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入了什么样的经济僵局？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85期（总第1207期）  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国际经济问题观点集粹
     一、欧洲经济问题
    欧元还能坚挺多久？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 “A  Gravity  Test  for  the  Euro”一文中说，尽管我赞同汇率问题很难解释或理解清楚，但仍然对眼下欧元相对稳健的价值感到有些不解。难道货币市场真的相信，欧元区各国政府最新的欧元拯救“完整方案”能维持几个月？
     新计划颇不靠谱，它依赖于可疑金融工程伎俩和从亚洲适量融资的含糊承诺。即便是该计划的最佳部分——即准备（但并未实际通过）让希腊主权债务的私人投资者损失50%——也不足以稳定希腊沉重的债务和增长问题。
     那么，既然投资者仍对南欧政府债务充满疑虑，为何欧元对美元仍有40%的溢价？在我看来，欧元必须下跌这一观点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而欧元应该维持稳定甚至升值有六个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从欧元为何必须下跌开始。
     在缺乏形成更紧密的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明确道路的背景下——这一点只有通过修宪才能实现——当前的欧元体系只是半吊子工程，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显然，欧洲央行将被迫购买数量甚巨的欧元区主权（垃圾）债券。这样做在短期可能有效，但如果主权违约风险成为现实——根据我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研究，这很有可能——那么欧洲央行自身也将需要资本重组。此外，如果较稳健的北欧国家不愿意承担转移成本——政治阻力相当大——欧洲央行可能被迫用印钞来实现自身的资本重组。无论如何，爆发深度金融危机的风险很高。
     既然如此，支持欧元维持当前水平甚至有所升值的观点有哪些呢？
     首先，投资者可能会告诉自己，在最坏情形下，北欧国家将抛弃疲软国家，创造新的超级欧元。但是，尽管这一情景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欧元区的分崩离析将是高度灾难性的，欧元得先跌到底才能复苏。
     其次，投资者可能记得，在2008年的金融恐慌中，处于震中的美元由于恐慌影响覆盖面非常广，反而有所升值。尽管很难将当初的美元和现在欧元联系在一起，但巨型欧元危机仍大有可能在美国和其他地区造成连锁反应。或许传递机制会是美国银行——许多美国银行仍然十分脆弱，因为它们的资本充足率很低，手中的按揭组合簿记价值也远高于市场价值。
     第三，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乐于继续购买欧元，以对冲美元和自身经济的风险。政府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不同，并不一定按最大回报的标准投资。如果外国官方需求才是欧元强势背后的真正原因，那么欧元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外国主权买家的最终逃离——与私人投资者不会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快更集中。
     第四，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说到底，美国的风险一点都不比欧洲小。确实如此，美国政治体系在达成稳定中期预算赤字计划方面受到了阻碍。尽管主管制定财政整合计划的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或许能够拿出一套方案，但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否愿意在选举年妥协还远未可知。此外，投资者还可能担心美联储会考虑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这将进一步压低美元。
     第五，欧元的当前值并未脱离购买力评价标准太远。1欧元兑1.4美元的汇率对德国出口商来说很便宜，即使欧元出现大升值，它们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对欧元区南部外围国家来说，现在的欧元汇率是难以为继的。一些德国公司说服员工接受减薪以助抵御金融危机，但南欧外围国家的工资一直在稳步上升，甚至在生产率停滞不前时也照涨不误。但是，由于欧元的整体价值必须平衡南欧和北欧，因此，可以说1.4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内。
     最后，投资者可能认为，尽管此前的诸多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但欧元区领导人的最新计划终将见效。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一直欺骗一些人，可也以一度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人。”完整的欧元修复计划会在某个时候在某些国家出现，这是肯定的，但不可能一下子在所有国家出现。因此，你可以找出大把雄辩理由证明为何欧元尽管存在旷日持久的危机，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维持着对美元的坚挺。但展望明年，别指望欧元/美元汇率能保持稳定，至于欧元走强的可能性，那就更渺茫了。
    默克尔的远景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在文章“Angela  Merkel’s  Vision  Thing”中说，许多人认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未能像其前任和导师赫尔穆特?科尔那样为欧洲树立一个长远的愿景。那么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要传达一种远景，既能以此为相关政策赋予意义，也可借此发动民众对这些政策（及其倡议者）给予支持。这同时也是领导人之间构建共同目标，为集体行动注入活力的途径之一。这个远景通常会勾画一副鼓动变革的未来图景，但有时也会绘声绘色地描绘现状——或者辉煌的过去——以抵制变革。
     而一旦缺乏远景，上述两种方式都将无法引领众人。对此联邦快递首席执行官弗里德里克?斯密斯曾说：“领导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组织传达远景和价值观。”
     但对待远景也必须十分谨慎。有时领导人自以为远景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但殊不知一个错误的——或是一个野心过分膨胀的——远景却会令他们深受其害。老布什就因为缺乏所谓“远景之类的东西”而吃了大亏，甚至连累了自己。当他面对手下们的追问，要求更加直接和详细地阐述其远景时，他却总是回答“那不是我的作风”
