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投资者重新看好中国经济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24期（总第1729期）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外国投资者重新看好中国经济 中国养老金改革可参考加拿大经验 多国央行担心欧元“要垮” 部分中国公司转向境外融资
    经济热点
    外国投资者重新看好中国经济
    [摘要：国内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将放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对房地产和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近忧，供给侧改革和中美贸易关系实为远虑。尽管如此，国外投资者普遍重新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普遍预测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会维持6.8%的增速的同时，一些官方经济学家和政府背景的智囊机构预测称，第二季度的增长将显著放缓。
    《证券时报》援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祝宝良的预测称，在外需持续低迷、“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美国政策走向变数较大、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化解以及汽车、商品房两大消费热点有所减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或从二季度起呈稳中趋缓态势。
    该报援引了祝宝良等一批经济学家的预测称，第一季度增长为6.8%。但该报也指出，据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预测，上半年GDP增长6.7%左右，全年实现经济增长6.5%的目标“不成问题”。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课题组更直截了当地预测称，年内余下三季度增速将会逐步放缓至6.5%，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6.6%左右。彭博社（Bloomberg）编制的经济学家预测值中位数显示，第一季度GDP同比增幅将达6.8%，接受调查的36位经济学家中有16位的预测值恰恰是6.8%。
    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金融走向紧缩的警惕感正不断升温。在日本经济新闻与日经QUICK新闻4月5日汇总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中，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风险，回答金融机构将会收紧金融政策的人数增加。人民银行为了遏制资本流出和房地产泡沫，在诱导短期利率走高，但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2017年下半年以后，此举将拖累中国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前景，对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因素，回答最多的是“房地产行情的恶化”。调查实施方请经济学家用1至10的数字（10表示最为过热）来形容房地产行情存在多大程度的泡沫，回答的平均值为7，与上次调查持平。凯基证券的陈浩警惕地表示，因政府调整住房政策等，如果房地产供求出现缓和的话，经济的下行压力会很大。
    一方面，关于排在第二位的风险要素，“金融紧缩”迅速浮出水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力争2017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5%左右，同时指出将重点抑制金融风险。三菱东京UFJ银行的范小晨分析称，（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削减已成为政策的基本方针。
    关于今后1年的中国金融政策，多数观点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暂时放弃调整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率，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引导短期利率向偏高方向发展。
    法国兴业银行的姚炜指出，金融政策将从宽松走向中立。当局封锁资产泡沫和债务扩大的决心很大。姚炜还预测称，2017年下半年以后，经济将再次减速，要同时实现增长目标将变得困难。德意志资产与财富管理公司的Sean Taylor预测称，“（收紧金融政策）将给房地产、股市、商品市场及整体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一方面，经济学家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到2017年底将达到1美元兑7.12元左右，一年内贬值2.5%。在美国加息预期这一背景下，人民币贬值压力根深蒂固，因此认为即使中国政府限制资本流出，人民币也会持续缓慢贬值，美元持续升值的观点居多。荷兰银行的Arjen Van Dijkhuizen分析称，为了降低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风险，北京对阻止人民币大幅贬值费尽心思。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沈建光指出，基建投资等经济刺激政策还将波及到制造业，2017年上半年将保持坚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蔡永雄表示，政府还有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余地。
    中国经济近忧和远虑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为FT中文网撰稿称，作为“两会”后首个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经济论坛，历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下简称“论坛”）都备受关注。今年论坛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论坛嘉宾对中国短期增长和人民币的担心明显减少，反而是担心国际局势居多。中国官员更罕见的反复提泡沫风险。可以说，本次论坛集中在讨论中国经济的近忧和远虑。
