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就业不复苏，经济能够真正复苏吗？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73期（总第1092期）  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天津达沃斯论坛上的观点集粹
     2010年9月13-15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天津举行，论坛汇集了全球经济界的顶尖人物，讨论了众多的热点问题，并碰撞出大量的思想火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此我们摘录了一部分精彩观点与大家分享。
    一、关于创新
     微创新
     李开复：21世纪创新这个概念，换了一种定义，现在变化的更快，创新的速度将会影响竞争的局面。中国人经常提到一种概念，叫做微创新，世界这十年来大部分的创新都是所谓微型创新，可能有几个例外，有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但这几个例外以外大部分领先的公司都是微型创新公司。
     怎样定义微型创新，第一，开发的快，直接的针对市场，知道你们潜在的用户是谁，尽快应用，不知道所有的问题怎么样回答，尽快了解客户的需求，不断开发新的功能。互联网这个平台可以快速的获取用户的反应，可以不断的创新，几乎是免成本的去创新，开放成本也比较低，有开放编码、有云平台、有电子技术等等技术，三个人仅仅靠几万美元的资金就可以开发新的产品了。
     腾讯是很好的例子。大部分人的梦想可能是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或者下一个谷歌公司，但是大部分TNT领域的创新在中国，而且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会建基于那些巨头的身上，你的创新主要取决于创新的速度和反应的速度。所以现代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大的新东西的概念，特别是并不代表开发一个新的技术，更多的在于给拥护和企业带来价值，创新多的东西可能在于你的经营模式和开发的过程。
     宏观创新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C.奥托?沙尔莫（C.  Otto  Scharmer）：宏观创新也很重要。现在我们集体带来价值，同时，如医疗卫生、贫穷问题也是我们集体造成的结果，让1亿人生活在贫困当中，我们集体造成了这些不想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第一种是因为政府的失灵，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第二是市场的失灵，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的监管，第三，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我们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的对话，这三种都需要协调的机制，协调的机制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进行创新。
     第四种协调的机制需要产生，不是市场、不是政府的监管，也不是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而是基于意识的集体的行动非常关键，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要彼此思考对方的位置，然后找到新的可能性，探讨做事的方式。这种协调的机制需要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争辩、辩论，而是集体的采取行动，这些我们才能够创新，能够在整个系统的层面上进行创新，而并不是在局部进行创新，我想如果能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也鼓励了这样一些项目的开展，比如说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这是非常关键的。
     最重要的领导力的技能，我在教育界可持续性、医疗、企业界都是这么说，从领导的角度来讲是一样的，在不同的行业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不同的参与者结合在，使得他们进行集体的创新，这是我们最缺乏的领导力的技能。集体的领导技能在任何学校是学不到的，在高等教育的大学当中是学不到的，所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差距。
     我们必须要培养出集体的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掉所有的商学院，重新对这些商学院进行设计，把商学院变成三个部门集合在一起的领导力的学校，使得学生能够了解社会、了解技术、了解经济，要年轻人作为司机，来驱动变革，这是我在概念层面上经常会说的。好的结果来自于好的制度，结果的质量取决于关系的质量，而关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的质量、知识的质量。
     什么叫做思想？什么叫做意识或者思想呢？也就是说把一群人集合在一起，我认为集体的领导、创新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个起点上，有同样的意识，让他们通过一个大的系统，整个小组对于生态系统是非常了解的。这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创新的过程，不能解决这个差距的话，我们就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产生的结果是我们不想要的。
     创新是一种原则
     美国LRN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多夫?瑟德曼（Dov  Seidman）：创新是一种原则，原则非常重要。，我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则，作为一个新的领军者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含义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创造好的公司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如果有人问你，你是非常的成功对吧，你如何把你的企业做大呢，如何能够变得更大不会失败呢？大就不会失败，这是一个错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坚持伟大的价值，伟大的价值非常的关键，但是仅仅做大是不够的，你应该把这个价值变成你的企业的DNA。
     我们也和另外的一个技术公司进行了沟通，我问他他们是如何把公司做大的？他说我所雇佣的每一个工程师我都会和他面谈，因为我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符合我们公司的文化，对于任何企业当中的流程，你是不是都百分之百自己做呢？我问他，他说不是，我做大的分子就是通过人来做大的，每个人都要保证他坚持我的价值观念。对于新的领军者来说，你要了解，你也要保证你的每一个部分都要遵守价值，我们必须也要能够适应。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危机，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危机，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领导方式的一种危机，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着破坏性的时代，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件，同时我们应该把脚放在地上，脚踏实地，我们的行为应该脚踏实地。
