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影响大不大？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44期（总第1655期） 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影响大不大？ 印度大幅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 德国学者：德国没资格输出经济经验 外媒：中国开始恢复银行利率管制 高盛：中国的债务积累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香港明年入亚投行
    经济热点
    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影响大不大？
    [摘要：近几年，中英经济合作进展明显。2013年，英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G7国家。2014年，英国发行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并将债券发行收入纳入英国外汇储备。英国也是首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6月24日，英国脱欧的潘朵拉盒子，终于打开了。公投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得票率达到51.9%，轻微高于支持留欧的48.1%，意味英国稍后将会启动脱欧程序。这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香港商报评论员李哲认为，对于英国及欧洲来说，这无疑是场大灾难。消息甫一传出，金融市场马上急据动荡，英镑自然首当其冲，一度暴泻超过10%创出史上最大跌幅，兑美元也跌至31年来的最低水平，欧元亦曾跌逾4%，股市主面同样全面下挫，开市跌幅普遍高达7%至9%，均充分反映了市场对英国脱欧的高度恐慌。的确，英国脱欧势必影响两地经济联系，虽然具体状况仍要视乎脱欧安排而定，包括英欧之间如何磨合新的协议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尤其于今民情之下，不论人流、物流、抑或现金流，都断不可能畅顺如昔，即使镑汇下跌有利英国出口亦难弥补脱欧之后失却的政策利便。更重要者，乃英国脱欧可能只是分裂的开端，由英国本身到整个欧盟，都恐逐步坠入土崩瓦解的厄运，其中，苏格兰及威尔斯便势寻求离英独立，意味大英帝国或将沦退小英格兰，另外，法国、荷兰等疑欧阵营亦必趁机推动脱欧，以致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恐戛然而止。倘真如此，则今次公投对英欧的冲击，实在不堪想象。
    李哲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纵然影响远远不及英欧般大，惟也难免受到一定牵连。基于市场恐慌情绪，资金四出窜动寻求避难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昨便创出近5年半新低，并且传出人民银行好像韩、印央行般不得不入市干预的传闻。尽管如此，人民币汇价跌幅还是相对温和，最多只跌0.7%，同一时间，A股表现亦相当坚挺，全日仅仅微跌约1%，显示资金未有大举撤出中国的迹象。但长远来说，英国脱欧仍恐阻碍到中国与英欧建立更紧密经济关系的发展，英国难再发挥作为欧洲门户的功能，这既影响到中企藉英入欧的部署安排，且还可能拖慢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稍稍庆幸的是，中国赴英留学生可望受惠英镑下跌而减轻学费及生活负担，不过前提是英国不再收紧海外学生的进入门槛与数量。
    李哲认为至于港方面，在“纽伦港”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里头，英国脱欧后无可避免将重挫其金融发展，一众金融类股份录得庞大跌幅正是最佳证明，当中，大量海外人才势恐失去留英资格而另谋出路，日后资金流动受碍亦料损害伦敦金融城的资产管理角色，凡此种种，都为香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带来机遇。故此，有关方面诚宜积极主动地研究措施，好使英国之失化为香港之得，有效把相关资源吸纳到香港来。距离英国启动程序正式脱欧，预料尚有两年时间，各界好应趁此充分准备，争取将英国脱欧妥善做到趋利避害。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从短期来看，英国脱欧后，欧元和英镑都会出现巨幅的贬值，可能会引起暂时性的汇率市场波动。英镑贬值是因为英国的很多企业短期内希望有个调整的过程，英国的经济很可能会暂时步入衰退阶段。而对欧元而言，由于英国退出欧盟，将会导致贸易方面出现复杂的调整，整个欧元区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力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如此，与欧元相关的美元就会上升，人民币也会受到牵连。然而，李稻葵认为，这些影响较为短暂，可能一两个交易日就会过去。因为人民币的主要市场是在中国境内，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比较有限，且在境内交易方面政府干预的能力也较强。
    “从中英贸易来看，英国脱欧后可能会更加加强与中方的经贸往来，更倾向于与中国企业合作。”李稻葵指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最积极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之一。例如在钢铁方面，最近我国对欧洲包括英国的钢铁出口相对增加，导致英国与很多欧洲国家钢铁厂破产。在破产问题上，英国的政策相对自由，对本国钢铁的破产持容忍态度。由此来看，英国对华的贸易政策相对自由开放，因而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不会受到影响，相反没有欧盟的拖累，可能会更加紧密。同时，英国在贸易问题上可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我相信英国的新政府可能还会更加积极的推动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关政策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优化与简化。
    李稻葵同时表示，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受到挑战。英国脱欧后，整个欧盟市场会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一些欧洲国家会"蠢蠢欲动"想玩政治游戏，与欧盟讨价还价、讲条件，这种混乱状态可能会持续2-3年，甚至4-5年。而在此过程中，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欧盟可能对此难以做出决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从长远和大格局来看，英国退出欧盟后，其外交政策及经贸方面可能会更加独立自主。英国最希望世界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国独大的状态。所以，英国退出欧盟，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多元，这些对于中国的经济都不是坏事儿。
