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大战略开启人民币国际化“寻根之旅”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25期（总第1541期）2015年4月3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一带一路”：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战略
     [导读：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规划，标志着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正式出台。“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现，要以开放包容的理念，以贸易为核心，文化与经贸并重，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而实现其目标，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一带一路”规划的主要内容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规划，标志着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正式出台。
     “一带一路”规划，将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中国发起设立的丝路基金已于2014年末成立，注册资本615.25亿元人民币，董事长为中国央行行长助理金琦。该基金由外汇储备、中国投资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重点将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此外，中国还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截至4月1日，共计有52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创始成员。
     “一带一路”规划归纳为两个核心区：新疆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涉及18省份：新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重庆。七个高地：西宁、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
     15个港口建设：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两个国际枢纽机场：上海、广州。
     “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战略包括：
     1.  基础投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
     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优先打通缺失路段。
     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
     2.  金融合作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
     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
     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3.  贸易便利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积极商建自由贸易区。
     降低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提升通关能力。
     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
     加大煤炭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推动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
     4.  沟通交流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加强政府间合作，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
     5.  对外开放
     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6.  合作机制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战略
     路透记者沈燕在一篇文章中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依靠改革开放成就了目前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的大国地位；眼下新鲜出炉的“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战略，其中不乏中国借此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解读声；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下，开放包容才是本质。
     这也提示中国要顺利推进该项堪称“高大上”的国家大战略时更需要冷思考。尤其目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国家地区间经济差异巨大，中国在主打经贸牌时宜尽量弱化政府色彩，充分评估潜在的市场和政治风险，以确保投资项目安全务实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是中国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要做好并不容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北京的一个讲座中就提到，在中国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做出调整的状况下，中国要走出去就会与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冲突。他认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资本和产能已经过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国自己都不够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政府只是顺水推舟。
     中国截至去年底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在经济实力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当下，中国庞大的外储显然是支撑“一带一路”的底气所在。
     曾担任过中国驻中东特使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吴思科就提到，中东一直是战略要地，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目前该地仍处于大变局中，百废待兴，中东更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由于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环境相当复杂，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并调动积极性，通过沟通合作找到各自利益最大契合点，让丝绸之路走的平稳些，这方面的风险确实需要考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一带一路谁是主角？
     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地方政府热衷争取项目的背后，不乏寄望参与大战略提振当地经济的愿望。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一项国家战略，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一带一路”本质更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需要政府参与的热情，更需要理智决策的配合，避免搞“运动式”的一拥而上。这对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是一种考验。
     郑永年认为，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有国有企业去做资本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
     他认为要看到一方面中国的政府还不够强势，因为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保护。比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中国在缅甸的多笔投资，都遭遇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政府要做得还差很多。”郑永年称。