     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他的儿子小布什则构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远景。正如一位前白宫顾问指出的那样，小布什“痴迷于把民主带到中东这样的宏大理想，与其父亲谨慎渐进的作风截然不同”。然而，两相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老布什的外交政策更胜一筹。
     一些有抱负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必须构建一个能够镇摄住其追随者的远景，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个成功的远景通常源自于集体的需要，领导人只是适时将其提炼出来并阐明清楚而已。比如马丁?路德?金在他那篇名文《我有个梦想》中所提出的远景不仅发端于美国平等和包容的主流价值观之上，而且还源自于非裔美国人饱受奴役和排斥的惨痛经历。
     此外，领导人也会因阐明远景的压力而陷入困境。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说，“每个人都会问‘你的远景是什么’。如果鲁莽应对的话将得罪很多人，而最佳的回答是以‘你认为呢？’来开头，然后认真倾听，再阐述你的远景。”
     一个成功的远景必须能够吸引众多追随者和利益相关方。在一个群体受欢迎不代表在另一群体里就行得通。同时一个历久弥坚的成功远景必须奠基于对群体所面临状况的深刻理解。领导人在提供答案前必须准确把握住问题。他们不仅要倾听追随者们的意见，而且还要深刻理解影响人们选择的背景因素，在此基础上才能选定目标并在远景中阐述出来。一句话，领导人必须精确评估现实。
     远景的气魄随领导风格的不同而不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就比公务员拥有更宏大的远景。一场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能够宣扬一个远超其追随者想象的远景，而一位承担着多元目标以及各种责任的总理则必须与公众时常沟通，因此许下的远景也无法脱离群众太远。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输掉了2000年总统大选后摇身一变成为对抗全球气候变暖运动的领导人，而他的领导风格也从务实转变为启发性和先知的类型。
     分析家根据运动领导人是否能在现实与风险，目标与能力之间取得平衡来判断他的远景能否成功。谁都能发出一大堆宏愿，但有效的远景是前瞻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产物。
     就连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批评者们也承认：虽然总是对远景的细节缺乏关注，但布莱尔阐述远景的能力也是其作为领导人的巨大优势之一。类似的还有20世纪的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小布什——他们都擅长阐述一个宏大的外交政策远景，但当这些远景在实施中遇阻之时，却又不善于重新界定和修改远景。他们两位都希望推广民主，但都以一种容易招致反抗的方式来实施。
     当然，一味的谨慎渐进也是不够的。有时候领导人就需要突破现实的藩篱去激励追随者并激发出额外的效应，如同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但如果没有对背景的理解，没有基于这种理解的某种程度上的谨慎，远景很容易从宏大沦为浮夸，从而损害了它所追求的价值。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小心劝服美国人民放弃孤立主义那样，今天，默克尔也在谨慎地拯救欧元。她顶着公众对使用德国基金拯救希腊经济的怀疑。她的政治盟友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自己所在的政党也输掉了州选举。如果采取更激进行动，那么默克尔或许会失去更多的支持，而她目前踏出的步伐仍不足以让市场重获信心。
     然而在今年十月底，她最终为欧洲的未来勾勒了一个远景，并以此说服德国联邦议会同意拯救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但这一远景是否为时已晚——以及是否可行——将在未来数月见分晓。
    欧洲的金融危机是政治危机
     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一篇题为“Europeanizing  Europe”的文章中认为，欧元区已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因为在欧元区，危机击中的是软弱的“结构”而不是拥有真实力量的国家。这一结构挥霍公民和市场对其解决冲突的能力的信任，还把国际金融体系推向了灾难边缘。
     换句话说，眼下，金融危机反映了欧元区的政治危机，一场让人质疑欧洲计划存在的合理性的危机。如果欧洲货币联盟崩溃，那么所谓的共同市场以及欧洲机构和条约都不会得到保留。欧洲一体化进程60年的成就将一笔勾销，留给人们的将是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失败将伴随世界新秩序的出现，两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主导模式将寿终正寝。权力和财富正在向东亚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美国将忙于处置自己的问题，并将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如果欧洲人现在不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那么没有人会帮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欧洲现在不能成为自身命运的代言人，那么它将沦为新势力的目标。
     造成欧洲危机的原因并非3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也不是投机活动越吹越大的资产泡沫的崩溃、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违反、日渐膨胀的债务或是贪婪的银行。与这些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欧洲的问题并不在已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未曾发生的事情——成立共同的欧洲政府。
     20 世纪90年代初，欧盟多数成员国决定成立一个货币联盟，使用共同货币，由一家央行管理，但成立中央政府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支持。结果，货币联盟建设的这一阶段被中止了，虽然建成了一幢耀眼的大厦，其根基却并不牢固，不足以在危机爆发时保证稳定性。货币主权成为了欧洲的共同事业，但执行它所需要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各国手中。
     当时，人们相信，形式化的规则——设置关于赤字、债务和通胀的强制性限制——已经足够了。但这一规则的基础本身被证明只是一场幻觉：原则从来都需要权力的支持，否则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验。
