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运动的警示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89期（总第1211期）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反思经济危机后的资本主义
       一、对“占领”运动的思考
    “占领”者们能得到什么？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认为，不论是伦敦的抗议者，还是“占领华尔街”，它们只是一场思想的狂欢，而没有聚焦点。而他们的对手——银行家们有两大诉求：抵制政府对银行业的各种限制，确保自己能继续拿高薪。
     银行家们软硬兼施，如巴克莱领导了一场运动，反对大幅改变英国银行业的结构。巴克莱还对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CB）反复表示，如果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撤离英国。因为担心许多银行可能抛弃英国、搬到纽约或香港，ICB还在斟酌各种方案。
     当然，ICB并没有对银行业百依百顺，该委员会建议，各银行把零售业务和小企业业务“圈护”起来，与风险更高的业务分隔开。但银行业还是赢得了一定的灵活空间：“圈护”对象会根据不同银行灵活掌握，而且至少要到2019年才会落实。
     在另一场战斗中，银行家们也已经稳操胜券。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温?威廉姆斯以及法德两国支持对金融交易征收一项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税，但关键的是，美英两国表示反对。如今看来，开征该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另外，不管银行家们有没有走出懊悔，但他们显然已经不再自减薪酬了。在2008年和2009年，银行高层曾放弃奖金；但在去年，美欧大型金融机构的15位 CEO中，有14人拿了奖金。根据高管薪酬研究公司Equilar为英国《金融时报》编制的数据，支付给CEO们的总薪酬上涨了36%，而营收只上涨了 2.9%。
     最近，瑞银（UBS）员工擅自交易，导致该行损失23亿美元。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瑞银依然发放了高额的奖金，拨出投行业务收入的近90%用于支付员工薪酬。该行高管们表示，不提供优厚的薪酬，就可能留不住人才。
     银行家们专心投入对自己最重要的事，而他们的反对者们诉求混乱，两相比较，我们不禁会想起叶芝（W.B.  Yeats）的话：“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炽烈的狂热。”只不过，银行家不都是坏蛋，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也不都是优秀的人；抗议者们的弱点不在于毫无信念，而在于信念太多。
    “占领”者们还应如何做？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加普（John  Gapper）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像通常那样不被扯入政治，而是利用直接民主的理想主义形式，提出新的观点。他们做出足够的承诺，出现并参与到长期且建立共识的和平辩论中，这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些理智的行动将重心转入行动小组，讨论从另类银行业到绿色经济等各种问题。另类银行业小组蔑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传统形象。其中很多最坚定的抗议者来自金融业，包括来自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一些银行家和交易员。该活动的组织者是外交家卡恩?罗斯（Carne  Ross）和定量金融分析师凯茜?奥尼尔（Cathy  O’Neil）。前者著有《Leaderless  Revolution》一书，后者在对冲基金D.E.  Shaw 和咨询公司RiskMetrics供职。
     该团体正在对旨在限制大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的实行发表评论，并试图为一种新型互助银行创造出一种架构。该团体可能会鼓励信用合作社和互助组织，例如巴斯克工人合作联合会蒙德拉贡（Mondragon）。
     “我曾在金融业供职，我慢慢地、但肯定地意识到，我多年所做的事情是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奥尼尔告诉我，“你亲身看到这种激励，并了解它有多么腐败。”她承认，看到内部人士在计划推翻华尔街，她感到“有点奇怪”，但他们是“唯一了解它的人”。
    “占领”运动的警示
     《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级编辑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撰文指出，对于被驱逐出曼哈顿下城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根据地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成员们，美国公众几乎毫不同情。这是开放社会的一个悖论：既然秩序得不到自动恢复和保持，公众就会要求政府大张旗鼓地维持秩序。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出现过普通市民声援抗议青年的场面。然而，尽管占领运动作为一个运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个症状可能相当重要。
     占领运动的抗议者们一直都不太明白他们是在为谁抗议。“我们就是99%”（We  are  the  99  per  cent）的口号显示出示威者对不平等的问题有清晰的理解，但对于示威者自身的身份，理解却很模糊。“占领”是一个缺乏同情意味的动词，我们不会赞赏当年占领法国的人。《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位维持国会山周围治安几十年的警察，他曾经历过多次骚乱和示威抗议。他拿今天的占领运动和1979年前往华盛顿抗议美国农业政策的农民相对比，他说：“不像今天这样，那群农民可都是真正的农民。”
     抗议人群也说不出他们的具体抗议目标是谁。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门前，我询问抗议者，他们对欧元有哪些反对意见。他们告诉我，没有。既然如此，他们对欧洲央行又有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他们说，问题在于“那些银行”。
     而且这场运动在表述其信念时也有些含糊其辞。一场运动要有意识形态才能生根发芽，长期持续。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那就不是一场运动，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占领华尔街只是一场在当代文明的边缘，以不同方式生活的实验，而不是勾画未来新文明的蓝图。只要缺乏意识形态，占领华尔街运动传达出的全部信息，就仅仅是露营的帐篷群而已，而只要世界各地的市长们下令抗议者卷铺盖回家，运动就无法再持续。这就使得露营者依赖掌权者。
     让占领人群继续占据露营场所，就需要将非言语的行为，如搭帐篷，视为受到宪法保护的表达形式。公众对这种构想十分反感，而法院持怀疑态度。在1984年克拉克诉“创意非暴力社区” （Clark  v.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露营过夜不算。
     占领运动对解释和解决当前的危机没用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它倒是一个让人惊醒的症状。我们当前的危机无论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都与资本主义有关。最近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撰文，对西方社会的问题作出了最有力的阐述。他指出，社会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实行的全面就业政策，导致选民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衡量标准，与市场的衡量标准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差距。同时满足这两种标准所需的资源超出了政府的支配能力。于是各国政府使出各种手段来填补缺口，诸如通货膨胀、赤字融资、放松对私人信贷的监管，现在则是在纾困计划中占私人部门资源的便宜。