     这一观点也得到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的认同，他提到，要打消外界对一带一路只是经贸活动并无政治意图的质疑，就要体现企业的主体地位，所有项目都体现的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新疆许多营企业有能力拿到邻国能源项目，比国家层面谈项目更有效率。”全国政协委员王伟在今年两会的发言中用实例说明了企业作为主体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从实处、细处、小处入手，如欧亚大陆桥要解决如何运营的问题，做到货畅其流，在领域等领域要对民营企业开放，打破垄断。
     一带一路真是中国转移过剩产能吗？
     不可否认，从大的时间段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恰与中国经济遭遇"三期迭加”的调整周期重合，在内需欲振乏力，外需不旺的前提下，“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看法也尘嚣甚上。郑永年就认为，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有三：中国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技术过关。中国现在在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
     对于中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工具去实践“一带一路”，郑永年认为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首先一点就是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似乎还是经济项目，而他则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是个全球治理、至少是区域治理的项目。
     相较海外学者的观点，国内专家和企业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天和光能的高纪凡董事长也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表示，“现在说到一些过剩企业走出去，我认为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你管它过不过剩，到海外了，全球市场一体化了，应该是有竞争力走出去的。”
     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的认同，“产能过剩不过剩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过剩。那些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读，全球间的合作有很多层面，大的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区域间的包括自贸区，一带一路等等。”
     他指出，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并不是把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转移的都是优势高效产能，包括钢铁水泥等都是有很高性价比的产品。“换一种角度看，中国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向世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出口，这是一种双赢的格局，是利他的，目前国内外有些观点是将此事理解偏了。”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提振国内经济的看法并不准确，支撑中国经济主要靠国内市场，靠内需。”
     他表示，从推进一带一路的思路看也很清晰，用基础设施建设做突破口，而基础设施建设最需要的是钱，因此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目前开局良好。至于客观存在的地域风险，他认为，短期看应该避开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地方，但从长期区域间的经贸合作有利于消除地缘冲突。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就是开放包容，就是经济贸易的合作，并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安全等。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只是推进这项大战略的一个工具，这涉及60多个国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我们告别人生的时候它（一带一路）还在继续。”
     “一带一路”大战略开启人民币国际化“寻根之旅”
     李文科、张金栋报道指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大战略更具有“寻根”的意味。从五年前中国政府力推人民币国际使用至今，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需要落地生根的阶段，一带一路大战略正好提供了这一东风，让其与实体经济有了深度契合的可能。
     分析人士还认为，一带一路将令中国步入主动资本输出新阶段，推动国际收支更趋平衡以及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加速，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长远看都对人民币国际化大有裨益；但要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短期政策选项恐难见效，一带一路更多起到支持作用。
     “要让这么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往外走，就势必要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让资金往外走，这是一个天然的逻辑。”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赵庆明称。
     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提出更高要求，而当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加剧，再加上中国资本账户可能加速开放，因此监管层要想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稳定中寻求平衡将是难上加难。
     不过，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此前撰文指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更可能类似“亚洲模式”的货币可兑换，如韩元和台币，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对投机资本设置风险控制措施，而并不等同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中国亦可能在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大大加强的同时，保持适当的资本管制，以尽量降低风险，审慎监管以限制投机资金流入和短期外债的形式继续保持，以保障国内金融市场稳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70%以上的成员国仍对直接投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交易加以限制。而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对资本项目管制的谨慎性大都有所提升。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加强了资本管制以确保国内的金融稳定。
     中国政府最近五年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与众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多个货币开启直接交易；与此同时，人民币境外清算行纷纷落地，离岸人民币中心正在向全球化布局，且中国高层力争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
     而仅依靠金融市场的套利驱动，显然很难维持人民币持续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上述获得的不菲成果更多是中国政府主动推进的结果，由于尚未真正融入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的离岸市场深度和广度仍有限，缺乏深耕细作的土壤。
     根据有关机构调研，目前离岸市场上银行的人民币贷款比例只占20%，其他多数用来购买债券，或者存在其他银行拿高利息，这实际上就是套利，并没有支持到实体经济上去。这当然是发展中的问题，依靠现有模式很难克服，而一带一路战略则为开拓新模式提供可能。
     远水解不了近渴
     很明显，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与之配套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人民币国际化都是其中应有之义。
     但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肖立晟认为，目前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跟中国贸易往来不算特别密切，很多国家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走得不是很快，通过中国资本和相关产业参与其他国家的基建和贸易，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广人民币使用速度应不会很快，其中最大障碍是资金成本。