    李稻葵认为，英国脱欧公投对于中国股市也存在一定影响，且已逐步开始体现。目前在香港地区影响尤为明显，很多人认为人民币会贬值，美元、黄金会涨价，基于这样的判断很多人卖空香港的股票，一部分人卖空A 股。但是他相信这个影响是非常短期的，相反，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能够在市场的波动中间能够获得投资回报的重要机会。此外，英国对华的留学政策也会更加灵活。因为在短期来看，英国在脱欧后经济会经历一段艰难期，英国会想要更多地吸引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更加强调与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英国脱欧会进一步推动中英合作的步伐加快，双方在基础设施、电力、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上的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拓展，合作的步子会更大、步伐会更快。
    在浙商银行经济分析师杨跃看来，目前全球市场非常脆弱，任何外部冲击都会改变市场预期，影响稳定性。英国脱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单边波动，这对疲软的欧盟乃至全球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脱欧给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压力，对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分析，“英国脱欧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动摇，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已关注到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金融市场的反应，并已做好应对预案。崔海涛分析，短期看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有望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对美元可能有短期的贬值压力。长期看，欧元和英镑的不确定性有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储备货币地位。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印度大幅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
    印度总理莫迪6月20日公布一系列放宽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限制的政策措施，为许多跨国企业打开了进入印度市场的大门。
    中国制造业品牌企业海尔、格力、小米、三一重工、华为、中兴等都在加快布局印度市场，逐渐开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像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新金融企业也在加快进入印度市场。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亚区域总监宋玉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南亚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海尔进入印度已经有12年的时间，宋玉军负责海尔集团在巴基斯坦、印度的整体运营。22日，印度海尔工业园二期动工。
    根据新公布的放宽限制政策，在航空和国防领域，外国投资对境内公司的持股从原来49%的限额放宽至100%，另外免除了外国军火制造企业必须贡献国家先进技术的条件。而在医药方面，新制度允许外国企业无须经政府批准即可购买现有印度制药公司最高达74%的股份。
    在零售业，单一品牌零售商在进入印度市场头3年不受“商品价值30%或以上必须源自印度境内供应商”的条件限制，而前沿高新技术产品的豁免期可另外再延长5年。在原制度下，外资持股超过51%的单一品牌零售商受上述采购规范限制。该规定阻碍了像苹果公司和宜家这样生产链遍布全球的跨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长久以来，印度国内外一直有声音抱怨在印度经商困难，大大阻碍外资进入和本国经济发展。
    印度商业部表示，将会邀请苹果公司在印度开设分部。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5月到访印度，在和总理莫迪的会面中他表达了公司希望在印度开设分店的意向，并希望能得到采购规范的豁免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发布的《201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印度2015年外商投资达440亿美元，吸收外资规模全球排第十位，而在最具吸引地的投资目的地中则排第六位。这一数字较两年前上届政府任期结束时的360亿美元水平有很大提高，接近2008年的顶峰水平。但相比之下，仍远低于中国同期的1356亿美元。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库马尔（Nagesh Kumar）表示，尽管目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出现下降趋势，印度2015年表现良好，全年获得440亿美元外商投资，较前年增长28%。在新政策下，2016年印度FDI有望进一步增加至600亿美元。
    空客印度公司总裁博赛（Pierrede Bausset）认为，新政策将提升印度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他说，“这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印度的工业发展十分有利”。
    但是前国防部部长安东尼（A.K. Antony）却对国防领域对外国投资的开放表示担忧，表示有可能威胁印度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独立性。“百分之百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意味着将国防交到北约和美国制造商的手中”，他要求政府撤回这一决定。
    然而对莫迪政府而言，开放市场是其促进国防工业“印度制造”的关键一步。在吸引外国制造商进入印度市场的同时，政府计划拨款10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支持本国制造的商品，从而提高印度国防工业的技术水平。目前印度的国防工业主要由国企支撑，但由于技术限制产品质量不尽人意，使印度不得不依赖外国进口。此外，100%的持股许可也将适用于食品生产、有线电视网络、卫星通讯等行业。目前，印度政府仍在讨论是否放宽电子商务相关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
    有分析认为，莫迪在2014年选举时便承诺扩大市场自由化，但在上台后迟迟未推出相应政策。滞后的改革步伐使他决心和能力受到质疑。而这次大规模放宽外商直接投资的系列措施正是给印度经济转型发展的一剂强心剂，预示莫迪政府未来将进一步促进市场自由化。市场期望莫迪能争取在7月举行的议会会议中通过全国统一商品服务税的法案，以取代各邦自定的税率，从而使企业经营在全国范围内更加自由通畅。
