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中国应转向生产力主导的增长模式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43期（总第1654期）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麦肯锡：中国应转向生产力主导的增长模式
    [导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今年6月份发布的题为《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的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通过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转为生产力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可以度过当前的困境，并且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加。报告测算：中国如果果断转向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增长模式，确保资金流向为生产力、增长和可持续就业进行投资的领域，到2030年，这一转型将新增5.6万亿美元GDP（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家庭收入将新增5.1万亿美元（约合33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将有五大机遇提升生产力。为了抓住以上机遇，中国需要进行六个重点领域的系统性改革。]
    中国站在选择的关口
    麦肯锡报告指出，经过30多年的飞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收入国家，并逐步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根据世界银行图表集法，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为7400美元（Atlas 方法）。该方法用于比较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数据。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比世界银行规定的中高收入国家最低值高出80%。）。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居功至伟。但是，这一模式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2015年，中国的GDP增速降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公司负债急剧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了5000亿美元，股票市场近乎腰斩。一些言论甚至称中国可能走向金融危机。
    中国站在了选择的关口：是继续原有投资主导模式，从而冒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还是改弦更张另觅新路？麦肯锡的分析表明，如果选择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到2030年，GDP增长将比原有模式多出5.6万亿美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家庭收入也将新增5.1万亿美元（约合33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新的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还将帮助中国创造更多可持续性工作岗位，巩固并壮大中产阶层，加速其向成熟发达经济体的转变。这样的改变要求中国将投资从超负荷的行业中撤出，转而投向那些有潜力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要允许将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淘汰出局，而非放任其拖累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消费者也将拥有更多的服务渠道和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
    成功的转型需要克服许多挑战，包括技术短缺、人口老龄化、城市化放缓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日渐严重。但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30年间，中国通过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中产阶层方兴未艾，私营部门生机勃勃，服务行业欣欣向荣。中国政府已经证明了在必要时有能力进行彻底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对每况愈下的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就是例子，通过改革实现了GDP10多年来年均约10%的增长。
    变革已经迫在眉睫。用借债的方式来支持短期GDP增长目标的时间越久，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就越大。麦肯锡估计2015年的不良贷款率应为7%左右，远高于有关方面公布的1.7%。尽管目前银行有充分的准备消化这一损失，但如果没有措施来遏制向业绩低下的公司借贷，而中国企业的表现又持续恶化，这一比例可能迅速攀升。在这种情境下，麦肯锡预估到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并引发银行资金的严重损耗，将需要高达8.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万亿美元）进行弥补。也即是说，每一年的延迟都将增加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00亿美元）的潜在花费。虽然这并不会导致系统性的银行危机，但也会对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流动性紧缩会影响公司的资金链，打击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用。