    沈建光认为，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为近忧。
    与去年对增长与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不同，今年论坛嘉宾普遍认可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反而对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表示担心。记得在去年论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张高丽副总理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判断是“一季度将能够实现开门红，2016年攻坚克难，可能2017年就海阔天空。”经过了一年艰苦的去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好转，在今年的主旨演讲中，张高丽副总理回顾了去年这一判断时，还是颇为自豪的。结合今年1-2月份投资带动下的主要经济指标积极向好，消费剔除汽车负面影响保持平稳，民间投资扭转了下滑趋势，挖掘机等工程用具销售接近300%，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比去年更合适称为“开门红”。
    而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去年论坛比较担心人民币汇率，还曾就一次性贬值的可能性有过争辩。但今年并未有嘉宾对此表示担忧，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发言中提及人民币汇率时表示人民币没有操纵的证据，并提到相信货币基金组织也认同这一结论。并谈到“每个人都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稳定，或者是温和的升值”。
    尽管短期增长并不悲观，但对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却十分谨慎。在经过去年一年房价大幅上涨，即便是“930”后各地推出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今年以来，一些城市房价仍然大幅上涨。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城市政府总是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源于卖地有收入。但是地价过高成为生产运营各方面最大的成本，削弱城市竞争力。同时，刘世锦还提到，房地产税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加快推动。
    财经高官的发言直接指出了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滞后与房地产泡沫的联系，比一般场合的发言有所突破，显示了决策层对于房地产风险的担忧。
    沈建光提到，限制需求只是短期手段，加大供给、积极推动土地与财税改革才是让民众打消国家为楼市背书，避免房地产市场香港化的关键。
    沈建光还认为，供给侧改革和中美贸易关系实为远虑。
    从长远来看，由于今年恰逢十九大召开，未来五年将会有更多的改革在新一届政治领袖的部署下展开，论坛也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以及十九大后供给侧改革如何推进进行了深入探讨。
    例如，今年2月履新的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则提到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对于是否认可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以基建投资作为补短板的主要内容的尖锐问题，何立峰做了明确的不认可的回答。补短板主要是靠供给侧改革去改善营商生态的软环境和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硬环境。
    此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也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确实可以增加杠杆，阶段性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但如果浪费掉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那么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沈建光指出，中国官员的上述表述体现了高层对于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迫切。希望十九大后，一些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加快推进。而从国际情况来看，由于去年论坛后，全球相继出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等黑天鹅事件，围绕全球格局的新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讨论亦成为论坛焦点。
    记得2015年前美国财长鲁宾曾在论坛上提到过一个中美外交的“现象”，即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则在当年的论坛演讲中将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实质归因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年的中美关系新格局的演变并非偶然，关键在于未来如何演变。此次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将中美的经济关系称为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则提到，美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方向存在逆转，但美国如果脱离这种全球化的进程，风险很高，对中国尤为如此。
    巴尔舍夫斯基指出当前中国一些产业贸易政策确实有一些偏向于中国公司的，而且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未来若要避免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方可以进一步在经济改革和开放，减少歧视性的措施，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减少监管壁垒、并可增加对美国投资以带动当地就业机会等方面回应中美贸易关系非常态。