    （香港商报，2016.6.24）
    德国学者：德国没资格输出经济经验
    维尔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彼得?博芬格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写道，当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今年4月激烈批评欧洲央行（ECB）的政策的时候，他在表述一种影响着德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独特宏观经济策略。这种策略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只要价格足够灵活，总需求的问题是次要的。这解释了德国为何坚持将结构性改革视为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为何德国对“黑零”——没有赤字的平衡的财政预算——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执着。
    从表面看来，德国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例外难以解释。德国的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阅读的是相同的教科书，在更深入的学习中使用的是相同的经济模型。但在课本和模型背后，有一种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找不到的经济哲学——“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这种哲学的灵魂人物是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他在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执教直至1950年过世。在最近纪念奥伊肯诞辰125周年的讲话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称，“弗莱堡学派”的原则如今依然适用。
    奥伊肯的经济哲学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对契约自由、开放市场、私有财产和强大的反垄断政策的信奉。消极的一面，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排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从大萧条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积极的需求管理是有必要的。相较之下，奥伊肯认为，凯恩斯所提倡的那种“充分就业”政策将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
    凯恩斯将大萧条看成是市场经济固有的不稳定所导致的结果，而奥伊肯则将大萧条归因于工资的灵活性不足以及货币秩序不足。在他看来，灵活的价格和工资，加上充分的货币秩序，是矫正市场不稳定性的良方。
    在厌恶通过财政政策追求充分就业方面，朔伊布勒显然继承了奥伊肯的思想。一些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在欧元区危机期间，他们基于结构性改革将解决一切难题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对紧缩给需求带来的影响视而不见。
    这种狭隘的经济范式怎么会在德国盛行这么久？答案很简单：运用这种策略的德国经济政策一直相当成功。但这仅仅是因为，德国经济尽管规模很大，但却极端开放。其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46%。日本的这个数字是18%，而在美国是13%。
    这种开放性让德国能在国内实施消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受益于其他国家在各自国内推行的积极的需求侧政策。德国经常账户盈余的60%是和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际收支结果，而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都相对较高。简言之，支撑德国经济的，正是德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猛烈批评的那些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
    从全球视角看，这种在其他国家的需求政策上“搭便车”的行为很成问题。但当政治人士试图把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奏效的政策推广到像欧元区这样很大且并不十分开放的货币区，德国的做法就变得真正很危险了。在当前这种慢性需求不足的格局中，坚持在大货币区，甚至在全球层面实现“黑零”，会给世界经济造成黑洞。
    （FT，2016.6.23）
    中国经济
    外媒：中国开始恢复银行利率管制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中国政府已经恢复银行的利率管制。采取行业自主管制的形式，首先在北京设定了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中国计划淘汰存在过剩产能的企业，新不良债权的发生被认为不可避免。为此，中国冻结此前的利率自由化，通过加强银行的盈利能力，顺利推进不良债权的处理。
    新的利率管制以法人业务为主要对象。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确定的基准利率是期限1年的贷款为4.35%，管制为将以其90%作为下限。而存款则将基准利率（期限1年为1.50%）的1.3-1.4倍定为上限。
    该管制在北京采取银行加入的行业团体的自主规则这一形式，实际上将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指导的利率管制的恢复。央行似乎在大连也启动了相同内容的指导，有可能将利率管制扩大至全国范围。截至目前，通过向央行汇报，允许利率管制的例外情况。
    中国将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为目标，作为其中的一环，此前一直在推进国内的利率自由化。2013年7月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2015年10月取消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其意图是在继续实行汇率管理的背景下，首先推行利率自由化，以减轻经济的扭曲。但由于此次恢复管制，将在事实上取消自由化。
    中国决定重启利率管制的背景，是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不良债权的发生正在加速。银行背负的不良债权截至2016年3月底达到1.392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成以上。此外，不良债权的后备军达到3.2万亿元。