    投资主导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力
    过去30年里，投资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构建的这一经济体系满足了城镇化快速发展产生的需求，为企业搭建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服务于中国及世界的消费者，并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规模无出其右。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了25倍，6亿人口脱离贫困。世界银行已将中国与巴西、墨西哥及南非一同列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有1.16亿中产阶层和富裕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达21000美元及以上），而在2000年，这样的家庭只有200万。
    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2015年，服务业增速达8.3%，比制造业快了2.3个百分点，服务业现在已经占到GDP总量的50%，而第二产业只占41%。零售额的增长每年达到约10%，而网络销售额的增长则达到30%至40%。2010至2015年间，私人消费增长了超过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消费增长的四分之一。私营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雇佣了中国60%的员工，2015年降至15%。私营部门的表现要远远优于国有企业，2015年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2%和4%。
    有迹象显示，中国现在需要果断转变其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城市化使得中国城市居民数量每年增长2%至3%，这一增速预计将降至1%，这将使中国逐渐失去其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也吞噬着中国在类似制鞋业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优势。数据显示中国在制鞋业上的全球出口份额已从2010年的52%下降至46%，与之相对的，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的份额均有上升。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从1995年的33%增至2012年的43%，也有消息称这一数字近年来可能已高达50%。多年来用于制造业产能建设的大量投资已使一些领域出现产能过剩，而中国还面临着技能短缺问题。
    风险正在不断加剧。近期而言，经济有硬着陆之虞，这将为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来看，现有的投资主导发展模式可能使GDP增速低于生产力主导模式，为中国走向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之路蒙上阴影，并削弱居民提升其收入和生活质量的能力。中国维持现行的投资主导模式时间越久，解决这一模式带来的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中国面临的未来风险也就越大。
    2015年的一系列数据都清楚地表明投资主导模式已经不可持续。2015年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从2011年的19%下降至不到7%。非金融企业的负债从2007年占GDP的68%翻番至2015年的136%。融资总量以每年15%至20%的速度增长。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政府用于基础建设和其他项目融资的半公有化实体的负债同样也在增长。
    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张，固定资本产出效率不断降低。与1990至2010年间相比，现在生产一单位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60%。全球需求下降、产能过剩以及无收益企业的长期存续都拖累了中国经济。以麦肯锡分析的3000多家上市公司为例，投资资本的平均收益从2004年的10.3%降至了2014年的7.4%（基于过去三年来的平均值）。在钢铁和水泥行业，超过半数上市公司的收益低于其资本支出。纵观各行业，大量业绩低下的公司拖累了平均收益。在汽车、半导体及制药等研发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资本的收益为8.5%，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6.5%。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平均收益为8.9%，美国同行则达到了12.0%。
    效率低下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们总是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借到钱，而基于对就业岗位流失和对当地GDP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担忧，当地政府往往也并不愿意让这些公司倒闭。这些公司的长期存在不仅仅拖累了平均收益，更会削弱健康公司的盈利能力。
    现有的经济模式已经导致了经济结构不平衡。银行在为投资提供资金和为公司提供资本的行为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占据了中国超过80%的金融资产。在过去的利率制度下，银行在过去十年间轻松地享有约3%的净息差（从存贷款利率差中所获收益）。近几年来，中国逐步转向利率市场化，因此这一利润正在逐渐缩小。然而，中国超过80%的经济利润仍来自金融行业，这一方法已将资本成本计算在内。3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量的50%以上，对于那些业绩不良的公司来说，使它们得以生存下来。这样的公司在诸如金属、采矿业和化工业等传统制造业中数量尤其多，而这些行业的整体利润也都为负值。而在美国，经济利润则更广泛地分布在各个行业中，并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动。
    银行面临大量坏账风险