     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在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有很多彼此影响的方式，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是相互连通的，如果我们在道德方面不互相尊重的话，一方面一个人做的事情，他做错了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比如说在美国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安全问题，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相互依赖导致我们道德的相互依赖，所以在关系层面上我们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这种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可以持续呢？是不是有意义呢？
     什么叫做情景关系？情景关系指的是我现在所想的，我现在见到你将来不可能再见到你，但是我想可持续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基于可持续的价值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信任、诚实、透明度，这些价值使得人人的关系得以发展。没有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
     我想讲几个创新，如果大家统一的话，我想讲的是可持续的价值，这些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第一个创新就是，并不是人创造新的技术，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人的创新，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创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我觉得人性的创新更为重要，不是人的创新，而是人性的创新。
     比如说当Windows操作系统安装好了以后，我们有了Word、有了幻灯片、有了邮件等等，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包括灵活性、创新，这些都是世界需要的，但是我们人的操作系统还是19世纪的，我们管理人的方式、管理人的政策很多都是劳务的，这样不客观使我们在这个操作系统上使用人各种各样的应用，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涉及到每一个方面，涉及到ERP、HRM等等，组织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应该进行创新的创立，包括我们如何进行合作，我们如何相互依存，我们的文化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应该得到解决。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组织要关注他的文化，不应该让文化仅仅是自然的发生，在CEO确定一个上面的基调是不给的，我们要在整个组织层面上宣传我们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我觉得文化不仅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文化，可持续的文化非常重要，放入可持续的价值，并且坚持在你的组织当中通过你的雇佣制度，保证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一个能够影响和激励他人的领导人，这样才能够建立基本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的工作，可持续性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二、全球经济展望
     新兴市场引领全球经济
     纳利曼?贝拉维什（Nariman  Behravesh）：第一，我对整体的世界经济非常的乐观，如果说一杯水的话，是2/3填满了，当然我们的目标还会放在空的1 /3，美国停滞不前，欧洲南部有后退的迹象，中国有房地产的泡沫，尽管这样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基本愿望还是感到很乐观的，我并没有觉得有脱钩现象，新兴市场并没有和西方的发展脱钩，危机期间那些无辜的新兴市场没有很高的杠杆率，那些经济体一样受影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们有更多的、更好的机制，所以他们复苏的速度、复苏的势头更大。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走的越来越稳定了，因此我们就应该更积极的去看新兴市场的今后18个月的前景。
     第二点，有关相对水平。世界经济现在是一个大周期的中间，刚经过很重大的波折，20年前总规模31万亿，金融危机期间已经增长到61 万亿，发展中世界有9亿人已经脱离贫困，虽然危机期间有其中的1亿人重新变成穷人，而且总规模下降到50多万亿。但根据预计，明年就会恢复到危机前的规模，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一定的难关，但不能低估危机长时间的影响，特别是减少杠杆造成的影响。现在大部分增长是由新兴市场驱动，像最近几年一样，根据渣打的预计，2014年前，亚洲在全球增长所占的比例比西方世界的七大国家要大，GDP重要，贸易也很重要，在危机中，贸易是首当其冲，峰值是08年的4月份，然后就下降21%，09年5月份就探底，今年6月份的数字就表明，贸易总量恢复到危机前的98%的水平，下一个数字出来的时候，大概恢复到100%。 20年前亚洲的出口量80%输入到西方，现在只有2/3，现在区域间的贸易更多，亚洲内部的贸易，亚洲和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贸易量都加大了。
     第三是挑战。在乌兹别克斯坦今年召开的世界银行的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说，亚洲想实现他的潜能还需要今后花8万亿美元来做基建，中国有这些钱，印度已经开始大兴土木，其他国家也许也会。资金流入也是一种挑战了，规模也是，他们的性质也在变。新兴市场的股本流入基本上保持稳定，所有那些经常项目，对美国保持稳定的国家都是因为债务，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大的一部分，接近两层的债务是由外国人持有的，所以一方面有外国的钱大量流入，但另一方面，今后会有更多亚洲人的储蓄留在亚洲内部投资，亚洲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保罗?舍尔德（Paul  Sheard）：世界经济有两种复苏，一方面，全球的复苏还会继续下去，今年会有5%的增长，但是在发达世界，今后几年就会严重缓慢。尽管这样，这个危机发达世界好不容易走出长期市场的阴霾，反而在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还有印度，复苏的比较快，令人受鼓舞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有以下几个：第一，危机前的状况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很多经济学家很早就警告，说太多的增长是依赖于美国的家庭消费，第二，我们在危机中很清醒的认识到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世界，脱钩的说法就被否决了。从峰值到最低值的GDP 增长变化，美国4%的差距，欧洲5%的差距，日本也没有在危机最严重的地区，虽然这样，它的GDP增长率只下降了8.5%，另外有很多新兴市场也首当其冲。第二，我们也看到新兴市场中国、印度是在增长最高的名单上，可以快速增长，好像是脱钩的关系。按这是因为新兴市场一些基本的发展而带来的这些增长，但是这些增长应该是基于国内需求的增长才能够持续下去。