    中国2016年1-3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为6.7%，降至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出口和民间投资持续低迷，仍未确认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此外，中国政府打算淘汰钢铁和煤炭等背负过剩产能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新增不良债权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对不良债权的增加放任不管，金融系统有可能变得不稳定。中国当局认为，即使金融自由化出现倒退，仍不得不优先确保金融机构的利差和财务状况。
    不过，管制强化也存在弊端。如果导致存款利率的下降，资金的一部分有可能流向不透明的影子银行，房地产投机等有可能更加趋于过热。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吉田忠则认为，中国政府对银行融资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以行业自主管制的形式开始重启，这彰显出中国金融制度仍处在发展途中。对于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中国来说，利率自由化同时还是金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中国无法走出这一步的背后，存在银行习惯于政府保护、往往轻视盈亏的经营体制。国际社会的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期待有可能枯萎。
    中国目前仍在严格限制资本流动，例如在海外证券投资和海外资金筹集方面设有配额。此外，汇率行情也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每天早上确定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等主要货币汇率的中间值，处在当局的管理之下。相比起来，银行利率的自由化走在前头。
    成为关键节点的是2015年10月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借此建立将市场资金供求反映到利率上的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显示出进一步推进金融制度改革的姿态。
    但是，银行盈利能力的急剧下降给这一改革趋势踩下了刹车。商业银行整体的净利润2011年比上年增加3成以上，但去年仅超过2%，增幅缩小。受此影响，中国政府寻求恢复银行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以使银行稳定获得利润。
    中国主要银行的资本大部分由国家掌握。此外，还具有承担“政府钱包”职能（例如在经济恶化时，根据政府的指示增加融资）的历史，难以消除一旦发生问题能获得公共资金救助的意识。
    实际上，在此次恢复利率管制的过程中，如何防止道德风险成为讨论焦点。熟悉中国金融情况的日本信金中央金库高级审议官露口洋介指出，“当局认为，允许自由设定利率仍为时尚早”。
    此外，还存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一因素。中国政府将淘汰虽无法产生收益却仍存续的“僵尸企业”、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作为优先课题，如果坚决实施，有可能招致银行的不良债权的增加。恢复利率管制还存在确保银行具备有能力处理不良债权的经营基础，以完善推进亏损企业淘汰的环境的侧面。
    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不过是明确显示货币政策方向的指标，目前仍借助向商业银行指示融资量的“窗口指导”来实施货币政策。但如果取消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资金开始跨境自由流动，基于融资量的金融控制将更加困难。
    因此，需要的是转向基于利率，而非融资量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3月针对取消存款利率一事曾表示，“取消的可能性非常高”，实际上该年10月转向了实行。但由于此次重新管制银行的汇率，改革出现倒退。促使资本流动和汇率行情更加自由、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也将随之渐行渐远。
    此外，或将对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期待造成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随后认为人民币成为易用性更好的货币（例如与外汇自由兑换等）这一预期出现升温。但受此次措施的影响，认为中国改革无法像预期那样取得进展的观点或将加强。
    （综合消息）
    高盛：中国的债务积累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多月以来，高盛多次对中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高盛分析师Andrew Tilton和Jonathan Sequiera在周一发布的最新研报中称，从2008年到2015年，中国债务膨胀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债务与GDP之比几乎翻了一倍，从154%暴增到249%。
    “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排第98个百分位”，换句话说，中国债务水平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债务数据中分布在98%的区间之外。除了战争年代之外，几乎没有可比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近期则表示，不必担心中国债务会导致风险。中国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算太高，且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中国问题最大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债务率2015年底高达131%。
    相对来说，高盛更加强调的是中国债务总量的增量和积累速度。高盛认为，在和平时期，对于一个处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国家而言，中国的债务累积是不同寻常的。不过，绝大多数债务都在国内，因此，外部融资突然停止并非他们担忧的重点：
    当谈及中国的名义债务增量，考虑到中国经济庞大的体量，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债务增长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高盛将中国的债务增长形容为“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存在”。
    由于中国债务占比非常突出，因此，关注这一问题的当然不止是高盛。IMF二号人物、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就在本月中旬就此发出警告。不过，他明确指出，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债务，在GDP中的占比高达145%，不论以任何标准来看都非常高。而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占GDP总量的比例都在40%左右，不是特别高。