    为了解中国银行业的潜在挑战，麦肯锡在各种假定情境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压力测试，通过评估银行借贷组合的质量和在影子银行领域的关联度分析了银行资产的风险。麦肯锡还研究了负债和资本方面的风险：即存款流失的风险和利润下跌导致无法实现资金要求的情况。
    在资产部分，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公司借贷人在正规领域和影子银行中的大规模违约。麦肯锡运用麦肯锡公司绩效分析工具分析了2300家上市公司，发现自2010年来公司的整体负债总额已经翻番，而许多公司的收益和盈利却在不断缩水。因此，作为偿付风险计量工具的负债比EBITDA（即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的估值也上升了。在所有样本中，大约30%的公司的债务比EBITDA在2015年达到了7倍甚至更高的估值，而在2010年还只有20%的公司达到这一标准。而7倍估值往往被认为是风险增强的标志。根据麦肯锡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评估，麦肯锡预计在2015年约有7%的现有银行贷款可被归为不良类，而官方估计该数据为1.7%。那么银行在现有的贷款组合上将可能面临2.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500亿美元）的损失。而要评估影子银行业务，即通过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方式产生的贷款对银行系统产生的影响则更为艰难。影子银行的资产现已经增至约4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6万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约20%。估计通过中介及其他方式，银行与约60%的影子银行资产相互关联。基于这样的联系，麦肯锡认为，银行在影子银行业务中的投入可能为约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500亿美元）。这将使中国银行体系的整体坏账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损失不仅将使现有2.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50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消耗一空，还会吞噬商业银行约14%的股本，即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500亿美元）。中国的大型银行如今能够消化这种程度的损失，小银行却将面临资金亏损的危险。
    银行也可能面临着负债和银行资本带来的挑战。现在，中国银行业能够通过低利率存款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然而，随着富裕阶层将资金转移至海外以寻求更高的回报，而普通家庭则动用更多的存款以度过经济更为艰难的时刻，银行的存款基数将可能收缩。此外，银行和影子银行在存款和负债方面均相互联系，这可能成为融资压力的另一个导火索。尽管在今天，这样的联系还不足以对银行系统造成威胁，但如果继续下去，银行将面对更多低质量的融资渠道。一旦影子银行产品大规模违约，可能导致非银机构突然撤出存款并申请偿还，银行系统就将因此面临流动性挑战。银行股本也将有所下降，可能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巴塞尔协议三规定的安全标准。
    假定银行继续向高风险借款人放贷且公司表现持续恶化，在这一情景下，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将增至15%，潜在的贷款损失总额（包括影子银行业务）从3.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000亿美元）增至1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到2019年，银行的资本重组将耗费8.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GDP总量的12%。换言之，如果中国继续延续现有的发展模式，每年处理坏账的花费都将增加2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00万至4600万美元）。
    麦肯锡相信，中国有能力支撑并推动这样的拯救行动。中国的政府负债约占GDP的50%，德国和美国分别为约80%至90%，而日本则是240%。将负债增至65%就能为中国新增1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5万亿美元），足以满足极端情境中8.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万亿美元）的结构调整成本。中国财政部表示，截止2016年4月，中国政府管理着123万亿人民币（约合19万亿美元）的资产。出售部分资产也能带来更多的资金。自2010年以来，政府控制的土地资源每年能产生约3.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400万亿美元）的税收。中国还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要时也可加以动用。
    然而，银行和影子银行继续向业绩不良的公司放贷的时间越久，处理坏账成本就越高，对经济的打击也就越严重。一般而言，一国需要3至7年的时间才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在复苏期间，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势必低落，并必然影响增长轨迹。因此，中国必须要采取行动阻止危机的发生，这一点十分重要。
    中国应果断转向生产力主导增长模式
    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如果果断地转向生产力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就能避免硬着陆风险，并且在迈向发达经济体的道路上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各行业的生产力仅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5%至30%。产能过剩的行业急需重组，而投资也需要转向生产力更高的行业。这一新模式要求投资更多集中到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领域，需要企业携手努力向价值链上游迁移，并将生产力提升至发达经济体水平。