     解决当前经济顽疾的每一种努力，都会遭遇施特雷克教授提出的问题。纾困或财政紧缩方案与民主相容吗？意大利新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之前，上一位作为参议员被委以重任，行使权力的著名领导人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与民主相容吗？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能源巨头给予补贴本来已经酿成丑闻，现在还有另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政府能否要求公民购买某些特定产品？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已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正在离开舞台，因为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只涉及1%公民的贪婪，更涉及系统性的问题。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债务、货币等诸多危机要求一定程度的经济可测性，而自由民主制度现在很难提供这种可测性。民主国家本来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二、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审视
    资本主义接近转折点
     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会长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公众对于市场资本主义运行状况的担忧正不断加剧。
     兰伯特认为，公众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是基于两个更宽泛的理由。首先，与其它选择相比，自由市场能带来更有效的结果；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市场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但过去几年，这两种假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我们现在都已知道，有效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市场失灵可能给广泛的公共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知道，经济成功的果实在分配上变得越来越不均。在美国，近年来的所有增长（以及其它）成果都流向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如今，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每年拿走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25年前的两倍。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同期内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怪甚至一些右翼政客，也已开始对近几周来全球各地的抗议人群表现出某种同情。抗议者没有明确的议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已经表达出了许多人共有的担忧，而这种担忧不太可能悄然消散。
     因此，资本主义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转折点，告别过去三十年来盛行的那种“赢家通吃”文化。若不对这种文化加以限制，公众的不安情绪迟早会引发政治反应——其形式可能是远为严苛的监管和累进式税制。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破坏，至少不会比他们希望取代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要小。
     企业自身若能认识一下问题，情况则要好得多：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福祉，对于企业有着切实的经济利益；成功或失败的评判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每股收益或每位合伙人获得的利润；而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面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资本主义以往曾做出过调整。眼下，又到了做出调整的时候。
    资本主义的大问题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 “The  big  questions  raised  by  anti-capitalist  protests”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4年多的时间，但直到现在，才兴起反资本主义抗议。那么，这是不是左翼政治复兴的开端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抗议者是否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是的，的确如此。
     这股浪潮要成为新左翼政治的开端，必须具备两个因素：第一，必须出现一种令人信服的新意识形态；第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必须存在着某种社会力量。
     19 世纪到20世纪初，新涌现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背后的力量则是有组织的工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方式以失败告终，但它成功地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是一股保守力量，致力于捍卫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步争取到的权利。另一方面，工人组织仅在公共部门确立起了牢固的地位。这赋予它同样的保守使命：维护福利国家。英国公共部门工人针对财政削减计划发起的罢工，就可说明这一点。
     如果从传统左翼身上找不到答案，自由市场能够像往常一样立刻恢复运转吗？不能。相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人士必须解决当前的事态。这首先是因为有一些更加阴暗的政治思想正蠢蠢欲动：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当传统上层集团失败了、民众的失望情绪高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眼看着这种悲剧重演。
     亲市场阵营应对危机的策略，大体上因循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套路。他们中有些人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政府。美国的“茶党”便是如此，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英国，这股势力比较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场危机是戈登?布朗在财政上恣意挥霍、政府对市场监管过度或央行无能等因素导致的。他们沿袭了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与他们相对立的人士，则奉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实行“有管理的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
     这场辩论主要又是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应用：在衰退中应该收紧、还是放宽财政政策？在极端环境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通往恶性通胀之路，还是有效的政策？正如上世纪30年代激进凯恩斯主义者的逐渐兴起一样，一个支持加强市场干预的派别也正粉墨登场。
