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斯：降低投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31期（总第1153期）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通胀与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
     [导读：通胀似乎仍然没有减速的迹象，在连续调控措施之下，3月份的CPI仍然达到了5.4%，人民银行最近又一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了20.5% 的历史高点。通胀会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将有什么改变？部分海外学者进行了各自的分析。我们在此摘录了一部分相关的讨论，供读者参考。]
    纽约时报：中国通胀局势急速恶化的最新信号
     人民银行最近宣布，从2011年4月21号起，将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此，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升至 20.5%，创下历史新高。据星岛环球网转载海外媒体文章综合报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是中国通胀局势急速恶化的最新信号。
     文章认为，尽管治理通胀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而且，在过去7个月时间里，中国央行几乎是每个月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次，并同时上调了存款（鼓励储蓄）和贷款（遏制借款冲动）利率，但是，中国的通胀形势并没有得到改观。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5.4个百分点，几乎是最近三年来的最大增幅。
     总部设在德克萨斯的美国私营全球情报预测机构斯特拉福（Stratfor）的中国经济学家马修?格肯（Matthew  Gertken）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之所以不太有效，是因为政府的措施没有有效的强力措施，原因是政府身处两难，既要维系增长，又要控制通胀。
     他说：“中国政府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问题，非常清楚‘经济过热’或是‘矫枉过正’可能引发的危险。他们一直通过调节和温和调整来避免这两种结果。如果有一天他们担心经济增长的步伐，他们就会增加信贷，另外一天，他们又会要求银行提高准备金率，收紧一点，让步伐放缓一点。他们会一直来来回回这么暂时性地调整，来应对当时当刻最严重的挑战。”他说，高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达到9.7%，在全球经济表现中独占鳌头。虽然中国一直表示，西方国家的接近于零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正在上涨的石油和粮食价格导致了中国的通胀，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通胀的根源是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
     格肯说： “最近几年，中国的货币供应显著增加，信贷也在急速增加。虽然政府在2011年采取了一些收紧的措施，但是问题是银行和一些公司总是能找到办法绕过这些限制，继续提供信贷，  并超出了管理机构的控制能力。而同时政府也并没有全力实施收紧政策，因为他们担心收得太紧，会让经济减速。”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利维（Philip  Levy）认为，中国货币的低汇率也是造成资本流入的一个原因。他说：“尽管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让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只能是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中国，使得货币供应增加，这也给通胀带来了压力。”利维认为，中国的实际通胀率可能高于官方的数据。
     《纽约时报》指出，高通胀正在危及中国作为世界上低成本制造工厂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遏制通胀的努力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受挫，那些依赖中国增长的国际贸易将受到影响，无论是通用电气那样的大跨国公司或是智利铜矿工人都将深受其害。
     利维这样解释高通胀将终结廉价中国产品：“从中国作为供应国的角度来说，你需要看看价格明细表、汇率情况以及生产率状况，不过，中国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也很快。一种办法是，不通过改变汇率来作出调整。即便是汇率不调整，中国的价格上涨，也会有那样的结果，就是使得中国产品更加昂贵，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方的价格就会相对便宜。”尽管如此，利维并不认为迅速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可选的办法，因为这将让经济增长“休克”。
    朝鲜日报：热钱涌入加速  中国紧缩政策效果有限
     韩国《朝鲜日报》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热钱涌入加速  中国紧缩政策效果有限》，记者崔炯硕在文章中写道，国际“热钱”（又称投机性短期资金）不断涌入导致物价暴涨，让中国政府苦恼不已。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物价对策，但因为热钱不断涌入，这些对策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15 日公布的中国3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到5.4%，这是2008年7月（6.3%）后两年零八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月份新增贷款6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34%，包括储蓄、定期储蓄等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16.6%，超过了专家当初预测的新增贷款额（6000亿元人民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率（15.4%）。银行间短期（一个月）贷款利率也从1月底的年8.1%跌至15日的年3.4%，下跌了近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资金充足导致价值越来越低。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政府为控制物价而推行了各种回收流动性政策，但资金却向着相反的方向流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3日指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国内出现货币膨胀现象的罪魁祸首是热钱。从国外流入中国的资金中，1月和2月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78亿美元，略高于往年平均水平（140亿美元）。第一季度（1-3月）贸易收支出现10.2亿美元的逆差，这是2004年后7年来首次出现逆差。这意味着进口以及用于海外的资金高于通过出口赚取的资金。但第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反而增加近2000亿美元，使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经济学家指出，除外商直接投资外，大部分都是热钱。