    麦肯锡认为如果成功转向生产力主导的增长模式，到2030年，中国的GDP将比延续现有的投资主导模式增加5.6万亿美元。高生产力的企业将创造出新的可持续就业机会。估计到2030年家庭总收入相比延续现行模式将增加5.1万亿美元。在发达经济体中，消费的作用举足轻重，能够创造各种形式的就业机会。中国如果想要继续向这一状态靠拢，提升国民收入就显得至关重要。工资水平的提升将能使中国的中产阶层和富裕家庭数量（年均可支配收入为21000美元及以上）从现在的1.16亿提升至2030年的3.15亿。
    生产力主导模式不仅能推动长期增长，还能有效减少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它将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到2030年，消费占比将可能从现今的38%增长至49%，而在现行的投资主导模式下，只能达到40%。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将进一步提升。
    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还将加速中国经济结构的重组。为了更好理解怎样使不同行业蓬勃发展、实现生产力提升，麦肯锡根据中国主要产业的共性，比如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将其分为六大类别——农业、资本密集型大宗商品、基础设施、研发主导型制造业、消费品、服务业（包括非金融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当中国转向以生产力为主导的模式，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及投资者能够运用这一方法决定资金的最佳投资方向。
    麦肯锡的分析显示，六个产业类型占GDP的比重和就业结构将改变。农业在GDP的占比自2000年起已经降低了50%，并可能在2030年进一步降至4%，接近发达经济体的1%至2%。资本密集型的大宗商品和基础建设行业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其在GDP中的占比将分别从2015年的14%和9%降至2030年的8%和5%。同时，服务行业在GDP的占比将从2015年的50%升至2030年的62%，研发驱动型制造业占比将从11%提高到12%。
    同时，就业结构也在调整。农业、大宗商品及基础建设行业的岗位将减少，而服务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就业机会将增加。麦肯锡估计，在未来15年里，随着经济转型，即使城市化进程继续，也将有超过2亿名工人需要转向其他行业。服务业将可能为传统制造业淘汰的工人和新兴城市化人口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即从现在的3.2亿增至2030年的5亿左右。
    中国有五大机遇实现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
    麦肯锡认为，有五大机遇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转型并尽可能平稳地向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和成熟发达经济体转型。这些机遇根据产业类型不同而变化，例如，在诸如煤炭、钢铁等资本密集型的大宗商品产业中，提升生产力的机遇在于提高产能利用率和运营效率。而在汽车、半导体和制药等研发主导型制造业中，则蕴含着沿价值链上移的绝佳机遇。总体而言，到2030年，这些机遇每年将帮助六大类型的产业提升1%至8%的生产力。
    机遇1：更好地服务于中产阶层消费者
    从2010年到2015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消费也增加了1.1万亿美元（约合7.2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自2008年以来，消费始终维持在GDP的36%左右（扣除物价因素）。麦肯锡相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提高至49%，从每年4.1万亿美元（约合2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0.8万亿美元（约合70万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面向消费者的公司需要满足人们对优质商品和服务日渐增长的需求。
    实现这一增长是促进生产力的一个巨大机遇。
    大中城市群的消费增长将最为强劲。麦肯锡将中国划分为22个这样的城市群。其中，北京、山东半岛和上海城市群将占消费增长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紧随其后的七个城市群则占了40%。适龄工作人口将是中国最重要的消费力量，到2030年，他们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长的18%。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消费者想要消费升级。每年，中国出境游客购物消费达1020亿美元（约合6600亿元人民币），其中就包括购买奢侈品和海外高档货。如果消费者的需求无法在本国得到满足，他们便会纷纷转向海外，这就证明了中国消费者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渴望。
    这就为那些能够满足中国消费者升级需求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比如，企业可以通过升级产品来提高销售额。在2008年到2014年间，高档商品销售额的增速要远超一般产品，以巧克力、个人护理品和运动服装为例，其高档商品和一般商品每年的销售额增速分别为26%比12%，13%比10%和12%比5%。企业可以开发新的升级产品线，以改良的设计、更高端的品牌和更高的品质吸引中国新生代消费者。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应致力于精确细分来摸清楚最有潜力的消费者，甚至可以瞄准单个的社区。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在线广告、社交媒体以及先进的消费者关系管理系统，以便与消费者保持密切联系。
    机遇2：数字化推进新的经营模式