     他指出，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这些渠道实现的“走出去”虽都有国家信用来背书，信用等级好，但建设过程比较漫长，其灵活性不如私人部门；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包括国内产业过剩产能的转移，都跟资本流出有关，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整体信用等级不够，导致资金流出的成本很高。
     “总体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资金成本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不成熟也是瓶颈，跟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法律、规则不是很熟悉，这是比较弱势的地方。”他说。
     这跟中国金融市场关键价格的形成机制尚未理顺有着直接的关系，且目前中国银行业走出去还是处于初步阶段，海外子行和分行的经验不足、能动用的资金也不足、服务效率有待提高。从这些角度看，一带一路能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舞台和空间很大，但短期可能难以见到很好的成效。
     “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都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马上就能看到收益的，要见效，快也要三年长则要10年。”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称。在她看来，“一带一路”是走出去的大战略，但这战略没有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要跟相关国家做合作或者投融资，用什么货币？用人民币？人家盯着我们的货币了，那我们有没有国际货币的地位？”
     她强调，人民币还不能实现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也没有实现完全开放，现在是“拧巴”地、而不是特别顺畅地在推进。而欧洲国家为何对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么热情，目的就是要投资、要回报率，要融资以及体现他们的专业能力。
     虽然从可操控性和资金风险来看，“一带一路”通过更多放开人民币资本账户来实现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是最为理想，但从企业和机构自身效用出发却并不容易。
     在国外释放人民币贷款或许不难，但接受的国外机构和企业可能在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些资金换成美元或者本国货币，其中多了一道成本就是套期保值的成本，也就是在归还贷款的时候再换回人民币。
     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利率在3.5%左右，人民币贷款成本较高，除非中国能提供优惠贷款和配套措施，才可能令离岸资金池快速扩容，但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并不理想。
     “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应该是自身政策推动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建设的过程。在一带一路上，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持的作用，但效果不会特别大，现在包括亚投行在内，大家都有一点点冲动的情绪在里面。”肖立晟指出。
     汇率维稳与资本项开放的跷跷板
     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汇率稳定成为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考虑到今年将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目标，监管层可能将面临两难选择。
     分析人士认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保持汇率稳定，也就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圆等一揽子货币的波动不能太大。毕竟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将会面临多个币种的资产和负债，还可能形成错配；若汇率不稳定，将会增加其购买远期的成本和经营的风险。
     一般而言，从金融改革的优先顺序以及发达市场的金融开放经验看，资本项目的开放通常放在相对利率市场化以及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之后。虽然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将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奠定基础，但目前条件下，要在汇率维稳基础上开放资本项目，资本外流必然成为监管层的一大顾虑。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宣称将在今年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或将为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提供更多渠道，但开放也可能引发大量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不过中国的汇率稳定、流动性管理、异常跨境资本的流动已经纳入中国外汇监管部门的视野。国家外管局在强调汇率维稳的基调下，预计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可能振荡加剧，并要在防范跨境资本冲击前提下，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关键改革。
     赵庆明也认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密切相关，但资本项目开放也不是完全可兑换，基本可兑换也不等于没有管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肯定是往前走的，虽然有个“今年内”的时间限，但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动作，还是会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
     屈宏斌的观点也相对乐观。他撰文认为，跨境投资便利会使百姓正常的投资多元化得到满足，个人境外投资可能增加，但同时境外个人把投资配置到中国的需求也会得到释放，放开后资本流出风险不应高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可能会快于不少人的预期。
     “一带一路”战略要以贸易为核心
     国信证券4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动的国家合作模式的创造者；其意义不仅仅是简单的过剩产能出口或者资本输出，而是中国主导的新的国家间合作模式，并将以贸易为战略核心。国信证券报告要点包括以下内容：
     贸易为核心
     “一带一路”战略初期的合作对象应主要以中国周边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具体来看，初期的潜在国家可能主要包括：西北线的中亚五国；东北线的俄罗斯和蒙古；西南线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线的东南亚国家。
     战略布局上，贸易畅通是核心，基本的思路是贸易是核心，基建为先导，金融打头阵。换言之，未来“一带一路”有多少成果主要就是看多边贸易能扩大多少，要扩大贸易就要先搞基建做到互联互通，要搞基建就要先解决钱从哪儿的融资问题，这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方式。
     贸易方面，预计未来各国双边贸易额的扩大将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最直接能够看得见的成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是中亚五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与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的贸易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未来双边贸易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会很大。
     基建方面，从国外的情况看，相关新兴国家的确实存在基础设施存量不足，有进一步加大投资的需求。从中国的情况看，主观上，中国政府非常有意愿来协助他国进行相关建设，中央反复强调“要抓好重点项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发挥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效应。”客观上，中国也有足够的资本和产能可以进行支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将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三个方面。
     金融战略先落地