    沈建光则认为，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均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正如笔者中国国内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是美国打贸易战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而中国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并配合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公平，对于降低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利，也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从长期来看，十九大后能否在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税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以及未来全球化趋势如何演变，中美贸易关系能否在今年4月中美领导人首度会面会后进一步改善，都是影响中长期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
    国际投资者重新看好中国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撰文指出，在多数投资者看来，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但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出现急剧好转迹象已有一年多时间。当时投资者正准备迎接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自那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受影响最直接的是收入最依赖中国市场的西方公司的股票，以及中国购买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这种情绪最终传递到国际投资者。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显示，2月，中国出现了资本净流入而非净流出，这是3年来的首次。中国继续主导了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新兴市场股票与去年1月的低点相比上涨了41%。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债券发行量在本季度创出历史最高纪录，而它们的货币也大幅升值，原因是对奉行“美国优先”立场的美国破坏全球贸易的担忧消退。
    这些数据实打实地证明了看好中国人士的胜利。从非常长的时期来说，中国经济将会增长，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刚刚收到有关中国最新由信贷驱动的复苏的信息，这种复苏就已经见顶并开始逆转。
    最近几年日益迫切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中国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陷阱”已使许多国家达到与中国当前相当的财富水平之后就停滞不前。它能以某种方式避免步所有那些如此快速而广泛增长国家的后尘，防止在某个时点发生“骤停”或金融危机吗？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许多国家迅速从欠发达或贫穷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在最近的30年里，只有两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成功地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波兰和韩国。
    看好中国的人认为，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摩根士丹利最近发表的一份长篇报告的核心论点，该报告毫不含糊地以《我们为什么看好中国》（Why we are bullish on China）作为标题。这家投行预测，如果中国能够从当前的出口主导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那么它到2027年就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从当前的8100美元增长至1.29万美元。
    这一预测面临的最大风险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回归以及随着中国开始老龄化而出现的人口结构问题。
    但中国能够避免金融“骤停”吗？中国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达到了似乎不顾危险的程度。纽约联储表示，在2005年以来的全球新增信贷中，中国占到了一半。
    导致雷曼兄弟破产的那种失衡征兆已变得明显：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北京新房价格上涨22.1%，上海上涨21.1%。规模达11万亿美元的理财产品市场显示出与雷曼破产前的“金融工程”的相似点。理财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旨在获得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一些理财产品投资于其他理财产品，就像用债务抵押债券（CDO）互相投资，制造出“二次CDO”。
    中国如何能避免这种结局呢？摩根士丹利的乐观看法是，中国的债务主要在国内融资（换句话说，“中国正错误配置其过剩储蓄”）。中国仍然是一个拥有经常账户盈余的债权国，而且没有面临通胀压力，因此中国央行能够继续注入流动性，“以管理国内金融体系中的任何潜在避险情绪”。
    更谨慎的观点来自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他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发生巨大变化，而且不健康。“金融体系资产（基本为贷款）已从GDP的大约250%增至2016年的440%。”
    他补充称，中国的“信贷扩张差额”（credit gap，信贷增速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幅度）为27%，“与日本、泰国和西班牙等国相比”非常高，“这些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去杠杆之前都出现了较小的信贷扩张差额。”他的悲观看法是“信贷扩张差额的规模以及持续的时间与严重金融危机爆发是正相关的。中国债务与GDP之比（各种估计值介于260%至300%）、这个比率上升的速度以及8年左右的持续上升，都让中国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危机风险案例。”