     而如今，欧元区作为一个采用共同货币和共同原则及机制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在现实的考验中失败了。欧元区没能对危机作出决定性的反应，因此失去了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信心。除非欧洲的政治权力也得到欧洲化，让现在的联合体进化为联邦，否则欧元区——以及整个欧盟——将分崩离析。再度国家化将导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成本；欧盟的瓦解足以让全世界产生恐慌。
     相反，如果货币联盟的政治赤字能够现在就解决掉——第一步是成立财政联盟（共同预算和共同债务）——那么建立真正的政治联邦仍有可能。我们要认清形势：唯有欧罗巴合众国才有防止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力量。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欧元区是欧盟的前哨，因为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加快政治统一日程。不幸的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对欧盟条约进行必要修改的建议能获得一致通过。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欧洲曾签署过所谓的申根协议（如今是欧盟条约的一部分），开放边境，这是在欧盟条约之外（但仍带有鲜明的欧洲精神烙印）迈出的具决定性意义的统一步骤。从这一成功先例看，欧元区应该避免欧盟建立缺乏民主合法化基础的超国家结构的原罪。
     欧元区需要一个政府，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政府可以仅由各国政府首脑组成——此步骤已经开始了。此外，由于财政联盟不可能在没有共同预算政策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不通过各国议会，什么事情都决定不了。这意味着由各国议会首脑组成的“欧洲议事厅”（European  Chamber）也是必不可少的。
     欧洲议事厅可以先以咨询机构的形式存在，各国议会依然保有各自职能。然后，在共同政府条约的基础上，欧洲议事厅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议会控制和决策机构，由各国议会代表成员组成。当然，由于此类条约意味着主权向欧洲共同政府机构的大规模转移，因此需要通过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公投实现直接的、广受人民支持的合法化。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决重要问题，比如确保经济稳定和刺激增长的共同政策。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当前危机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除非欧元区拥有一个以实际政府、有效议会控制和真正民主合法化为基础的可靠的制度性框架，否则这些问题甚至连如何界定都无法实现。
     二、美国经济问题
    美国陷入了什么样的经济僵局？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最近在文章“America’s  Economic  Stalemate” 中分析说，美国似乎陷入了危险的经济停滞陷阱。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拒绝在预算问题上让步，这让美国政府无法处理大规模财政赤字和快速上升的国民债务问题。事实上，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国民债务将在未来十年内上升至GDP的82%，即2008年水平的两倍。
     此外，这一估计是建立在十分乐观的经济增长和低利率假设上的。如果增长率没有那么高，名义利率没有那么低，则债务比率将在2021年突破100%，在2030年超过150%。
     政府债务上升越来越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这导致全民退休金和医保项目——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成本节节攀升。大多数专家认为，欲限制债务增长，就必须降低这些“福利”项目占GDP的比重，同时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
     但奥巴马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反对任何福利项目削减计划，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及其国会代表反对任何税收增加计划。结果就是当前的僵局——无法削减财政赤字，也无法扭转国民债务的上升趋势。
     共和党指出，国民债务增长只能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限制。尽管一些传统开支的削减原本就是支出控制的一部分，但这一办法需要辅之以削减“税收支出”——即税法中补贴医保、按揭贷款和地方政府税收之类的部分。限制税收支出可以削减相当于2%的GDP的年度赤字，从而在2021年将债务/GDP比率拉低25个百分点以上。
     共和党普遍拒绝这种形式的支出削减，因为这会导致税收增加。该方法确实会让总税收收入增加，但限制税收支出的经济效应与通过其他方法减少这些项目的支出是完全一样的。但共和党反对任何令税收收入增加的办法，这意味着这一打破预算僵局的关键永远不会得到实施。
     社会福利的预算成本可以通过用基于投资的个人退休金账户所产生的年金替代部分目前靠税收支付的福利项目来实现逐步削减。但即使这样的改革可以维持退休者的收入水平，民主党也会反对，因为这会让传统政府福利减少。于是，僵局会因此加深。
     两党立场均十分强硬，这将影响到2012年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事实上，共和党向选民打出的口号将是“我们不会对你们增税，但民主党会。”而民主党将针锋相对，树立“我们不会削减退休金和医保福利，但共和党会”的大旗。
     双方在大选前都将保持鲜明的立场，因此，马上实现税收支出和未来社保退休金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僵局将在大选后不复存在十分乐观。那时候，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可以接受当前必须拒绝的改革。
     另一条在选举后赤字削减的办法是降低边际税率，同时用削减税收支出来弥补收入的减少。官方分析低估了降低边际税率对可征税收入的影响，但经验表明，边际税率降低会让纳税人工作更卖命、更多地以可征税现金而不是以额外津贴的形式获得报酬，并减少退税消费，从而使可征税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削减税收支出和降低边际税率双管齐下可以通过增加可纳税收入水平大大增加税收收入。
