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印记：方言与劳动力流动

    中国历史悠久、方言众多，方言的形成起源于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前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两地间的方言距离反应了两地在人种起源上的亲缘关系。那么，这种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前的亲缘关系，是否到现在仍然产生作用呢？我们通过考察方言距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来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利用最粗略的方言分类，初步考察了劳动力在同一方言内部和不同方言之间流动的比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4年末，中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9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1.8%和18.5%。我们对流动的劳动力按照其方言来源和方言去向，分别计算在每种方言内部流动的劳动力比例以及各方言间跨方言流动的比例，结果显示：大多数劳动力在同一汉语方言大区内部流动。例如，从官话地区流出的全部劳动力中，有68%在官话内部流动，而流向其他各方言大区的比例均低于10%；从晋语地区流出的劳动力有50%在晋语内部流动；客话地区有56%的劳动力在客话内部流动；粤语内部流动的劳动力占64%，等等。
    那么方言距离为何会影响劳动力流动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语言沟通。讲不同方言的人们相互交流不便，方言通过影响语言沟通阻碍了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然而事实上，尽管中国的方言“南腔北调”，文字却是共同的，即使方言可能会阻碍语言沟通，文字沟通并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自建国以来就开始实施的推广普通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为消除不同方言间的语言沟通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语言沟通实际上并不是方言距离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渠道，我们后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现有研究，方言距离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渠道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认同效应和互补效应。就认同效应而言，人们天生就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缺乏安全感，因而表现出排斥或不认同。因此，对劳动力而言，当潜在目的地与其出生地之间的方言距离越远时，他将越担心在当地可能发生的意外，对它的认同感越低。因此认同效应反应了方言距离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作用，这是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
    在劳动需求的角度，则表现了互补效应。这是因为，不同的方言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跨方言的劳动力流动为流入地带来了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在某些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对企业有利的技能互补。因此，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来讲，方言距离促进劳动力流动。
    通过将认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引入一个简单的劳动力流动决策的模型中，我们推导发现：随着方言距离的增大，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概率将先增大、后减小，呈现出倒U型。于是我们对这一发现进行了实证检验。
    我们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微观数据库。第一步、利用《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集》，我们通过沿着汉语方言家谱图赋值的方式，得到了中国2356个县两两之间的方言距离；再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我们对县县间方言距离加权得到了278个地级市两两之间的方言距离。第二步、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的劳动力流动信息，我们整理出了劳动力第一次跨市流动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所在的地级市。第三步、把第一、二步的工作匹配起来就得到了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不流动个体13867个，跨市流动的个体有1555个，市内不同县间流动个体219个。流动者所跨的最大方言距离为跨方言大区；最小方言距离为在属于同一方言片的不同县间流动。
    基于这个新的微观数据库，我们估计了劳动力跨方言的流动模式。采用Probit估计方言距离对劳动力是否跨市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时，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方言距离每增大1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区之间，方言距离每增大1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降低3%左右；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最优方言距离是跨方言区、但不跨方言大区。无论是更换不同的估计方法，如Logit模型和LPM模型，还是考虑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劳动力跨方言流动依然呈现倒U型。
    不可否认，地理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方言和劳动力流动。当两地间地理距离越远时，方言距离也有可能越远，同时也会影响现在的劳动力流动。从方言形成的角度看，当某地的地形越复杂、越容易形成地理隔离时，当地的人流不出去，外面的人也流不进来，因此当地与其他地方的方言距离越远，同时也不利于今天的劳动力流动。为了排除地理因素，我们进一步控制了两地的经纬度、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等地理因素后，劳动力跨方言流动依然呈现倒U型。
    最后，我们尝试识别了方言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由于数据所限，我们无法对认同效应和互补效应进行直接检验，但是我们利用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尝试控制方言具有的语言沟通功能。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方言距离是通过语言沟通来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那么当劳动力的普通话水平提高时，语言沟通的阻碍作用就不存在了，方言距离的抑制作用将减小或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所讲的方言与普通话越接近，语言沟通障碍也将越弱。反之，如果当我们控制了普通话水平和所讲方言与普通话的相近程度后，方言距离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则说明不是通过语言沟通这一机制。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普通话水平后，劳动力跨方言流动依然呈现倒U型。
    中国劳动力跨方言的流动模式是稳健的，揭示了几百年前乃至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及其行为。因此，对我们当今的城市化而言，“人的城市化”不仅是公共服务的可达与均等，更是人的认同与归属。