    显然，中国现在正试图温和刹车，这进而将意味着经济活动减少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国际资金已开始到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与美国迥然不同，中国经济的增长强劲得多。应避免直接按照10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机来推测中国。但基本因素的相似性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任何事情都没有中国努力避免类似结局重要。目前，中国的增长让全球很多其他地区水涨船高。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中国养老金改革可参考加拿大经验
    常红晓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直面挑战，严格的精算平衡制度，设立独立、单一目标的投资机构等举措，值得中国学习。
    3月28日，中国发布“十三五”养老规划。主管养老保险的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表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2.8个就业者养1个老人；2050年，1.3个就业者养1个老人。他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严控提前退休，确保“养老基金长期平衡”。
    中国近年来老龄化加速发展，早已“未富先老”。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养老体系当期已入不敷出，中西部和东北不少省份养老金积累已耗尽，需要财政输血才能确保发放。与此同时，公众对养老保险信心不足，反对延迟退休者众多。
    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企业的养老缴费比重很高，多年来一直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职工月工资的8%。如此高费率世上少有，但效率却很低。畸高的养老费率打击了企业的发展，打击了就业；加上缺乏投资增值渠道，养老基金潜在亏损严重，缺口逐年增加。
    出路何在？无非是两个：一是延期退休、适当降低养老金、养老基金实行全国统筹；二是增加投资收益，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养老金体系。第三个选择是划转国有资本或国有股权，增加养老基金储备，同时增加财政补贴。但增加补贴空间并不大。
    道理很清楚，做起来并不容易。目前，减低养老待遇很难获公众认同，而且职工退休金与公务员相比还很低；其他方面，推进也不容易。尽管中国政府决定，自2016年5月起，把养老保险费率降1%，但延迟退休仍然按兵不动、行动迟缓。
    更重要的是，官方预期的东部和中西部养老金全国统筹仍然遭遇巨大的阻力。不过，这也很正常。所谓“全国统筹”，其实是“抽肥补瘦”，东部省份得拿出部分钱，分给中西部或东北省份。这是社保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要讨价还价。
    在这方面，国际经验可资参考。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是个很好的先例。2月20日，北京金融街开了研讨会。会上，中国人社部、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公司、社保基金理事会等专业人士就养老保险改革深入研讨。一本刚刚出版、译名为《拯救未来》的书描绘了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的历史画卷和经验教训。
    中国社保基金理事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为该书做序。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不足，效率也比较低。”更重要的是，2013年前中国社保体系一直缺乏精算平衡概念；而过多强调收入再分配性质，可能与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险的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原则相冲突。
    堪称样本的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始于1966年，覆盖加拿大所有18岁至70岁、有工作收入的雇员和自雇者。退休金约为平均最高缴费基数的25%。这个比例并不高，是因为，所有加拿大老年人还享受普惠式的养老保障计划和收入补贴计划：前者待遇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4%，后者则对收入微薄的老年人给予更多补贴。后两者来源于财政补贴，并不与缴费挂钩。
    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堪称改革的典范。经过富有远见的制度性改革，目前这个覆盖加拿大1800万人的养老金体系运行良好：基金在未来数十年内将稳步增长，近年来投资收益率达10%左右；2016年，月退休金最高超过1200加元；改革后，养老缴费率合计为9.9%，并长期保持稳定；该计划直到2100年前可实现精算平衡。
    反观中国，养老缴费率高达28%，比加拿大的9.9%高两倍，但已入不敷出，而且区域差距非常大，长期看难以为继。这是因为，中国承诺的养老金待遇比加拿大的25%高不少，且缺乏普惠式养老金。同时中国养老金也很少投资，收益率更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资产总额达到2981亿加元；2013年发布的精算报告显示，该计划以9.9%的缴费率可确保未来75年的养老待遇；到2023年才需要提取投资收益去支付养老金。也就是说，目前养老缴费收入还大于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让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1997年改革前，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与中国有点类似：养老保险费率从最初的3.6%升至1996年的5.6%；到1990年代初，该基金已难以持续。据精算报告估计，如果不根本改革，2004年该基金将耗尽；或者，缴费率须逐年提高，2030年将升到14%。