     中国政府将依靠雄厚的外汇储备主导性地去解决钱的问题。事实上，丝路基金已经成立、亚投行即将成立，标志着金融领域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最先落地的突破口。
     目前，可能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机构类型将包括：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内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依靠其丰富的对外经验，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金融机构，预计将主要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
     预计“一带一路”战略前期的基建投资和资源开发将主要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为主，之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可能会深度参与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之中。
     以国际大通道建贸易新支点
     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理位置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大通道可以分为海路和陆路两部分。海路部分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陆路部分与“一带一路”国家连接的通道主要集中在三个省份：新疆向西连通中亚；云南向南连通中南半岛；内蒙古向北连通蒙古和俄罗斯。
     据此，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国内的贸易支点最有可能集中在海路的四大自贸区（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和陆路的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云南（昆明）。《愿景与行动》规划了多条经济走廊，这些经济走廊将是未来“一带一路”中人员和物资流动的主要国际大通道。
     国信证券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于多边贸易的扩大，根据“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的战略框架，未来国内布局的重点方向仍将集中在沿边和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支点城市极有可能出台进一步的细则政策，如设立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等。
     “一带一路”应文化与经贸并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在给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则建议，“一带一路”要文化与经贸并重。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演讲在谈及“一带一路”战略时表示，这个战略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但这一战略的推进还需要“两条腿走路”，仅凭中国自己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尊重别国意愿。可以预见，别国对这一战略在认识和接受上会有一个过程，而且它们的执行力也未必赶得上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尊重别国选择，不要给“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
     “一带一路”要真正落地，中国企业、地方政府是关键力量，要注重“五有”，即有内容、有品质、有品牌、有人气、有人才。
     有内容，即是要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一是产品，二是思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包括中国产品，更包括中国理念及中华文明。要超越“有什么卖什么”的阶段，要超越出售“历史古老、独一无二”稀缺资源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既卖中国产品，也卖中国价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中国产品上升到对中国的欣赏和认同。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了解中国的合作伙伴，要以“庖丁解牛”的态度去分析每一个国家。中国人往往把22个阿拉伯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把5个中亚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把10个东盟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据此制定整齐划一的政策。但“一带一路”要真正具有生命力，就要十分细致地去了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对中国的具体期望、需求。战略的避讳是笼统和肤浅。
     有品质，即是要用真正的精品展现中国魅力。今天，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自称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有的自称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自称丝绸之路的黄金段，还有的自称丝绸之路的排头兵……
     首先，要慎用“桥头堡”、“排头兵”、“先锋队”、“主力军”等词汇定位。如“桥头堡”（bridgehead）是军事术语，它的本意是防御性的，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进来”，这个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次，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品质、有亮点，即本省份有哪些“不可替代”的错位竞争优势。中国的丝路城市要做精致资源，而不是大开大合。
     有品牌，即是要做百年老店，要展现“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要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尊重与信赖。“百年老店”的最大财富是时间积淀和信任积聚。因此，致力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品牌意识，要做有文化的中国企业，要做有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
     有人气，即是中国丝路城市要展示人情与乡愁。中国城镇化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面积增大的城镇化（解决土地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城镇化（解决户籍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幸福指数增强的城镇化（解决归属与认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避免丝路城市开发出现规划失误等问题。此外，要加强丝路国家与中国的人文交流，由此夯实民意和社会基础。要吸引更多丝路国家的年轻人来华留学，创造机会让他们深入中国社会。要注重留学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将工学、农学及医疗等学科划定为主要留学领域，创造归国留学生与当地中资企业接触与合作的机会。
     有人才，即丝路建设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人才和思想。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特别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建议整合全国人才资源在南方省份建立海上丝路研究院，在西北省份建立陆上丝路研究院，同时配套建立智库产业园区，发挥对所需人才的孵化作用。要在共享人才上展开合作，而不是互挖墙角。此外，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等多边平台的上马，意味着需要大量熟悉国际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了解多边惯例的国际型人才。
     总之，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应该是一个文化事件。古丝绸之路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一条经贸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今天中国的丝绸之路，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不仅要带来产业升级、市场扩容，更要推动思路升级。有思路才有丝路。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5年第25期（总第1541期）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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