     当前的经济僵局十分危险，因为金融市场可能对此产生负面反应，且推迟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意味着国民债务会继续攀升。我也许有些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当前的预算僵局纯粹是为了给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美国政治体系将在财政整合问题上显示出高效率。
    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缘于储蓄短缺
     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斯蒂芬 ?罗奇（Stephen  S.  Roach）在“America's  Other  87  Deficits”一文中分析说，美国存在经典的多边贸易失衡。除了对中国的巨大贸易赤字意外，对其他87个国家（地区），美国也存在赤字。多边赤字是无法通过向双边伙伴中的一边施加压力解决的。但美国日渐壮大的对华强硬派可不这么想。
     美国的大规模贸易赤字是前所未有的国内储蓄短缺的直接结果。对一国储蓄能力的最广泛也最有意义的测量指标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净国民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储蓄之和。该指标测量“净”值，以剔除与老龄化或报废产能有关的折旧。该指标可用来测量可为一国资本存量增长融资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储蓄量。
     在美国，净储蓄早已不复存在。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一直是负数，与20世纪最后30年的平均水平——占GDP的6.4%相去甚远。在现代历史中，还从未有哪个世界经济大国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储蓄短缺。
     但美国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一问题的妙招。利用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谓的世界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美国可以廉价借入国外的盈余储蓄，维持巨额国际收支（或经常项目）赤字以吸引外国资本。
     美国经常项目上一次出现余额是在1991年，此后，到了2006年，经常项目创出了801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赤字的历史记录。过去几年来，赤字有所减少，但大部分改善可能只是受异常艰难的商业周期的暂时影响所致。
     美国多边贸易赤字长期以来都要占美国国际收支缺口的大头。自2000年以来更是占到了累计经常项目赤字的96%。这也是中国罪魁论的可笑之处。除非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慢性储蓄短缺——否则，认为能用双边办法解决多边问题就是荒唐可笑的。
     但这正是美国官员以及众多出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所需要做的。贸易赤字被广泛认为给美国就业和真实工资造成了严重压力，因此，近期以来，人们心急火燎地对美中贸易失衡给予了特别关注。是的，中国是美国多边贸易赤字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2010年贸易总缺口的42%。美国跨国公司的主动外包和供应链管理决策是中国份额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没有让华盛顿的官员们停止对中国指手画脚。
     长期存在的货币操控指控为美国政客——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确凿证据，使他们认定应该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加以高额关税。这就是美国参议院最近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矛头直指中国的“货币法案”背后的观点。
     给美国的问题找个替罪羊也许只是权宜之计，但仍不可不谓是坏算盘驱使的坏政策。在一个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和慢性个人储蓄短缺早已是众人皆知的时代，美国注定要在可见的未来经历储蓄不足、多边贸易赤字巨大的时期。
     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不但不能解决储蓄短缺问题，还可能弄巧成拙。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中的中国成分只可能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该国的生产成本十有八九会远高于中国。此举无异于向困境重重的美国家庭加税，绝不是美国政客所承诺的解决方案。
     这并不是要忽视必须修正的美中贸易问题。市场准入应该成为最优先项——特别是对疲软的、急需出口等新增长源的美国经济来说。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应该致力于拓展中国机会，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内需的当口。中国应该被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应该向美国公众澄清，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不公平的贸易伎俩。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对美元升值了30%。从多边数字来看——该指标更有意义，因为它测量一国货币相对于该国所有贸易伙伴的价值——“真实有效”的人民币汇率大约要比过去12年（1998—2010）的平均值高了8%。
     是的，中国仍在继续囤积巨量外汇储备。但对于这个问题，投机者的“热钱”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中国决策者有意识、极合理地专注于金融稳定大局、坚持渐近可控的升值之路。
     指责中国体现出美国人心态的恶化。这使得美国人的注意力从真正应该对导致史上最大储蓄短缺问题永久化的人身上移开。美国已经被虚假繁荣的政治经济学惯坏了。它使美国人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过度奢侈的生活。现在，游戏结束了。不管是什么国家，其国民性格的终极考验都是能否在面临重大挑战是躬身自省。美国正在倒行逆施，大玩抹黑他人的游戏。说到底，美国的88个赤字不是一日炼成的。
    （待续）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85期（总第1207期）  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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