    但是，年轻一代退休后能领养老金将远低于缴费。如此结果，将严重打击企业发展和就业，并被年轻一代抵制或抛弃。这就逼迫联邦和各省政治家改革现行养老金体系。这是一场可能失败的战斗。但幸运的是，该计划最后竟然通过并被实施。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此项改革由加拿大财政部主导。经过中央和地方漫长、激烈的争论和谈判，改革方案最终获得联邦和三分之二的省份通过，且批准方案的省份人口也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二。改革的难度超过了“修宪”。而谈判的过程，在由加拿大资深记者布鲁斯?利特尔撰写的《拯救未来》一书中描述非常详尽。
    这本近350页的书，可谓中国养老金改革的“镜像版”，值得所有关心或从事社保改革和研究的人细读。当然，中国职工养老体系覆盖了3.7亿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超过5亿人。就规模而言，都远大于加拿大的1800万人。或正因此，加上诸多体制和政策约束，中国养老保险改革难度更大、矛盾更突出。
    改革一个覆盖8亿多人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试验，其难度和复杂性非同一般。但是，正是因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史无前例”，更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能给中国提供诸多灵感。
    加拿大养老金改革以精算平衡为核心。1997年改革前，就定期公布养老金精算报告，告知公众：当时的养老保险体系存在什么问题，何时会出现风险，出现哪些风险？有哪些可选的解决方案，利弊分别是什么？如果不改革，代价将是什么？这个均向社会公开，并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议会和公众层面，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讨论。这是达成共识的基础。但是，中国养老金精算制度起步晚，只有数年，人才储备也少，全国仅有600余人；报告还对公众保密，仅供内部参考。
    更值得中国学习的是，社会养老基金应单目标地独立投资。加拿大案例告诉中国，养老金投资机构执行单一目标非常重要。如果总要其支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目标，而非追求养老金资产的最大化增值，可能导致养老金投资机构顾此失彼，甚至背离“初心”。而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就面临类似问题。
    为养老保险可持续，加拿大联邦财政部与各省谈判，最终取得一致，1998年成立独立的养老基金投资公司，并建立了养老基金理事会（CPPI B）；经过理事会的充分授权，由专业团队市场化运作公共账户积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一方面，打破海外投资比例限制；另一方面，也不必配合加拿大联邦和各省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
    经过1997年的改革，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现已跻身全球十大养老金投资机构。专业投资团队领取市场化薪酬，唯一的目标就是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基金投资收益最大化。据该机构2016年报告，现有员工1266人，在多伦多、伦敦、香港等设立了七个办公室，外国资产占资产总额的81%。
    按照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评价，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成立近20年来，以不足1%的管理成本，获得年化净收益6%的不凡业绩。这表明，该基金的管理运作良好，效率较高，不仅跑赢了消费物价指数，还挺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更弥补了改革之初基金精算的收支缺口。
    或正因此，2015年10月，加拿大自由党胜选后，于2016年6月通过了“温哥华协议”，决定在增加缴费基数（比原来增加14%）的基础上，把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原有的25%提高至33%。年养老待遇上限将从2016年的1.37万加元升至最终的2.06万加元（数十年后的折现值）。CPP改革的故事还将持续。
    当然，加拿大1997年养老金改革并非十全十美，也未如专家最初建议的那么彻底，将来的运营和管理也面临新的挑战；但是，直面挑战和问题、善于与公众沟通、严格精算平衡制度并公开报告、设立独立、单一目标的投资机构等方面，确实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FT中文网，2017.4.7）
    多国央行担心欧元“要垮”
    汇丰银行（HSBC）所做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英国“脱欧”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国央行担心，今年欧元区会分崩离析。
    据《回声报》4月6日报道，这份名为《各国央行年度报告》的调查报告指出，今年各国央行主要担心，欧元区因政治选举因素出现不稳定。相比之下，美联储提高主导利率以及美元坚挺引发的风险则较弱。
    汇丰今年3月询问了80家央行，其中35家欧洲央行，15家美洲（南北）央行，11家亚洲央行。这些央行管理着9000亿美元资金，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未参加调查）。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央行（主要是新兴国家央行）认为，欧元区不稳定，尤其是政治不稳定（选举）是今年的主要风险，其次是股市盘整（30%）。只有15%的受访央行认为，美元过分坚挺令人担忧。而有半数央行认为这个风险很小。反之，逾三分之一的新兴国家央行担心美元继续升值。去年他们最担心的是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分歧，其次是中国的形势以及原料价格下跌。
    虽然这些央行未料到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但并不认为英国“脱欧”构成风险。
    主权债券收益率回升，将促使大多数央行进一步实施投资多样化（国家、市场、外汇等），并更加主动地改变管理方式。自12个到18个月以来，有40%的央行，特别是新兴国家央行增加或撤出了某些种类的资产。而一年前，6家央行曾首次打算投资股票。今天欲拼命追求额外收益的银行增加了两倍。有些国家想投资，但国家法规不允许。有些国家法规许可，但一般比较谨慎，只将资产的7%用于购买股票。
    一家欧洲央行指出，利率正常化将限制人们疯狂追逐效益，鼓励人们少去冒风险。有40%的央行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产生的利润，对央行来说是重要资本。这对中小规模的央行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央行90%的利润来自现金管理。