     今后，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上调利率并容许人民币升值，因此，目标指向利率和汇率差价的热钱有望继续流入中国。路透社18日提及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的“应该增强汇率灵活性以控制通货膨胀”的言论，并表示：“由于市场认为新兴国家货币价值会进一步提升，所以热钱将继续流入（新兴国家）。”
     很多人预测，在无法有效阻止热钱流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逐步减少市面货币量的方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7日表示：“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值，但没有上限。”此话暗示可能会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韩国东洋综合金融证券公司表示：“有人提议一次性使人民币价值提升20%，以打击投机势力，但这样做会使中国出口遭受毁灭性打击，所以是不可能的。今后的政策还将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缩小贷款等回收流动性政策为主。”
    俄罗斯之声：中国能否抑得住制通货膨胀？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网站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能否抑得住制通货膨胀？》，文章认为，中国的供货膨胀愈演愈烈。政府试图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通过货币政策监督价格上涨。但能否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做到这点还得画上一个问号。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保证其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
     相对较低的收入和薄弱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地区，迫使中国老百姓限制自己的开支。在目前这个5年计划开始之前，中国国民的存款额占国民总产值的75%左右，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在出口额降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重心放在了发展国内市场和通过提高人们的收入来拉动内需上。这些因素和消费品进口扩大一起引起了通货膨胀速度的加快。
     价格上涨可能会成为抑制内需的因素，而这不是中国高层所希望看到的。此外，这也会威胁到中国作为劳动力最廉价国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外国经济学家将会提出中国经济模式原则上是否稳定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认为，西方广泛流传的中国模式很快将死亡的传言有些过分夸大其词。首先是通胀率还没有严重到为中国未来担忧的程度，其次是中国高层还掌握着相当多的严格调控经济政策的杠杆。
     对中国而言，当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8%的GDP增长速度的情况才是最可怕的。收入大大滞后于价格上涨将为数亿中国人带来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不得不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食品。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在情况如此演变的情况下，中国将很难避免社会动荡。
    佩蒂斯：降低投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据报道，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3月25日在卡内基基金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说，中国目前的“投资型”增长实际上是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推动的结果。在低利率的作用下，中国每年从家庭转移给银行和贷款者的财富起码占到GDP的5-7%。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并为不良贷款买单。家庭财富减少，自然导致家庭消费下降。
     迅速扩张，受政府指导的投资往往存在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又被巨额隐性的利率补贴所掩盖。他解释说：“这些错配的投资将导致债务提高，债务水平高后，你必须找到可行的办法，其中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家庭财富的转移，也就是通过低利率来实现维持高债务的可行性。我的观点是，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债务水平就会迅速增长，只要债务还在增加，就会对家庭收入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最近五年，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的比重日渐下降，达到令人吃惊的35%的水平。佩蒂斯说，要让消费取代投资，中国政府必须允许家庭从近几十年产生的巨额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只有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目标，  因为投资增速，不良投资累积越多，就必须从家庭中转移出越多的财富来维持投资。
     佩蒂斯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再平衡感到悲观。他说，最近几年，中国政府谈到采取很多措施来增加家庭消费，减少家庭储蓄，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太可能凑效。
     他说：“这些措施已经被谈论了好多年了。我只提之中四项措施，包括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增加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改善金融部门，特别是资本错置的情况，以及中国商务部下个月要出台的提升家庭消费的一个计划。我的看法是这些措施不会太有效，有的甚至都不会得到执行。”
