期来看，韩国和台湾也正在步入不是政治首脑更迭、稍微运用政策手段就能确保经济增长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要有已步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的自我认识。如果一直被中等收入的意识束缚，不管是谁成为政治首脑，都无法应对不断逼近的高收入陷阱。
    （日经中文网，2017.4.17）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26期（总第1731期）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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