    社科院李扬之前也指出，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计政府债务为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如果加入地方融资平台，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这个标准低于欧盟的60%警戒线，因此不属于风险非常高的状态。
    David Lipton当时还指出，企业债务中，尤其严重的是国有企业，其债务占比高达55%左右，这远远超出其在GDP中22%的占比。而且国有企业的利润还远低于私营企业。
    就在上月底，高盛也曾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称应该破产的“僵尸企业”却没有破产，这令中国企业债务违约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高盛建议，中国应允许更多“僵尸企业”违约，以改善资本分配。
    法国第二大银行Natixis SA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Iris Pang也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企业尽可能推迟违约，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否则将会有一系列违约事件出现，从而引发信贷紧缩，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
    此外，高盛还曾在本月初对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提出质疑，称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实际融资规模，且二者的差距仍在不断加大。经高盛测算，去年中国信贷规模达到24.6万亿元，远超过去年16万亿元的货币供应以及19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人民日报也在本月13日的评论文章中援引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的话称：“随着融资结构逐步优化，企业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低。”
    “客户们询问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债务问题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危机，从而引发泡沫破裂。”高盛在研报中写道，“虽然银行业危机很常见，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人民日报也援引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蔡浩的观点称，“银行业风险同样可控。”文章称，虽然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但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发展现象。目前国际公认的关于不良贷款率的警戒线是10%，国际正常水平是在5%以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华尔街见闻，2016.6.21）
    香港明年入亚投行
    据香港商报披露，在正式成立半年之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6月25日举行首届年会正式宣布开始发放贷款。首批4个项目贷款5.09亿美元，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本届年会后，现有57个正式成员的亚投行将启动纳新工作，已有24个意向新成员，2017年初有望实现扩容，香港届时有望加入，亚投行规模也有望超过拥有67个成员的亚洲开发银行。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6月25日的首届年会上发布首批贷款消息，他表示，首批贷款项目覆盖能源、城市发展、交通领域，亚投行贷款的投放将弥补这些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加强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他也说，其中有3个项目是和亚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行，这些亚投行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联合融资项目，是国际多边组织加强合作、增加共同成员国家可获得资金的有力证明。
    据悉，亚投行正在考察一系列的项目，今年内有望向董事会提交更多贷款项目。在加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和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方面，2016年亚投行将投入12亿美元项目贷款，重点关注具有显著跨境效应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交通等领域。为使亚投行项目顺利运行，亚投行董事会批准设立了一个项目准备特别基金。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25日下午与金立群在北京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赠款协议。这项基金旨在为亚投行欠发达的成员国提供基础设施项目准备的保障，包括环境、社会、法律、技术分析等。中国作为提供第一笔赠款的国家，将使这项基金于今年秋季运行。亚投行也将寻求其他的资金捐赠以保证基金持续运行。
    对于英国退欧，金立群表示，亚投行不排除在伦敦设立办公室的可能性，英国仍然是亚投行的大股东之一，将继续在亚投行扮演重要角色。关于欧洲，金立群还提到，目前许多欧洲国家正在申请加入亚投行。除了退欧，年会另一个热点是亚投行招募新成员。金立群对此介绍说，亚投行吸收新成员也将于本届年会后启动，有意愿加入的各方需在2016年9月30日前提出申请，预计理事会将于2017年初讨论首批新成员。目前已有24个意向新成员。金立群透露，未来将有更多的欧洲国际和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亚投行成员。
    对于外界关注的香港加入亚投行一事，金立群表示，香港是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的成员，亚投行的大门向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的所有成员打开。他对于香港成为亚投行成员很有信心，香港可能很快加入亚投行。值得一提的是，亚投行目前已经有57个成员，如果加上24个，成员数将增至83个，超过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67个成员。
    （香港商报，2016.6.26）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44期（总第1655期）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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