     他解释说，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与减少储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很好，但是储蓄也依然很高。第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影响也不会太大。关于金融部门的改革，由于金融系统在利率自由化和公司管理两大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实际性的进展，因此，金融部门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佩蒂斯对中国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感到悲观。他说，两年前，中国政府对汽车和家用电器方面的补贴只是促进了这两个行业的消费，整体消费并没有得到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副主管斯蒂芬?巴涅特（Steven  Barnett）指出，最近几十年，虽然中国家庭收入迅速增长，但是却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他也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因此影响了公司和家庭的消费方式。与佩蒂斯不同的是，他认为，随着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国家庭的“谨慎性”储蓄会下降，消费会因此增加。
     前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彼得?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他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比重的增加、消费者获得房贷等金融服务渠道的增加、政府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上的投入，以及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增长等都会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也因为将会减少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也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再平衡的动力之一。
    回声报  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劳动市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日前转载《回声报》署名索菲的文章，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劳动市场》。文章就中国经济仍然远离“刘易斯拐点”的论点，引述了巴黎经济学院院长布吉尼翁的评述，布吉尼翁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市场关系的文章指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最近已经出现紧张的迹象：比如去年爆发了本田等工厂罢工的社会运动，工资增长加速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被迫利用外国劳动力。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濒临灭绝，而且经济接近“刘易斯拐点”，但《回声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距离“刘易斯拐点”还甚远。
     文章写道，中国这种发展观在中期内似乎乐观。其实，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劳力过剩存在于中国仍然拥有57%农村人口的经济当中，农村生产力占城镇人口约三分之一，这一情况是否正在消失？文章认为没有什么是那么肯定的。因此，如何解释城市劳动市场上存在着与表面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的矛盾呢？
     其原因之一在于农村人群的差异和移民流动的结构变化。最近迁移的民工更加年轻化，知识化，比他们的长辈家庭负担轻，很容易适应大城市的工业就业条件。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期间，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在农村减少了一半，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中国整个人口当中的跌幅只下降10%。
     中国的民工储备确实仍然很雄厚，中国最近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在未来十年迁移200万人口。但是，这些潜在的中国移民并不利于出口工业，迁移成本比以前的移民潮也要昂贵，通过吸引民工到城里，继续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当今的民工不仅要求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而且还要求有利于移民的高标准行政，经济和社会条件。
     另一个原因，有人根据近20年中国劳动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来看，怀疑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其实，在过去的近些年当中，很少有相关的数据，但这种发展与持续快速增长相结合似乎与工作稀少的地方经济并不相适应。
     文章最后写道，也许距离旨在劳动生产力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可比性的刘易斯拐点还甚远，中国领导人很希望根据世界上的贸易伙伴国的要求，迅速将其经济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而要追求达到这一目标，则更加需要积极的政治愿望和政策，却不是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均等化。
    环球邮报  中国正处在“大减速”边缘
     《环球时报》日前编译加拿大《环球邮报》3月31日文章，原题《为何中国经济可能不久后将“踩刹车”》，作者霍华德?戈德。文章认为，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一切均基于惊人的GDP增速，但如今，中国可能正处于大减速的边缘。
     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做出重大改变。其政府未来五年计划中有两个当务之急：保持价格稳定和促进消费。其中，后者一直是对华贸易存在大幅逆差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最关心的。这是个重大改变。事实上，中国总理曾表示，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7%的增长并不容易。
     自中国开始释放市场力量以来，它就一直处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繁荣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贝姆称，中国的超级增长不会一直持续。他说，当初日本也曾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后逐渐停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5%至7%，虽依然强劲，但不再那样引人注目。韩国的发展历程也大体类似。日本的经济增长是由银行“大规模超贷”人工催生的，并最终导致了股市和房市泡沫。如今，中国正通过同样手段维持增长引擎运转，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受奥运场馆、高铁、机场等投资所驱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金融过剩所人为支撑的……”  