     第二点，增长的驱动因素。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全球的增长是来自于新兴市场，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增长，根据我们的计算，我们使用的是购买力评价这样的数字，而并不是按照汇率进行计算的，我们是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进行计算的，我们预测2012 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1/3，如果加印度会变成  45%，而印度对增长的贡献率会相当于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新兴市场会贡献3/4的增长，这反映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全球经济的融合的过程。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快速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全球经济当中重大的份额就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他们会对全球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势。当然这带来一种特别的含义，就是说这些经济体，包括中国，现在对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尤其会带来对全球经济非常大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中国投资放缓的话，这就会对整个亚洲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整个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中国不再是一个小的国家，中国的这些经济增长对全球世界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三点，回到全球重新平衡这个话题，好的消息是，这个重新平衡的过程正在进行，这是一个慢速的过程。这个危机告诉我们，重新平衡非常必要，是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中国在这里也非常的关键，在2008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赢余大概是10%的GDP的份额，现在和2011年会进一步的下降，大概会占2%左右。美国的赤字占GDP的6.8%，这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但是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日本现在经常账户的赢余大概是占GDP的4%，而且是在增长，这是因为通胀的原因，通胀会使得国内需求比较薄弱，日本很多的储蓄都进入了银行、进入了投资链。最后一点，对全球的重新平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缺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平衡的过程。
     美国的就业不复苏，经济能够真正复苏吗？
     如果美国在2011年复苏的时候，不能产生就业怎么办？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美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当中，经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根据GDP的角度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失业率是非常地高。从产出的角度来讲，美联储还有财政部门看到美国的产出已经接近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而大部分的大的工业化经济体目前还是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所以从经济产出的角度来讲，从GDP角度来讲，美国的恢复还是不错，当然我们讲美国在复苏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另外看劳动力市场，看德国的情况，英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做很多努力，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保护劳工的利益，帮助他们找工作，帮助劳工修复就业，在美国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看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增长要达到3%以上才能够出现就业的恢复。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性，有一种可能表现非常好，就是美国的企业有很多的现金，利润非常地高，他们开始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这也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太谨慎了，太紧张了，所有的美国企业总觉得还需要再等一等看，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金，不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进入新一轮的衰退甚至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紧张了，才需要来讨论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商借领袖怎么应对后面坏的可能性。
     乔舒亚?库珀?拉莫：现在研究失业率的特点和特性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经济的结构在发生变化呢？还是别的什么样的原因，究竟这背后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高的失业率。还只是一个周期性的情况，还是究竟深层次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
     马丁?沃尔夫：在美国做了很多辩论，很多人有观点的分歧。凯恩斯学派的支持者，他们讲完全是周期性的变化，其实美国的基本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需求和供应方面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需求大幅度的上升，如果美国的企业进行大量的投资，肯定会产生新一轮的就业，这个只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现在需求不足。另外我们前一段时间产生的大规模的信贷宽松的环境，后来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前在信贷泡沫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就业，就消失了。所以这种建立在泡沫基础上的就业消失之后，就会产生目前高水平的失业率的数字。这个是一种观点。另外，当然有人认为可能是结构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需求是很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临时性的失业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未来两年、三年、四年，可能就慢慢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技能也慢慢消失了，他们的需求可能永远性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暂时性的需求不足，可能慢慢会产生一种比较持续性的效果。即使是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性的失业，可能会引发结构性的变化，普遍导致某些就业岗位永久性消失甚至导致有些人永久性的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会产生最终的实质性、结构性变化的结果。