    麦肯锡认为，数字科技将会显著提升制造业表现、拓展和升级服务业，以及提升人才管理。中国有机会实现数字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并因此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数字化创造了提升企业营收的诸多机遇，如通过创造新的市场解决利润压力。例如，在消费电子领域，过去五年间，智能电话和可穿戴设备等新产品的销售额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而该行业的整体增长速度为14%。在汽车行业，中国消费者对于互联汽车充满兴趣。在2015年麦肯锡一项调查中，60%的中国汽车消费者声称如果只有某个品牌可接入应用软件、数据和移动媒体，他们将转而购买该品牌的汽车。而在德国和美国，只有20%和33%的受访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零售和物流等服务行业在当今中国还极为分散，需积极推进现代化。利用数字平台寻找新的客户，零售商哪怕没有实体销售网络，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与小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实现对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电子商务调查显示，40%的电子商务的销售额都来自新的消费者。在物流行业，数字化能大大提高该领域70万家企业的效率。中国还可以提升其社会服务水平——随着经济的富裕，这一需求正日渐增长。对在线教育平台的投资能缩小城市和农村教育的差距。远程医疗系统使得大城市的医生也能为偏远农村卫生所的病人进行远距离诊治。
    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其人才管理水平。技术短缺和员工流动大是许多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一项调查显示，28%的中国雇员表示他们曾在过去6个月中跳槽，美国、日本和德国仅为18%、11%和10%。数字平台和工具可为企业快速匹配合适的人才和岗位，且成本更低。游戏化招聘模式通过模拟的工作环境，在帮助应聘者了解岗位所需技能的同时，也让企业观察到了应聘者的表现。“碎片化培训”（如，利用数字设备进行的10分钟培训模式）等优化的培训模式效果良好，对年轻员工尤其奏效。人力资源预测模型能够帮助企业在雇佣员工前就辨识出高风险的个人和团体，从而提升员工留存率。
    机遇3：创新及沿价值链上移
    通过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企业能够提升其利润和产值。在那些能够利用国内市场大规模商业化机遇和庞大的制造业生态体系的领域中，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正逐渐提升。互联网服务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就是典范。然而，在那些需要精深的科技知识进行突破性创新或需要专业的工程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领域，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远远不足。这样的领域包括了汽车、制药和半导体等，处于这些行业的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仅相当于全球领先同业的三分之一，原因是中国企业仍活跃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汽车行业，主要的国有汽车生产商与海外的汽车制造商组成了合资企业，合作方式主要是将后者在其他市场所使用的全球化平台本土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鲜有机会参与完整的产品设计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此外，与海外合作方相比，中国的车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只有其一半。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良机是电动汽车的发展。麦肯锡的研究表明，相较本土汽车，中国消费者往往更喜欢海外品牌，但这一偏好并未体现在电动汽车上。那些快速行动升级其附加值产品的公司现在更有机会作为市场的开拓者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半导体行业，中国企业大多为他人设计的芯片代工生产。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仍占据着该行业价值链中经济利润的大头，这些企业的领导地位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中国应当鼓励国内领军企业充分利用其与半导体客户间的独特关系来获取该行业中的更多价值。半导体企业则应加强自身的内部创新能力，同时制定长期的产品研发方案，并保持稳定的投入。企业并购如果得到良好的管理也可以成为获取知识经验的捷径。
    在制药行业，中国企业在增加博士和研究人员数量方面进步显著，但在品牌药——高利润的专利药方面仍未能成为领跑者。中国企业在全球品牌药市场中的份额只有不到3%。药品创新，即发现新的分子或生物制剂是一个耗时长、投入大的过程，可能需要进行数年的实验。目前，监管机构正在不断改革药品审核程序，缩短新药上市的时间。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充分运用中国强大的研发能力来实现创新，沿价值链上移。
    机遇4：推进运营转型，提升生产力
    全面改革运营方式，可为生产力提升创造巨大空间——比如提高自动化率、提升能源效率、精简流程。麦肯锡估计到2030年，如果实施彻底的改革，劳动生产力将提升15%至30%。推进工厂的自动化是一大良机。中国企业采用了员工和机器人合作工作的模式，在保证灵活性的同时降低了资本投资。这样的方式可以广泛运用到其他的制造企业中。尽管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每10000名制造业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仍只有36个，相当于全球均值的一半，仅为韩国的十分之一。新的且价格低廉的机器人有利于扩大其使用规模。在能源利用方面，麦肯锡认为管理良好的节能项目将能节约10%至30%的能源花费。最后，精益的流程和方法如六西格玛也能帮助节约成本、提升质量。这些技术对中国而言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却由于不当的运用成效甚微。
    机遇5：“走出去”提升竞争力