     这一切均使得中国政府的第二个重中之重———促进消费变得愈发困难。中国领导层知道，持续投资将抑制消费增长。对投资拉动型经济而言，你很难知道何时应该停下脚步。许多国家都走得太远，最终将面临艰难调整。贝姆认为，“中国超级增速的黄金阶段似乎将告一段落。”就像中国近来的崛起一样，这同样可能撼动世界。
    CNN：中国经济发展中的3条断层线
     环球网日前编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月21日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3条断层线》，作者尼尔?西恩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学者。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具有3条危及其长期稳定性的潜在断层线：
     一、中国应付得了基础设施泡沫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命令国有银行尽可能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提供贷款。尽管庞大投资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疯狂的支出表明好事也会好过头，其几近荒废的“鬼城”即是例证。
     由于中国的银行必须向一些有风险的项目进行贷款，当此类投资无法取得足够回报率时，贷款就将贬值。为维持银行贷款和高就业率，中国会买下这些不良贷款并将其分散到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最终债权人就是政府。这种银行资产负债的清理方式将导致更多贷款，最终是更大的拖欠。
     二、中国能成为一个创新经济体吗？中国的快速增长源于需求旺盛的全球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但当前世界已不同往昔，发达经济体就业率低下，无法提供能支撑中国增长的消费。同时，逆来顺受的中国劳工开始要求加薪。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始蚕食中国低端市场份额。
     经济理论认为，国家越富就越会随之提升“价值链”，从原材料出口国到制造国（当前中国即处在这个阶段），再利用技术创新发展为高端产品生产国。理论如此，但成为一个创新经济体需要几种至关重要的机制，如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高效的国内资本市场和创新体制等。但是，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不会一蹴而就。巨大研发支出是正确举措，但中国缺乏确保成功的其他机制。
     三、中国能处理好人口和政治的长期挑战吗？人们常谈及中国的经济模式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最严峻的莫过于劳动力快速老化，造成经济增速放缓和退休金需求上升，二者均会加大劳动力人口的负担。
     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是斩钉截铁的“能”。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直娴熟驾驭着经济现代化进程，把僵化的马克思意识形态转变为实用而渐进式的变革。但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应抱有务实态度。不断老化的劳动力、固定的政治体系、透明度不高的银行体制等，是中国将面临的严峻挑战。复制近30年来的经济成就，北京需要实现又一轮完美变革。
    鲁比尼：中国经济何时停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日前编译法国《玛丽亚娜》周刊网站4月14日文章，题为《可以预期的中国经济停顿》，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Nouriel  Roubini）。
     鲁比尼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现在纷纷忙碌于避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远远不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突然停摆。
     他表示，他最近两次去中国，在中国的考察印证了他关于中国经济的观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直到现在为止，均是由大量出口与超低的人民币汇率推动的。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人储蓄持续增长，国内消费不足以及政府一再扩大投资规模。2008年、2009年，当中国出口大幅下跌时，中国仍然继续扩大固定投资。固定投资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上升到47%。但是，问题是，到了固定投资有一天不可能继续扩大之时，经济就会出现停摆现象。
     鲁比尼指出，确实，中国通过扩大固定投资，于2009年避免了日本、德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衰退。2010到2011年，中国固定投资占国内产值的比例已几近50%。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半数产值投入再生产而不出现问题。中国现在投资过剩已十分明显。大量的机场营运不足，高铁载客严重不足，高速公路空空荡荡，等等。中国要避免经济增长停滞，除了提高人民币币值外，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工资，调整税率，对企业征税。但是，这一点看来中国难以做到。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是普通人缺乏安全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等，但是，这一传统解释无法解释中国情况。因为中国储蓄率并不比香港、台湾、新加坡更高。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消费意愿如此低迷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收入占国民产值中的比例过低。
     长期以来，财富由工薪者手中向国有企业大量转移。低下的人民币比值使得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保护了进口企业，也使得企业出口盈利大增，而工薪阶层由于缺乏权利则使得一方面财富转移不受监督，也使得工人工资涨幅远低于生产率的增长。
     鲁比尼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要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必须做到：第一，快速调升人民币币比值，第二，提高工资，第三，减少干预银行利率。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对国有企业征税，只有如此才能将已经从工薪阶层手中攫取财富的失衡状况纠正过来。
     不过，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能够实施上述措施不具信心。他认为，向企业征税，不仅会受到拥有强大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的阻挡，同时，也可能会使一些企业破产。因而，中国政府不会实行不利于企业的政策，仍然会以高投资维持高增长。但是，这种高投资必然会达到顶点，盛极而衰，那时中国经济就会突然停摆，而停摆的时间段应该就在2012年到2013年之间。
    联合早报：改变中国的增长途径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3日发表文章，题为《改变中国的增长途径》，作者为迈克尔?斯宾塞。