     迈克尔?D.安东诺维奇：洛杉矶和我们加州其他53个郡一样，整个州的赤字是200亿美金，现在已经过了70天，这个预算还没有出台，现在加州提出了一个建议，那些坐牢的时间还只剩下三年以下的犯人，他们是要费用由州和郡来共担，我们也是有提前释放的要求或者想法。我们共有88个城市，洛杉矶是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我们有150万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并不叫做城市，而是叫做所谓的公司组成一样的社区。我们现在是2300亿的预算，如果是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不给我们相应的支持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要提供市政服务，如果我们不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就会被诉讼，因为我们一些服务是根据法律必须提供的。
     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些要求，做的工作，如果是州以及州政府不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支持的话，我们必须免除这些法律责任，否则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要负责种种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是从你出生到你死亡，我们都是要负责照顾市民的。我们还有养老金问题。可能和你的服务提供商都有某种契约的义务。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性。
     而且刚才提到了很多服务可能出现问题，我们也有9%到10%的失业率，加州的中部它的失业率几乎可以和底特律媲美，一些地方变成荒地。
     乔舒亚?库珀?拉莫：为什么，难道对产品的需求下降了吗？
     安东诺维奇：之前是渔业出了问题，所以就减少了水的面积，后来变成了荒地。这也是涉及到很多的联邦、州政府以及立法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影响到了加州中部。在加州南部，我们一直是缺水的，是严重依赖水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还可能出现超通胀的问题。而这些本地政府是要提供其他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安全等，这确实非常地为难。现在这种高失业率就必须要求政府做得很好，把失业的人能够提高，但是实际上高失业率让事情非常地恶化。很多的问题是更高层次的，政府所造成的，他们大肆地铺张浪费，但是最后出现一些问题，反而让我们低层一级的政府要来承担这个后果。
     乔舒亚?库珀?拉莫：现在谈谈对高失业率的问题，大概一年前奥巴马政府曾经说绝对不会超过10%。
     玛格丽?克劳斯：这是政府在预期未来情况的时候，使用了一些传统的工具，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非传统性的，很多人没有看出这种问题，美国现在是结构性的失业。
     安东诺维奇：政府要使失业的情况有所缓减，有三个大概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产生需求，创造内需这是很重要的。你需要有非常庞大的或者更加积极的一套配套措施，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地积极，来刺激产生大量的需求。第二，你需要去设立一个在微观层面的刺激性或者激励性的措施，这种激励措施或者激励政策往往能够刺激企业也好或者其他组织也好，来更多地聘用相关的人员，包括税收方面的激励措施，或者对一些开支的政策结构进行调整，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激励政策。
     从美国现在的情况来讲，其实目前的这一轮的经济衰退是很微弱的经济衰退，不是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真的可持续吗？
     尼克?戈文：可持续发展是否让你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还是说可持续发展总是能让你们盈利？
     施正荣：因为我所在的行业是可持续发展，我们是依赖可持续发展给我们盈利。比如说在中国政府，地方政府，长江三角洲的政府，有些政府已经决定要去关闭污染型的企业，比如在我所在的无锡市，过去三年当中，每年政府都会关闭600家企业。
     尼克?戈文：你是否感觉到人们仍然是有阻力的，很多管理层的人觉得走向可持续发展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施正荣：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感觉。
     哈里?S.巴迪亚：如果我们衡量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首先从经济角度，要找到利润，从环境层面上，我们觉得要进行初始投资，长期显然是能够盈利的，在社会上我们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因此在这个角度，可能会获得更多长期的阻力，因此企业应该到了共同价值，也就是让企业和社会群体都能够受益，特别在印度4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觉得合作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投资，从而把我们拥有的一些能力扩散到社区公众当中，但是我觉得长期会获得很大的回报。
     斯利达（Sridha）：对于财富500强的企业来说，显然绿色产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做出购买决定的话，那是由CF来决定的，完全取决于投资回报，像沃尔马这样的公司，如果无法带来回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去进行这方面投资的。
     詹姆斯?E.罗杰斯：像美国的电力价格，在过去50年当中保持不变，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看一下未来的20年，实际的电价将会增加，因为一些旧的火力厂将会淘汰，价格会上涨。因此将我们这种转型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因为最后当你进行监管的时候，如果电价在上升，你可以看到可能会减少回报，而且带来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是美国最先建立煤气化工厂的公司，我们开始用的GE公司的技术，我们觉得只需要花20亿美元，但是我们花了 28亿美元，我们的风险在于额外的8亿美元，目前还没有决定这部分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回报。但是我们冒了这个风险希望能够推动技术的升级。同时我们也能够利用现有的煤，美国的煤资源也是相当地丰富，但是这还是风险，我们也已经承担了这个风险，而且我们是冒着额外投资的风险。但长期而言会帮助我们省钱。
     成思危：也许短期而言他们觉得亏损，但是长期而言，显然是符合成本效应的。尽管它存在着一些阻力或者说一些懒惰的惰性，但是我们政府是下定了决心，因此我们决定在今年年底人均GDP的能耗将会和2005年相比减少20%，如果做不到这点，这家工厂就要关闭或者CEO受到惩罚。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尽管存在着阻力，但是至少并不是反对的。
                                                 （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0年第73期（总第1092期）  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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