    在债务方面，最吃香的债券是按通胀指数计算收益的产品。由于物价上涨，这类债券获得的好评逐步增多至79%。央行认为，对评估较低、风险较高的国家债券的投资机遇最好：43%的央行（这个比率较2016年高出12个百分点）认为，级别为“BBB”的债券较一年前更有吸引力。20%的央行准备对投机性国债进行投资，新兴国家中有42%的正面意见。
    2016年，多国股市的上扬似乎没有影响股票的名声，对其好评仅减少了4%，至55%。用于为环保项目筹资的“绿色债券”，引起越来越多投资人的兴趣。2016年，有6家央行投资了这类债券，如今升至9家，另外，还有13家央行准备购买这类债券。
    反之，由于对冲基金业绩令人失望，越来越多的央行对其失去兴趣。有三分之一的央行一年前，对对冲基金有好评，而今天这个比例降为五分之一。
    原材料方面情况更糟。2016年初，49%的央行对之有好评，今天降为不到10%。只有一个除外，这就是黄金。黄金所获的好评增加了12个百分点（59%的央行持好评）。在拥有黄金储备的60多家央行中，22家积极管理自己的黄金储备，其储备量在1680吨左右。
    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4月6日警告称，现在收缩该央行的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还为时过早，尽管有迹象显示欧元区经济走强，同时他还否定了欧洲央行可能很快加息的猜测。欧洲央行高层官员近些天来就是否准备全面收缩刺激措施释放了不同的信号。令市场猜测欧洲央行将于2018年年初开始上调利率，之后再终止购债计划。这种猜测与欧洲央行当前对金融市场的预期背道而驰，德拉吉4日在出席法兰克福的一场活动时称，没有理由偏离欧洲央行当前的预期，该预期显示，利率只有在购债计划缩减后才会上升。他指出，有迹象显示欧元区经济普遍复苏，但表示现在就宣布政策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特别是在决策者担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没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德拉吉称，眼下没有必要重新评估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
    （欧洲时报，2017.4.8）
    中国经济
    部分中国公司转向境外融资
    资金出境难正促使中国企业另辟蹊径，境外融资因之风生水起。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公司共计发行约526亿美元的美元债券，较前一季度攀升72%，几乎是上年同期的五倍。
    中国公司美元债券发行量激增的背景，是中国政府收紧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这使得中国公司更难将国内资金调出境外。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于海外并购或仅仅是偿还美元债务的需要而走上赴美元市场融资之路。
    渣打银行驻香港的大中华区债务资本市场负责人严守敬（David Yim）说，如果一家中国公司考虑海外收购并寻求融资，即便这家公司在境内拥有数十亿元人民币，也难以将这些资金转至境外用于支付收购款项。
    一些银行家表示，购买中国企业发行的美元债券的主力军是在海外囤有资金的中国投资者。由于这部分需求被压抑，人们担心一些高风险中国公司可以藉机以过低的成本发行境外债券，相比更安全的蓝筹公司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券的风险溢价远远不够。
    Stratton Street Capital驻伦敦的首席投资长Andy Seaman说，与投资级债券相比，中国高收益率债券的风险溢价非常小，不足以抵补风险。Stratton Street Capital管理着13亿美元资产。
    还有一些中国企业发行美元债券是因为国内正在对部分过热行业实施融资限制，比如房地产，这与过去几年监管机构为这类融资开方便之门的情况大相径庭。Dealogic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国内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下降64%，至910亿美元。
    3月中旬，中国最大也是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商之一恒大集团一周之内在香港发行了总计25亿美元的三批美元债券，称所筹资金将用于债务再融资。这些债券包括：5亿美元票息率7%的3年期美元债券，10亿美元票息率8.25%的5年期美元债，10亿美元票息率9.5%的7年期美元债。MUFG Securities Asia Ltd.驻香港的市场策略国际负责人Rick Mattila说，中国恒大债券的收益率看似很高，但考虑到其垃圾级评级，融资成本还是太低。中国恒大发言人不予置评。
    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使中国企业偿还美元债务变得更容易。在2016年下跌6.6%后，今年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0.9%。不过银行家表示，长期前景较不确定。
    一些银行家说，本季度发行美元债券的中国公司中，金融公司占一半以上，这或许预示着未来交易活动将增多，因为银行需要筹集美元为准备收购美元资产的企业提供贷款。本季度最大的美元债发行交易之一是中国工商银行发行的20亿美元债券，这笔债券于3月30日定价。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中国公司也在筹措资金用于今年和2018年到期债务的再融资以及偿还其他债务。高盛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陈妍妮表示，资本控制让中国公司更难将资金转到境外用于企业用途，促使许多公司转而在境外借款。
    3月中旬，总部在北京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了5亿美元票息率为3.875%的5年期债券，以及8.5亿美元票息率为5.375%的永续债券。3月31日，该公司又增发了1.5亿美元的永续债券，使总额达到10亿美元。按出货量衡量，联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2014年，联想集团同意以29.1亿美元从谷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移动，这一价格包含向谷歌发行15亿美元的3年期承兑票据。联想集团最新的发债所得将用于承兑票据的再融资以及向谷歌支付收购金额。联想集团发言人不予置评。
    （WSJ中文网，2017.4.3）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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