     这场辩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两种观点都有用。茶党关于未来政府角色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是美国也不可能回到19世纪。但茶党中比较有头脑的人士则是对的（并且与当今的抗议者所见略同），他们认为，我们已经缔造了一种内幕人资本主义（an  insider  form  of  capitalism  ），它利用、事实上也制造了补贴和税收上的漏洞，让内幕人士得以从中渔利、大发横财。不得不拯救银行这一点令人惊恐。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令人不安。危险在于，我们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的“开放介入秩序”走向它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
     这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不公正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妒忌史蒂夫?乔布斯的财富。但对于从接受纾困企业中涌现出来的富人，人们则抱着不一样的眼光。纾困必须到此为止。改革金融业使其能够取信于人，对于未来至关重要。但这还不够。市场资本主义造就了内在的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两种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极端的不平等。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自我消耗的倾向再次隆重亮相。说起自由市场，右翼人士声称，如果我们回到金本位制、或者结束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对未来进行押注，必然就会有不稳定性。人类的乐观和悲观思潮似乎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减轻不稳定性、缓解相关后果的方法从来都有待于寻找。
     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接受的？我们找不到标准。只要大家认为富人们是通过操纵、而非通过诚实竞争发家致富的，这样的不平等就是有害的。随着不平等的程度上升，公民人人平等的感觉就会淡化。最终，民主被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这是共和政体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和平抗议是自由公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抗议使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左翼不知如何取代市场。但亲市场者还是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抗议。眼下并非事事顺遂。
    回到霍布斯的世界?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论述当前世界经济秩序时认为，多边主义时代正在让位于新的国家主义时代。自1945年以来试验过合作式全球治理之后，我们正在重返19世纪的“国家世界”（world  of  states）。这是第一个悖论。各国一方面追求维持国家主权的妄想，另一方面却在全球化进程中交出权力。
     各国政府已把权力割让给了流动金融资本、跨境供应链以及比较优势的快速转移。如今，信息控制权属于24小时卫星电视和充满不和谐声音的互联网。其结果就是一场政治危机。民众希望本国政治领袖能够为他们消除伴随全球一体化而来的经济、社会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然而，各国政府已经丧失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大部分能力。
     谁若想探究大西洋两岸都在兴起的排外民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发生的反资本主义抗议——的起因，将会发现其原因就在于个人安全的供需失衡。
     不久以前还可以认为对战后解决机制加以延续和修改就能适应全球力量的再平衡。大家都明白，维持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均势问题——指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建机构中的投票权重——还将引起一些争论。那些最近才获得了对国内事务主权的国家，将不愿把它移交给全球治理这个抽象的概念。过去曾有人怀疑，多边主义受到操纵，有利于西方的准则和价值观。但通过相互让步，中国、印度和巴西可以成为合作对象。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所称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说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毕竟，其它地区的崛起依赖的是一个全球规则体系。
     结果，后起大国的意图受到了可怕的考验。富裕国家遭受重挫。国内危机使西方国家焦头烂额，它们已经无心于国际主义的抱负。欧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亡，而在债务和赤字的双重作用下，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在走向孤立。
     欧元的问题表明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危机。在围绕欧洲团结的高谈阔论的背后，曾经隐藏着对“合作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观点的严肃认同。更多欧洲特色意味着更多法国特色……更多德国特色，更多意大利特色，等等。欧元危机已使这个进程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得到多少，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必将失去多少。照这样下去，欧洲将重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新兴国家没有错过这一教训。如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联系如此紧密的欧元区国家都对拯救这个单一货币如此犹豫不决，那么其它国家为什么还要相信“全球治理”？
     或许欧洲夸大了自身的影响力。美国才是战后秩序的设计师和保障者。尽管因对外干涉屡遭挫折而实力受损而且经济低迷，美国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强者。单单美国就能使新兴国家相信，保障共同利益和化解全球化的威胁需要各方商定的“交通规则”。但这一论调无法让茶党或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美国工人信服。它对北京的博主们也没有吸引力。政治仍绝对局限在本土范畴。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前，西方的混乱对新兴世界有利。反省的美国为中国留出实现主导亚洲的目标的空间。自身前途未卜的欧洲不可能在人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说教。西方的衰落加速了权力的转移。
     但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全球化自相矛盾的激流中。非洲将与亚洲展开竞争。中国的工作岗位将被孟加拉国夺去。新的繁荣会遇到新的危险；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上的相互依存相抵触。
     在重塑全球秩序方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现在战胜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但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悖论：国家主义时代预示着一场新的国家危机。
    （待续）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89期（总第1211期）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