     斯宾塞认为，中国正准备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很少经济体能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成功实现这一转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面积这么大而又多元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3月份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为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然而，它事实上并不是一项计划，而是一系列一致且相互连贯，目的是支持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的重点政策——并在五年内或甚至更长久的期间，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文章指出，无论是从内部着眼还是从外部考虑，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新兴经济的增长目前得依赖中国，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主要出口伙伴。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如何贯彻这意味着改革和体制变革的计划。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国家日渐富裕，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偏向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革，将日益被市场机遇和企业家的主动性所驱动。中国也需要建立大量的新型企业。
     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必须让贸易领域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很多任务厂可能还会生存下来，但它们势必会为求存而转移至全球经济的不同环节，或是提升国内生产链的增值：不提升就会被淘汰。此时，名义和实际上的兑换率上涨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疲软的货币政策则将造成困境。
     文章称，必须发展金融领域，让储蓄有更多选择，并且有效率地为新兴和成长的行业提供贷款及资本，而这正是中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需要的（即使在出口行业在技术和附加值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有许多工作会出现在国内、城市的非贸易服务领域。
     但城市化又面临着另一阻碍：限制人口流动和禁止农村迁移人口（估计约2亿人）成为正式城市居民的户口制度。中国政府不愿快速取消这个制度，反映了他们认识到其他地方过快或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过，其他国家的内部人口迁移，一般反映了农村地区缺乏发展机遇，而不是城市有吸引人的机会。
     随着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支持竞争、市场准入、市场准出、市场公开、知识产权及社会保障的法律结构也需要加以健全。要实现在国内及全球经济供应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提升，需要更有效的教育和在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加大投资力度。技术进口和国内创新之间的平衡，将会继续向后者转移。
     文章指出，中国的公共部门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土地、多样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外汇储备、及国有企业的主要股权；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值占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的二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占所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些资产都应该是政府代公民持有，并用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记录是可作楷模的。与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在让公共部门的投资达到可以支持持续高增长上并没有面对什么困难。
     但现在出现了问题。投资只有在取得高私人和社会回报时，才无可非议，并能够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组合，已经不能通过这样的检验。
     公平地说，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传统成本”（源自它们一向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险的责任），及他们在1990年代金融危机时所面对的困境，暂时让他们保留收益，而不通过政府预算来征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情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国有企业的再投资收益不受“高回报准则”的制约，增长最终将放缓。不能达到标准的部分，必须被重新分配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家庭收入，或是关键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
     国有企业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但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却较少。如今，工资和收入不断上升，并似乎已经挣脱了剩余劳动力市场束缚的铁腕，增长模式就需要更多的在可支配收入、更大的政府消费、和高回报投资这几方面展开结构性的需求转变。我们怀疑，但并不确知消费是否会增加。妥善的重新应用储蓄，包括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可以回笼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的投资中。这两者都会增加国内总需求，而且如果总需求的“成分组合适当”，加以投资领域中的低回报成分得以消除，那么，供应面的结构性变化也将被带动起来。
     因此，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重组总需求（不是扩张），以便确保持续增长并避免掉入回报递减陷阱，这也正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改变这种格局需要重组金融体系，根据财政和资本市场的准则以及公司的治理改革为基础，有效地分配储蓄。设计这种体制将成为实现高回报投资和扩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要的，也是中国经济所需的。
    （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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