    中国企业往往以产品出口者的身份参与全球化。然而，中国如要迈向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企业需要在海外市场建立其业务运营，与全球领先业者在他们的主场上展开竞争。尽管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参与日渐增多，但总体来说全球影响力仍极为有限。中国各行业排名前五的企业的海外市场营收还不到整体销售的10%，而海外跨国公司可以达到30%至70%。“走出去”能够帮助企业为其产品和服务打开新的市场，发掘新的人才和战略资产，并在国内竞争中更具优势，从而实现增长并提升其生产力。估计到2030年，全球化战略将使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提升10%至15%。并购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而言是举足轻重的一步，目前中国的境外并购数量剧增，并向资源以外的产业迅速扩张。在2006至2010年间，能源和原材料交易占到境外并购总量的62%，但在2011至2015年间，随着科技以及房地产和娱乐业等服务领域交易数量的增长，资源类并购跌至46%。境外并购所涉及的地域同样也在扩大。2006至2010年间，北美交易占总量的17%，而在2011至2015年间，已经上升至了25%。然而，中国企业在并购上的表现仍逊于欧洲和西方同行。在所有的中国并购中，能够为股东获得高于标准的总回报的并购交易仅为38%，而欧洲和美国分别达到了75%和54%。17中国企业需要提升其并购管理能力，如尽职调查和并购后整合，同时还需建立起一套体系来管理全球化组织、市场销售和生产。
    六大重点领域改革实现转型
    麦肯锡指出，引领一个有着14亿人口、11万亿美元GDP的经济体转型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府可着力于六大重点领域的系统性改革来提升经济转型的成功率。
    1. 鼓励更多行业的竞争。在服务业，国有企业仍占据43%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在制造业，只占8%。因此，服务业应鼓励更多的竞争，才能创造良性压力推动创新，提升客户服务品质。例如在电信行业，引入网络移动运营商以提高竞争已经开始，但三大运营商在谈判和定价的强势使得这一努力收效不大。而在医疗卫生领域，改变医院盈利结构，减少其对于药品销售收入的依赖，鼓励更多优秀医生进入民营医院可以提升诊疗质量。
    2. 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一个市场有效分配资本的金融体系益处多多。这就意味着证券市场运作良好，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能够在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同时维护好市场秩序，管理好投资项目。为了推动这一转型，中国的证券市场需要打下坚实有效的基础，例如更多强大、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更加公开透明的经济数据，更为有效的有关政府货币政策的沟通。吸引新的竞争者（如互联网银行），帮助传统银行建设能力，使之为长期被金融机构忽视的中小企业及农村消费者提供服务。
    3. 有序推进企业重组。成功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将为中国带来深刻影响，如关停低效的公司而不是继续为其提供保护和支持，理顺过剩产能。中国需要推行破产法并改善其破产程序，从而对过度发展的工业领域进行有序的重组。加强以处理重组业务为主的资产管理企业的能力，从而帮助深陷债务的公司重新焕发生机。中国需要谨慎地扩大不良贷款证券化，为可能的大规模坏账做好准备，并确保银行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4. 加强人才投资，鼓励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在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有很多事要做。政府当前能够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教育投入，开展专门项目推动优秀教师在最需要的地区流动，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就业技术培训技术，将这些技术纳入课程，并建立起教育就业一体化项目。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不同地区间就业岗位和人员匹配的优化。扩大失业保险及再就业培训的覆盖面能够帮助失业工人平稳过渡，并早日实现再就业。推动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帮助女性和男性员工实现其职业发展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的人才储备。
    5. 扩大需求总量。鉴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政府可以调整财政及税收政策来增强家庭的消费能力。对于有需要的家庭，政府可以考虑展开有条件现金资助计划。改善社保计划，提高医保和退休金比例也能够帮助减少家庭为可能产生的自付医疗费用进行过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推进消费，并缩小收入不平等。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经适房覆盖范围，在供需两端运用基于市场的补贴，也能有效拉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
    6. 提高公共部门效率。政府提高生产力对于这一新模式的转型举足轻重。可以采用家庭收入和生产力指标来对官员和部门进行考评，改变主要以地区GDP增长而对官员进行奖励的做法。实现数字化运营和服务也是重要一步。政府还需要加强解决各类矛盾的能力，平衡好不同利益相关方，确保结构重组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向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和发达经济体转型将为在华企业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提供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完）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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